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统一委员会怎样产生怎样組成的
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的公然投敌,是在蔣介石、何应欽等失敗主义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在汪逆汉奸集团一到上海，国民党C系留沪骨干就大批叛变。中統局徐恩曾的第一号助手丁默村首先附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留沪常委蔡洪田、汪曼云等竟率同大部职員携卷带印集体投逆。黄色团体中的负責人也有的相継落水。上海沪西一带成了妖窝魔窟。当时在上海搞情报工作的軍統特务和初到上海搞三靑团筹备的一伙人认为大事不好，一面奏报重庆，一面揭露附逆者名单，一时輿情大嘩，責难頻起。
蔣介石当时为了消除疑虑摆脱压力,不得不表明态度,重申抗日,同时还把CC系头子陈立夫找来假惺惺地駡了一頓之后,仍然要他重建上海租織。陈眼看在抗战前明笋暗斗強取豪夺了二十年的上海地盘将全部失去,現在旣有借尸还魂的机会,当場請准派当时的粗織部副部长吳开先以“中央”代表名义,携款去沪,戴上指导头衡收拾残局,进而再图垄断上海“工作”以遂其一贯反共的目的。但吳也明知CC不仅在“党”外信用扫地,卽在国民党内各个派系間也矛盾重重,“指导工作”难于下手。于是計議成立一个包括各派系的統一指导机构,企图捲土重来,籠罩各派系之上发号施令，事为蔣介石所首肯。于是由陈立夫、吳开先征求了吳鉄城、朱家驊的意見,提出了統一委員会成員的初步名单。除吳开先外,还有流亡在重庆的上海市长而在当时任財政部次长的俞鴻鈞、軍統头子戴笠、历充蔣介石軍事代表的蒋伯誠(因娇妾在沪而請命去沪,落个公私两便)。名单上还有上海大資产阶級的保鑣杜月笙、流亡在重庆的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从CC分化出来成为朱系(朱家)份子的三青团骨干吳紹澍。我当时正在上海筹組三靑团。以上七人組成为七人委員会，但最后决定又剔去俞、王二人，成为五人委員会,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員。
杜月笙怎么当上主任委員
国民党政权撤离南京以后，杜月笙还不想离开他的发祥地上海，可是又犹豫了一个时期。因为他曾經协助組織上海別动队参加抗日活动,又資助过戴笠搞軍統的武装部队,从政治因素考虑又不敢留在上海。他在两难之中曾邀集他的留沪亲信和重要徒生开了会。会上,搞工商业的,大半主张他留在上海;搞政治特务的,大半主张他走为上策。最后他认为香港系中立地区,可以靜观变化，进退咸宜,于是决定先到香港,再作議处,約在1938年春季就离开了上海。
杜月笙到了香港，接受蔣介石、許世英已为他安排好的“振济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成立香港办事处，主持港澳难民救济事宜。可是这个办事处的机构不大,編制又小,大有粥少僧多之感。到港杜門中人难为安置,兴味索然。同时人地两疏，在港不如在沪,經过几次投机場中尝試失敗之后,更感強龙难斗地头蛇,海派远非港帮对手。杜公館虽尙有熟人走动，其作用与情况迥非昔比。“神鬼无灵香火衰”,正是当时杜月笙内心的写照,因而他也有些牢騷。
吳开先掌握了这个情况,所以他看到第一张名单的时候,深恐俞鴻鈞将被指定为主任委员，他就不能随心所欲。吳卽以渝陷区地下組織与公开組織性貭不同，人数宜少不宜多为理由，提出俞、王二人不能离开重庆,毋須参加的意見;同时臭自知当时国民党上海党部在工商界中的作用比不上杜公館，他的个人信用更远不如杜月笙,就是对国民党内各派系間的关系也不如杜兜得轉。五人委員会中,戴笠是杜的拜把兄弟,蔣伯誠是杜的玩場知己,吳紹澍曾經是恆社(杜門学生組織)社員,而吳开先自己是杜退还門生帖子的出头弟子，其亲切在一般朋友或师徒关系之上。因此吳开先訃杜为最好的利用对象。同时吳也素知杜不仅爭利于市,却也想爭名于朝,尝試一下大官的滋味,但是沒有人肯提出。其原因是蔣介石自己曾在上海干过流氓行当,而想抹去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因而对上海素有瓜葛的几个大流氓,总是保持着若卽若离,亲而不近的关系。这个不公开的临时性粗織,似官非官的头銜,旣不为内部派系所争夺,經吳奔走于港渝之間，二陈首先认为得計，又得戴笠支持,杜月笙的主任委员也就顺利产生。CC与复兴社、中与軍統,彼此一貫視同水火,需要一个非国民党大亨的大资产阶级代表調和于这些派系之間,統一而駕乎几个派系之上而能相安一时，确非偶然。
