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秋,原名澄,字云先,世居湖北黄冈，生于一八九六年，早年即参加革命,一九四三年在新疆与毛泽民、林基路同志等被盛世才杀害。陈潭秋烈士的革命事迹,书刊已有不少的记载,现将烈士的家世及青壮年时期的活动,就回忆所及和调查所得记述于下。

陈潭秋兄弟姐妹共十人,烈士行七。他在求学时期,鉴于清政府之腐败,外侮之日迫，时申愤慨,每以社会革命为己任。辛亥革命时,人有拟投笔从戎者,烈士不以为然,曰:“以有用之身,应留待有用之时。此时投笔从戎,成不过为许褚,张辽之徒,败则为蝼蚁耳!”烈士初就读于武昌省立一中,后考取武昌高师英文系,苦学四年。当时湖北学风复古，教育行政权力掌握在两湖书院与经心书院两派的学阀手中，以读经尊孔与程朱陆王的学派各立门户，麻醉青年，如果不能同他们沆瀣一气，就不能在湖北教育界得枝栖之地，因此青年学生毕业之后就是失业的开始。烈士毕业之后，困居在武昌大关帝庙十二号一个小旅社的斗室中近半年的时间，经常以典当借贷维持生活，但处之泰然,不以为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烈士采访撰写学生运动的稿件,刊载于汉口的《大汉》及《新闻》报上,并亲身参加各校学生罢课示威运动。武高一中等校的学生运动，受烈士之影响甚大。一九二〇年,董必武同志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校于武昌涵三宫，聘烈士为级任兼英文教员。该校教学设施,得烈士之力独多。同年春夏之交,第三国际派魏金斯基来中国，了解五四运动以后之社会情况,并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会商创立中国共产党。大约在三个月以后成立武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会员二十余人，各学校教职员居多数。旋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C.Y,团员十余人,以武汉中学及一师的学生居多数。党组织绝对秘密。一九二一年春，党团工作均由烈士负责。在此约八 阅月的时间中,无经费,无计划,烈士则坚持将党团工作继续发展。他在武汉教职员和学生中开展了研究苏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并吸收进步教员刘子通、黄负生入党。在这期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在各学校中都有发展。他还创办《武汉星期评论》，为反抗旧势力,传播新思想,在当时教职员学生中颇有威信。这个刊物的编辑工作虽然经常是刘子通、黄负生担任,而一切计划均出于烈士之手。在这同时,尚有《江汉评论》周刊,表面上穿着新文化运动的外衣,骨子里是经心书院系与一师派结合起来的守旧派的刊物。主持该刊的中心人物是刘文清、孟晋奇、蔡存芳等，与《星期评论》完全对立,对刘子通的攻击谩骂无所不至。烈士对《江汉评论》的反动论点,虽予以无情的抨击,对该刊的主编人蔡以忱及其他可与为善的人士则采取说理与团结的方法，终将蔡以忱吸收到《星期论》这一方面来,不久,并吸收入党。《江汉评论》则由分化而瓦解。大革命运动中蔡以忱在湖北教育界成为一最活跃最有作用的人物。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蔡以忱在武汉壮烈牺牲了。烈士知人善任,运用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以至如此。一九二一年七月,我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烈士与董必武同志为武汉区出席会议的代表。我为广州区出席代表之一。我们在会前会后与烈士商谈甚多,烈士对人诚恳和霭,对事慎重细致。在会议中,他同每个代表都密切联系。他再三同我说:“会前会后的交谈与在会议上的争执辩论是同样重要的，或者相互间的交谈酝酿，比在会议上的争论还要重要，还要深入。”在会议中，他的发言虽然不多,但是他的意见都渗透到大多数同志的发言中，每个重要的议程都含有他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都是站在多数方面和正确方面。在讨论党纲时，他坚持与资产阶级政府不调和的主张。在嘉兴南湖船上讨论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宣言时，他主张对北洋政府与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府分别对待。有人问他说:“孙中山不也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吗?”他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恐怕是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我们一面要坚定阶级立场与资产阶级斗争到底，另一面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人和事也要分一个青红皂白,分别对待。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得人心，才能站在正义的方面，才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争取革命的多数。”他这样的意见，在今天来说，自然是明白易懂,但是在我们党创立初期，我们的同志都没有政治经验，我们只知道阶级斗争,只知道与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统治集团划清界限，没有理解到共产党可与资产阶级建立民主统一战线。所以烈士的见解,在当时可算是高人一等了。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武汉成立分部,设工作部于武昌黄土坡十六号(或者是二十六号)。武汉区党委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在一起办公。烈士是区党委会负责人之一,担任组织工作,武汉教职员的组合,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均由烈士具体领导。湖北省立女师是经心书院系的势力范围，校长王式玉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学究，他把学生的聪明智慧用旧礼教禁锢起来,这就是五四运动以后各学校旧势力复活的复古倾向。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同志有三个人在该校任教。刘子通教伦理学和心理学。黄负生教国文。烈士教英文。他们三个人把革命的影响带到了女师。通过妇女读书会的关系，他们把最优秀的十二个学生徐全直、夏之栩、袁溥之等,分别介绍加入了党和青年团。这十二个人把各级各班的进步学生都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阵线,对王式玉的家长统治予以迎头痛击,在学校里闹了好几次学潮,轰走好几个头脑冬烘的教员，王式玉的亲信都在人人自危。他们鉴于学生对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这三个教员的爱戴,与对那些头脑冬烘的教员们的轻视和仇恨,认为学生闹事是这三个教员发动指使的。他们遂决定要在他们三个人身上想出解决学潮的办法。有一天，王式玉召集教职员联席会议，他把他如何苦心孤诣地爱护这个学校,如何象严父慈母般的爱护学生，以丑表功的姿态讲了一大套。最后他归结起来说,学潮逐渐扩大,学生横蛮无理地破坏学校的纪律,师道尊严扫地，士风败坏，因而他不得不引咎辞职。他说到这里，他的一班喽啰都叫嚣起来说:“校长不能消极，应该积极负责，整顿学风。”他们人多嘴杂,你一言我一语,都把学生的进步要求说成是过激行动。此时黄负生因为患严重的肺病进了医院,只有刘子通和烈士出席了这个会议。刘子通是个性急的人，看见那乌烟瘴气的情形就忍不住站起来说:“学校的主体是学生，学生的合理要求,学校应该多加考虑，对学生的教学方法如果能够逐步改进，教学的质量如果能够逐步提高,对学生的管理方法能够平情合理,学生就不可能不安心求学了。如果把学生的要求置之不理,用高压手段管理学生，那就如校长所说的真正会酿成学潮了。”刘子通身躯高大,语调激昂，他的话在那个会场中激起了一个浪潮。王式玉的人还未开始说话时，忽然户外轰雷一声呐喊:“对呀!”接着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原来是围在窗外听消息的学生，把会场中的情况听的清楚明白，发出了他们正义的呼声。跟着一大群学生涌进了会议室，王式玉见来势不妙,匆匆忙忙地宣布散会,即抱头鼠窜而去，他的喽啰们也一溜烟地逃散了。

