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斯马林
1924年1月12日，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申报》第三张上，以“西安通信”为署名，发表了如下一段新闻：
“西安卧龙寺内，旧藏明代钦赐全部藏经，近被康有为以胁迫、抢夺手段，尽数用车拉去后，群情异常愤激......康氏则曰：‘法庭敢传讯我乎？’随侍康氏之弟子邓纲重见陕人坚欲索还，愤然曰：‘此藏经如坚阻不准运，宁愿付之一炬，决不璧还。’陕人闻此，情愈愤激。”
康有为
同年1月29日，北京《顺天时报》报道康有为赴湖南、湖北时，用的标题是耸人听闻的《盗经之圣人康有为仆仆往来湘鄂》，直斥康有为“盗经”。
后来，《金刚钻》月刊在发布康有为去世的消息时，还要写上一句“忽而之陕”，并附了一篇题为《圣人死，大盗止》的评论。
“圣人”在西安的短短几个月，摇身一变成了“大盗”，真是个多事之秋。
01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9月21日，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仅持续了103天即宣告失败。10月24日，康有为由上海吴淞转道香港，逃往日本。1913年12月，康有为终于结束了16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家乡广东南海。次年7月，康有为到了上海，在这里一住就是8年。
康有为在上海时的住所辛家花园
十几年的海外流亡，已经渐渐磨平了康有为曾经的棱角。1917年，北洋军阀“辫帅”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兵进京，7月1日，康有为与张勋共同拥立末代皇帝溥仪复辟，但仅仅12天后即被皖系军阀段祺瑞的“讨逆军”击败。康有为被段祺瑞列入通缉“黑名单”的次席，而此次段祺瑞出兵的《讨逆宣言》居然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当年曾与康同为维新旗手的梁启超的手笔，直称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这让康有为极为不爽，怒斥梁启超是“枭獍之心”，两人就此反目。
梁启超
经此一事后，康有为的志气越发消沉。1918年开始，康有为在茅山（今江苏镇江市一带）等地购置土地、开办公司。但因不善经营，亏损严重。加之康有为家中还有5名妻妾、6个未婚子女要养活，此外还有几十名寄食的门客，一年下来的花销在2万银元以上。而康有为当时只有卖字画、藏品这一项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自然是入不敷出。因此康有为晚年时常在各路军阀之间游走，与他们拉关系以谋取利益。
吴佩孚
1923年4月19日，康有为赶到洛阳，为三天后过五十大寿的吴佩孚祝寿，并献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吴佩孚对此联甚为满意，向康有为三鞠躬以表谢意，并写信给时任陕西督军刘镇华，介绍康有为赴陕。
02
刘镇华原为镇嵩军统领，其人为人圆滑、八面玲珑，在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等多个不同的势力与派系之间都能左右逢源。因此仕途通意，一路高升，由一介土匪居然一直坐到了陕西省长、督军的位子上。刘镇华是个大老粗，却喜附庸风雅，此番吴佩孚邀康有为来陕，又可以帮助刘振华标榜一下自己的“礼贤下士”，双方自然是一拍即合。
刘镇华
1923年10月，康有为先过潼关，游览华山之后，于30日抵达西安。刘镇华为“康圣人”准备了最高级别的接待，入城时，刘镇华亲率各界名流在东城门外迎接，并命令沿途市民高呼“圣人”。康有为下榻的“中州会馆”（故址位于五味十字中段，其中一部分现为西安市第六中学），之前已被粉刷一新。其在西安足迹所到之处，无不前呼后拥、排场十足，时人谓之“所过之地，不下前清皇差”，完全是皇家的规格。
刘镇华的隆重款待让康有为瞬间仿佛找回了年轻时的那种意气风发，他在西安聊发少年狂，四处走马灯一般地题字、演讲，易俗会、青年会、孔教会、农会、旅陕粤籍同乡会、万国道德会......都留下了康有为的身影。而康有为在机场的演讲，刘镇华甚至亲临现场主持。康有为在西安，不是在演讲，就是在去演讲的路上。其间还为西北大学题写了匾额。