上海統一委员会怎样开张的
1939年的夏天，这位杜主任委员和蒋伯誠还在香港，吳开先見了蔣介石,辞別各有关部門的头儿,从重庆带一笔不小的款子到香港,幷传达了蔣介石的叮嚀:“上海的陣地是不能失的,以后請月笙先生多偏劳了。”同时还带来了吳鉄城、陈立夫、戴笠等的信，都对杜推崇备至。几天中杜、蔣、吳三人还談了几次关于今后上海的布置。杜就交代了他在上海的主要关系:徐采丞是他的代表,对外联系問徐;万墨林是他的总管,内部联系問万。对外联系是指与上海抗敌后拨会的各界領导人、各党派的上海負責人、租界殖民当局以及各国(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沪外交使节人員的联系。对内联系是指与軍統特工、各游杂部队駐沪人員、杜門中人以及租界探警等的联系。(这些人中一部分是在“杜公館”按月領有津貼或补助。)杜当卽派人去沪布置,通知徐、万二人。此外还通知了当时法国哈瓦斯通訊社的上海分社社长张季先，因他与上海法总領事有交情，必要时借以掩护。同时杜还派了他的私人秘书郭兰馨和原上海市府秘书王紹斋二人为秘书，作为留港工作职員。另外还派了些人,姓字不詳。統一委員会在杜、蔣、吳三人集議下,就算宣告成立。吳开先、蔣伯誠也于数日之后由香港来到了上海,随同来沪的还有行政院的参議周孝伯。
吳、蔣到沪以后,就分別邀同已經在沪的吳紹澍、徐采丞、万墨林等传达了这个統一委員会的粗織經过，幷先后談了上述的若干情况。当卽指定万墨林为总交通,派馮有具(国民党中央通訊社上海分社主任)、陆鴻勛(中統徐恩會的同学,徐的駐沪代表)、龑仰之(吳开先的表兄)为专員,分別代吳出外联絡;派吉明斋等为秘书(譯电及电台交通等),又派吳冰海姊妹为干事，分別担任总务、会計。此外派战前曾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門卫沈守良为看門杂务等等。尙有其他人員,不尽知悉。还有若干未曾投伪的吳开先旧部，如黄色总工会的周学湘、方如升和反动党部的张小通、李时雍等，均由吳按月給以津貼。蔣伯誠也派了周孝伯、张善琨为专员,厉頤柄为秘书。究竟这个会的編制多大,經費多少,只有吳开先一人知道,他从未談过,就是蔣伯誠也不清楚。
这个统一委员会,对如何团結抗日,并无具体計划或任务范围的明文規定,只是吳开先、蔣伯誠在分別传达組織經过中,着重地重复一条,就是:“任何党派团体,只有在拥蔣的前提下談团結，談抗日。”吳、蔣等召集吳紹澍、徐采丞、万墨林、馮有眞等举行首次会議,对上海当时情况作了些估計,认为汪伪組織在日敌扶植下势必出现，又或于力量不足，需团結民主爱国进步力量共同反汪抗日。
当时一致提出了三項“工作”:第一項“要稳定上海局势,首先稳定上海工商界”;第二項“团結一切力量,展开一次广泛的反汪运动,打击汪伪粗織的出現,以正中外視听”;第三項就三句不离本行提出了企图抵制民主进步要求的“加強拥护領袖的宣传”。
几天之后，就由徐采丞出面在杜月笙的三姨太姚玉兰家的十八层楼为蔣、吳洗尘,幷邀請原抗敌会各界联誼会部分负責人及两租界若干知名人士作所謂慰問性聚餐。当时应邀参加的有世界书局經理、出版界及大学联誼会負責人之一的陆高誼,有交通大学校长、教育界联誼会負責人之一的黎照寰，有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有公共租界华董、会計师奚玉书，有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姚惠泉,有哈瓦斯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长张季先。我和万墨林、调有真等也参加。
徐采丞在宴会上作了开場白,大意說自从汪精卫、周佛海等到了上海以后,情况比较复杂，抗日团体在租界内已难公开活动,而且其中有人已經变节了。中央为了重視上海的工作，成立了一个統一領导机构,由杜先生負責。因为杜在香港,由他代表邀大家来开碰头会。接着他把在沪的三个委員吹嘘地作了些介紹之后,紧跟着說:“現在重庆有大員在上海了，我們随时可以联系，有困难也可以解决，大家可以团結在一起,一致反汪抗日。..”
