＂张秀华，你怎么跟个木头人似的，站这儿傻愣着干啥？＂

那是1972年的盛夏，我站在师文艺队大门口，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介绍信，心里直打鼓。

＂快进来吧，我叫李巧玲，是文艺队的老队员了。＂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兵笑眯眯地迎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手。

那会儿我刚满18岁，穿着老妈给缝的蓝布褂子，背着缝了补丁的帆布包，像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姑娘。

临走那天，妈硬是塞给我一个布包，里头是她省吃俭用攒下的20块钱。

＂闺女，路上饿了就买点吃的。＂妈的眼圈都红了。

我一口也没舍得吃火车上卖的茶叶蛋，就靠妈给带的咸菜馒头打发。

刚进队里那阵子，我啥也不懂，连站军姿都不会。

李巧玲看我可怜，主动当起了我的＂大姐＂，手把手地教我。

＂秀华，咱们文艺队跟别的连队不一样，要学的东西可多着呢。＂她一边给我示范动作一边说。

每月发的7.75元津贴，我都小心翼翼地存起来，想着能帮补家用。

那时候队里条件艰苦，十几个女兵挤一间宿舍，连个像样的镜子都没有。

李巧玲从家里带来一面小圆镜，成了宿舍的＂宝贝＂，大家轮流用来梳头。

＂秀华，你这嗓子条件不错，就是太拘谨了。＂文艺队的王指导员经常这么说。

我就琢磨着啥叫放开了唱，晚上躲在操场上偷偷练声。

有天半夜，李巧玲披着军大衣找到我：＂傻丫头，大晚上的把嗓子练哑了可咋整？＂

她教我气息发声，一教就是一个多月。

那年冬天特别冷，练功房里没暖气，我们就穿着棉袄练基本功。

手扶着把杆，一遍遍地压腿，疼得直掉眼泪，可没人喊苦。

李巧玲总说：＂想当好文艺兵，这点苦算什么？＂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慢慢适应了队里的生活。

每天早上5点起床，跑操、练功、排练，晚上还得加练到10点多。

有时候手上起了血泡，脚底磨出了泡，都得坚持。

记得有回去边远连队慰问演出，天黑路滑，卡车陷进了泥坑。

大伙儿二话不说，全都跳下车推，裤腿上溅满了泥巴。

到了连队已经是深夜，可战士们还在操场上等着。

看到他们期盼的眼神，所有的疲劳都烟消云散了。

1973年春节前，队里准备了台大型文艺晚会。

我和李巧玲搭档演二人转《小拜年》，排练了整整一个月。

演出那天，李巧玲突然发起高烧，可她硬是挺着。

＂大夫说至少得卧床三天。＂我急得直掉眼泪。

＂别废话，打针，我这就去化妆。＂她红着脸说。

那晚她打了两针退烧针，硬是把节目完整地演完了。

散场后，她一下子瘫在椅子上，额头烫得吓人。

那年夏天，家里来信说弟弟要升初中，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

我二话不说，把存了快一年的津贴都寄了回去。

李巧玲知道后，把她的津贴也给了我：＂姐妹之间，别说两家话。＂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走南闯北，演了无数场慰问演出。

有时候在露天舞台上，顶着烈日表演。

有时候在田间地头，用简陋的道具布景。

可每次演出，我们都使出浑身解数，因为台下的战友们太需要这些慰藉了。

1974年，我们文艺队获得了军区汇演一等奖。

回来的路上，李巧玲告诉我她要转业了。

＂秀华，我要回老家当民办教师了。山村里缺老师，组织上觉得我能胜任。＂

我一下子愣住了，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

李巧玲抱着我说：＂记住啊，不管干啥都要认真，就像咱们演出一样。＂

临走那天，她把那面用了两年多的小圆镜送给我。

镜背上刻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给我最亲的妹妹。＂

转眼到了1975年，我也学会了照顾新来的女兵。

看着她们青涩的样子，就想起自己刚来时的模样。

有天晚上，又听见操场上传来熟悉的歌声。

循声走去，看见个新来的女兵正在月光下练嗓子。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轻声问。

＂报告，我叫孙桂芝。＂她紧张地立正。

＂别紧张，来，我教你气息。＂看着她的样子，我想起了李巧玲教我的那些日子。

日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去。

1976年，我当上了文艺队的队长。

办公桌上一直放着李巧玲留给我的那本歌谱。

扉页上她的字迹已经有些褪色：＂给我亲爱的妹妹秀华，愿你永远保持对艺术的热爱。＂

这些年，我带出了好几批文艺兵，看着她们从青涩到成熟。

每次有新兵入伍，我就想起自己当年的模样。

李巧玲在山村教了一辈子书，每年都给我写信。

信里总会问：＂秀华，你还常唱歌吗？＂

我也总是笑着回信：＂姐，我不但唱，还教着新兵唱呢。＂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我也要退休了。

看着队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昨天，又收到了李巧玲的信。

她说要来看我，还说要带她自己腌的咸菜。

时光飞逝，可那些年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

那个每月7.75元津贴的年代，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大家的心是热的，情是真的。

人们常说，青春易逝，可那些年的歌声，那些年的笑语，那些年的誓言，都化作了心底最美的回忆。

有人问我后不后悔当年的选择，我总是笑而不答。

因为我知道，那些年，我们用青春谱写了最美的歌，用真情传递着最暖的爱。

这辈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