西安大兴善寺康有为所题“应无所住”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康有为所研究的是儒学，而那个年代鲁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所发起的“反孔教、反文言、抵制儒家学派”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兴盛了好几年。西安作为西北重镇，在当时也是接受新鲜事物较早的地区。“康圣人”的那一套“孔学”在西安并不怎么吃得开，很多人讥讽他的演讲“非隐涉复辟之政治，即非驴非马之科学”。加之康有为说话带非常浓厚的广东口音，多数人都是有听没有懂。甚至经常有人在康有为演讲中途就跳窗户离开，弄得现场气氛极为尴尬。
总而言之，经历了复辟丑剧之后，康有为在舆论界的形象一直就不怎么正面。外加刘镇华之前在陕西一直横征暴敛，不得民心，还因克扣教育经费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刘运动”。西安文坛跟刘镇华早有积怨，此时他对康有为这一“复辟狂”礼遇有加，当然也会引起文人们的不满。
当然，无论如何，康有为在西安的这段时间，刘镇华还是把表面文章做得很足。不出意外的话，“康圣人”的西安之旅还是可以在纸面上有一个圆满的收场。但是他11月在卧龙寺的一次演讲，却让这次行程整个变了味道。
03
卧龙寺位于今西安柏树林，始建于东汉末年，隋朝时名“福应禅寺”。唐朝时“画圣”吴道子来此拜佛，并在此画了一幅观音像，遂改名为“观音寺”。到北宋时，该寺住持惟果善睡，终日长卧寺中，人称“卧龙和尚”。久而久之，宋太宗便下旨改名为“卧龙寺”，之后渐渐发展成为西安城内从事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
卧龙寺
11月29日，康有为应卧龙寺佛教会之邀演讲。在僧人陪同下游览藏经楼时，意外发现此处藏有一部明朝御赐的宋版《碛砂藏经》。
《碛砂藏经》是南宋时代私刻大藏的最后一种，从宋到元历时整整107年才全部刻完。由于刻版地点在平江府陈湖中碛砂洲延圣院（今江苏苏州吴中区一带，后改名碛砂禅寺），因此得名。全藏按《千字文》编册号，起于”天”字，终于“终”字。共591函，收录各种佛教典籍1532部，共计6362卷。
大约在民国初年，西安的《碛砂藏经》分别保存在开元寺（故址位于今西安开元商场附近）和卧龙寺两处。1915年，开元寺所藏的《碛砂藏经》也被运往卧龙寺一起收藏。然而当康有为发现这部《碛砂藏经》时，其保存状况却不容乐观：经书被随意堆放，有些经卷残缺不全甚至生了蛀虫，还有部分经书内页的天地被卧龙寺内的僧人剪去当了鞋垫。很显然，当时的人对于这部大藏的价值缺乏足够认识，也没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碛砂藏经》书影，现藏于陕西省图书馆
康有为作为一代学人，又是藏书和版本鉴定的大家，翻阅几卷后，便断定这套《碛砂藏经》是海内所罕见的孤本书，价值很高。于是向时任卧龙寺住持定慧发出“此经已如断玉，若不即刻抢救，将成齑粉”的责难。定慧坦言：卧龙寺早在清道光年间就一度荒废，甚至成了戏班子的驻地。外行人大都不明白此套大藏的珍贵，往往随意处置，导致散失不少。他也早有心整修这部大藏，苦于资金短缺，且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有心无力。
张扶万
康有为见此，便提出由他负责筹集资金，整理补齐此套经书出版。西安没有照相、制版、印刷的条件，可以先运到上海，再依据他所藏的元朝普宁本、北京松坡图书馆的宋朝思溪本、叶恭绰所藏宋朝景定陆道源本、福州涌泉氏所藏元朝亦黑迷失本以及狼山之明朝永乐本等善本补齐，影印出版，置于杭州西湖别肇。不失为一件弘扬佛学的善举。
康有为此语一出，随行的他的弟子张扶万便立即随声附和，盛赞“恩师所言极是。此举若能实现，实在功德无量”。康有为又提出，此次绝不白拿，而会以北京内府佛藏经、哈同园藏经、商务印书馆续藏经各一部进行交换。待付印完毕后，再回赠一部新经。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定慧虽然有些动心，但还是不敢擅专，召集佛教会的20多位同仁商量后，才同意下来，于是双方签了合同。很快，康有为即派人来把这些经书全部装车运走。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各种阴差阳错之下，康有为最终还是没能把这批经书带出西安。至于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则是说法不一，疑云重重。
04
合同签订后，康有为担心定慧反悔，于30日晚即命弟子张扶万带着17辆军用卡车前往卧龙寺装车。押车的军人不懂佛经，把很多卧龙寺中所藏的其他经书也一起装了车，引发在场僧人的不满，而康有为又不在现场，导致场面十分混乱。