烈士预料这场风波不会就此终止，但是他认识到这是一场新旧思想的斗争，只有站在学生这一方面把斗争坚持下去。果然过了几天，刘子通接到女师解聘的通知，烈士则接到增加钟点的聘约。很明显，他们想轰走刘子通，拉拢陈潭秋。烈士愤慨地说:“我不在乎多教四点钟的英文,甚至我不在女师教书都行。刘子通被无理解聘,我们不能不据理力争。刘子通如果解聘，就是否定了学生的正义要求,就是助长了黑暗统治的气焰,我们不能向反动统治方面屈服。”女师学生为了挽留刘子通，进行了请愿罢课、示威游行，包围校长室,最后王式玉挨了学生一顿打。教育厅请出了督军省长的大令,驱逐刘子通出境,将夏之栩、徐全直、陈比难等开除学籍，王式玉亦以办理无方调职。这次学潮，时间持续了八个月，学生罢课、请愿、游行示威达十余次。我们的同志虽然受了反动统治的摧残,刘子通同志失业,黄负生同志气愤病死,夏之栩、徐全直、陈比难等十余人失学,但是我们打垮了经心书院系的一个据点,赶走了王式玉,我们的革命影响,深入到学生和职员中，一直发展到大革命时代,发展了我们的党,使旧势力没落、新势力抬头,烈士的组织领导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都是年轻气盛,一言不合即与人争论,甚至磨拳擦掌。烈士常呼我等为“暴徒”，曾对我说:“急躁易债事，尤易暴露缺点，失去人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有容人之量。工作今天没有做好,明天再做;话今天没有说通，明天再说。急躁何用！”烈士之个人修养与待人处事，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二三年春,“二七”工潮爆发,京汉铁路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这次罢工，是我们党发动组织起来的，指挥部设在江岸，支持罢工最力的是武汉各工团各学校。烈士组织武汉各学校妇女工团声援,武汉各大中学校及工团妇女组织慰问队,每日有数十人至数百人,川流不息地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性的罢工。罢工运动虽然遭到反动军阀的镇压而失败,但是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势力,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认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准备了条件。

一九二四年四月中，武汉区委机关部-汉口模范区德润里二十三号-被北洋军阀吴佩孚、萧耀南查抄封闭,许白昊、刘伯垂两同志被捕,我们因为工作在外得免于难,武汉党务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们在武汉的工作环境极端恶劣，我们的负责同志均以通缉在案不得不暂时转调到上海、广州工作。烈士负责办理善后,重建组织,使党团的组织继续发展，工会的地下活动没有中断。从一九二四年夏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武汉区及湖北全省的党务工作,烈士始终为重要负责人之一,党务发展非常普遍,各学校工厂均有党的秘密小组,各县中亦多半发展了党的组织。一九二七年,荫林同志(烈士之弟)任湖北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主持鄂东农民协会的活动。防武同志(烈士之兄)任黄冈县委书记兼农民协会常务委员。烈士任湖北省党委会组织部长。全省农民运动在烈士的组织领导之下得到普遍的发展，为十年内战中建立苏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烈士调江西省党委任组织部长。革命军南征，烈士在南昌、赣州之间主持党的地下活动,对于组织农民,发展党务,颇多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的工作完全转入地下活动,烈士由江西到上海,经常奔走于上海、天津、北京之间,冒险犯难，未尝得一日之安闲。一九三三年初夏，烈士奉党中央之命赴苏区工作，与谢觉哉同志结伴由上海乘海船到汕头。他们经过大浦,得到地下农民协会的掩护,历尽险阻,夜行昼伏,步行十余日，始到汀州附近。汀州为苏区与白区交界处,敌人布置了严密的封锁线,大有长江天堑不可飞渡之势。烈士与谢觉哉同志是两湖口音,不会说福建土话，再加知识分子无论怎样伪装,总不象一个汀州的农民,因此他们的处境就非常危险。在行进途中,他们有好几次遇着敌人清查户口,检查行人，形势危急。烈士与谢觉哉同志被农民隐藏在山顶的石岩下,野草中,或是农民的谷仓里达数日之久。俟敌人清查过后,乘其不备，暗渡陈仓,经过羊肠鸟道，艰难险阻，才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得到我们游击队的接应，安全到达汀州，然后转到当时的红都瑞金,烈士先任福建省党委会书记,后调任粮食部长(当时称人民粮食委员)。

一九三四年九月前后,苏维埃政府准备出师长征,派烈士赴苏联向第三国际报告中国革命的情况，遂在第三国际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一九三七年前后，盛世才任新疆军务督办，企图倚靠苏联的声援把新疆造成一个独立的局面。烈士奉命到新疆观察盛世才的情况。盛对烈士虽礼貌有加，但处处流露出为一争权夺利之小人，并无革命的意愿。烈士曾回莫斯科报告在新疆的观感,及盛世才不可靠的情况,未获第三国际重视。未久,烈士奉派再赴新疆任我党驻新疆代表。大约在一九四三年,盛世才投蒋反共反苏,执烈士及毛泽民同志等百余人于狱,终被杀害。烈士一生为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贡献了他的力量，贡献了他的生命，真可谓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烈士的音容志节,永为后人所矜式!

烈士在弱冠时与同乡林氏女结婚，伉俪甚笃，期年林氏病死，烈士哭之甚哀,常为文哭于亡妻之墓，发誓不复娶。烈士任教女师时,有某女子锺情于烈士,烈士不为所动。烈士后在工作中与沔阳徐全直同志发生恋爱，至一九二五年始结婚，生女一，名赤君;子二,长名苹苹,次名国民。徐全直同志为湖北女师高材生,在湖北教育界的新旧斗争中与妇女运动中,同夏之栩、袁溥之等人起了领导作用。一九二七年，徐全直同志任湖北省立第七小学校长。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参加地下工作被捕，时国民甫生弥月。全直同志被捕时,烈士不在上海。国民寄养在同乡潘怡如家，后由全直之妹徐全勇接回湖北交烈士之六兄伟如抚养。赤君与苹苹则由徐全勇抚养。闻现均已成立。全直同志就义于南京雨花台。传其在伪法庭受审讯时,必骂不绝口,行刑之日,高呼“共产党万岁”而从容就义。

一九七八年八月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八辑，有包惠僧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