当时，《新秦日报》也有记者刚好在场，第二天此事就上了报纸。加上当时西安的道路条件不好，装书的卡车一路颠簸，很多经书掉在路上，被市民拾获。于是“康圣人盗经”之说迅速流传开来。陕西士绅对此事感到震惊，纷纷前往卧龙寺查问，定慧如实相告，此事传得沸沸扬扬，西安各界均对此事极为愤慨。不过，“康圣人”毕竟名声在外，又是刘镇华请来的贵客，考虑到督军的面子，士绅们还是希望此事能尽量低调处理，大家脸上都好看些。
很快，陕西思想进步的开明人士在水利大师李仪祉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了“陕西文物保存会”，李仪祉和西安红十字会会长杨叔吉以代表身份去请省议会议长马凌甫对此事给予支持，声称“康有为派人搬走不在签订合同之内的经卷，就是盗窃行为，需追究其法律责任。”马凌甫与省议员兼法院律师陈松生都表示同意。陈松生随即以文物保存会的名义向地方法院起诉康有为，同时分别通知省内外有关人士，请予声援、支持。
李仪祉
陕西地方法院受理此案后，很快便给康有为发了传票。但康有为对此事极为恼火，拒不出庭。不久，康有为带着《碛砂藏经》悄悄离开陕西，结果刚走到潼关就被追上。追兵大喝：“人可以走，书得留下！”事已至此，康有为只能认栽，把所有经书交还。
思想家、教育家梁漱溟在《忆往谈旧录》中也提到此事：“在西安逗留期间，常去卧龙寺盘桓。某日与寺僧交谈中，得知康有为尝来此寺，将珍藏于寺中的部分佛典径自携去据为己有。康有为海内知名，寺僧敢怒而不敢言。我闻知此事，深感不平，返京后遂为此往访黄远生，以依据法律维护卧龙寺权益问题请他给予指点......”
这种说法比较流行，但还有不少疑点：比如《碛砂藏经》虽然卷帙浩繁，达6300多卷，但无论如何，居然要用17辆大卡车来运，也未免太多了。再者，这部《碛砂藏经》既是“明朝御赐”，为何却又是宋版？最后，据梁漱溟所述是“1912年事”，时间上对不上。
看来这“盗经”的真相，怕是并不简单。
05
据时为省议会议长的马凌甫回忆：当时康有为并没有用“17辆卡车”来搬运经书，而是只派了一辆轿车。而且定慧告知康有为误装了很多《碛砂藏经》以外的经书时，康有为也很快表示会仔细查点后归还。只是因为走漏了风声，加之康有为在西安时架子太大，倨傲无礼，得罪了文坛的不少人。因此不少人趁乱借题发挥，结合康有为之前在西安一系列对文物“巧取豪夺”的行径，将其渲染为“大盗”。甚至连上海的报纸上，都刊出了丑化康有为的漫画，题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马凌甫
西安各界在一边索要经书的同时，一边还与全国各地媒体联系，以致此事越描越黑。康有为一度非常愤怒，命弟子邓毅发声：“康圣人走南闯北，对皇帝也没写过什么合同，今天来西安，定合同以新换旧，还不满足，胡闹！我说定了，经是属于先生了。康先生把经全烧了也不会还给你们！”
此言一出，更是点燃了西安文化界的怒火。眼看双方僵持不下，陕西当年曾与康有为共同参与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宋伯鲁出来和稀泥。康有为当时搞维新时，因为没有上奏权，多由宋伯鲁为他帮忙传达消息。戊戌变法失败后，宋伯鲁也受到牵连，丢了官职。宋伯鲁之于康有为，算是他的恩人，现在他来劝说康有为归还经书，康有为实在不好不给老战友面子。只是嘲讽了一句：“你是先恭而后鄙，是怕！”随即怒称“不要了！”
第二天清晨，所有经书在陕西各界人士的监督下被运回卧龙寺，清点后重新收入藏经阁。康有为也在1924年初黯然离开了西安。李仪祉后来写了一篇《康有为盗经记》，记述了此事。
《康有为盗经记》
无论真相为何，《碛砂藏经》终于还是归还了卧龙寺。康有为这一趟西安之行，对他而言自然是个尴尬，但之于《碛砂藏经》却不失为一件幸事。这起一波三折的“康圣人盗经案”，引发了陕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1928年10月，卧龙寺的《碛砂藏经》经由陕西省教育厅之手移交给省图书馆保管。此后，这部《碛砂藏经》就一直是陕西省图的“镇馆之宝”。
民国时期影印出版的《碛砂藏经》
康有为去世8年之后的1935年，这部《碛砂藏经》在朱庆澜、叶恭绰、丁福保等人的大力运作下，终于得以出版，总共影印了五百部，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大盛事。至于版本，孙伏园说了一句公道话：“虽然是宋版，但是印刷还是明朝印的。”其实也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珍贵。
而西安所藏的这部《碛砂藏经》因此而得以重见天日，广为流传，乃至推动了整个陕西的文物保护工作。倒还真不得不说是康有为这一次“歪打正着”的功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