在边喝边談中，吳开先接着說:“請老大哥(指蒋伯誠)先談谈!”于是这位“委员长代表”竟以抗日正統派自居地吹开了,說什么上海是国际观瞻所系,抗日工作随时可以影响国际舆情，也就会影响国际支拨。委員长特別請杜先生来領导,还要我們到上海来和大家共同工作。只要是抗日的，都应該在統帅的統一指揮下从事一切工作。有困难,我們尽量解决。如果上海呆不住了,可以到重庆去,我們可以打电报联系。”(大意如此。)最后,他郑重地以警告的語气提出了两点希望說:“希望各位轉达有关团体及个人，一勿听信謠言,二勿分散抗日力量。今后一定团結得更好,协力同心,反汪抗日。”
当时在座的除黎照寰、姚惠泉报以沉默的异議外,徐采丞首先帮腔，何炳松、陆高誼等也随声附和。吳开先感到很成功地通过蒋伯誠的口卖了一套膏药，就掀起了一陣鬧酒的喧嚷。在觥筹交錯中,他自吹自拉地說:“我与大家是熟人，也是老朋友,我认为老大哥的話,是要言不繁。这不仅是表示了我們統一委員会的愿望,也传达了委员长对大家的期望。我想大家是不会辜負这期望的。”他一面举杯,一面維續說:“上海有不少坚貞不拔之士,我們都要报告中央,报告委員长的。”接着就大开其空头支票企图拉攏。他說:“抗日的期刊杂志、团体或个人以及敌后打游击的，如有困难，我們都有責任尽量来解决。朱丞先生和墨林哥，和你們联系比較方便，随时可以轉告我。”当时就有人反映了一些困难情况，同时也有人反映了虞洽卿的近况,也有人反映了孤軍营謝晉元的情况,以及公共租界当局压迫和限制抗日报紙的情况等。最后，我也不放过机会吹嘘了一番三青团几月来怎样进行反汪宣传之后，竟把复兴社化身的三青团說成是青年超党派的全国性抗日組織。我說:“三靑团是应抗日战争的需要而粗成的。有全国团結抗日，才有这个三青团的粗織。现不属哪个党派，也不代表哪个派系。中央团部干事会是熔各党派于一炉，凡是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团长、坚决抗日的各界青年都可参加三青团。各界領导抗日人士都欢迎作为指导人員。”我說这番話的目的是想表明三靑团与已經搞臭了的国民党沒有关系。我还企图利用上海青年界的进步力量来壮大三青团的声势，于是接着又說:“希望中共上海的負責人也請来一道交換意見,使上海靑年界更有力地反汪抗日。”徐朱丞紧跟着說:“中共上海負責人刘君，本来也邀請参加的，因为这几天不在上海,所以沒有来。下次我再請他。”
席散后,吳开先带玩笑而含有警告性地对我說:“紹兄:你太天眞了吧!中共代表是不愿来参加这样的聚会的。就有見面协商机会,也决不会放松青年界的領导来和三青团打交道,除非把三青团变成为中共的外围組織。”蔣伯誠看到吳开先的話带有情緒,連忙插嘴說:“这不也很好嗎!請了不来，大家看着，曲在人而不在我。不团結的責任,該由他們負了吧!”倒打一耙，反說中共不愿团結，这就是統一委员会开张的第一炮。
此后，还有徐采丞、万墨林、馮有具等分批分期代邀工商界、新聞界、地方人士以慰間性聚餐为名作类似的活动。蔣、吳等人也都参加。
驅促處洽卿赴渝
汪精卫、周佛海諸逆原是在蔣介石的失敗主义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前面已經說过,尤其是跟他当了多年机要秘书的周佛海，对蔣思想的頑固性也揣摸几分。他到了上海以后就写了一本汉奸小册子不堪回首話当年》，内容是歪曲地叙述国共合作和由分裂到再合作以及汪蔣几次分合的經过。最后还搬用了《三国演义》的开場白“話說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几句話,作为这本小册子的結論,暗示将来未尝不可再合，企图拉攏动搖分子“下水”。
这个小册子首先打动了上海大資产阶級代表人物虞洽卿。他看了这本汉奸小册子以后竟說周逆“会写文章”。因此蔣伯誠、吳开先到沪以后沒有和他見面，卽时托人劝虞到重庆去。可是虞哪里舍得离开他毕生財富所在的上海呢!他說:“委員长不叫我去重庆,我是不离开上海的!”几天之后据确息，他和汪、陈、周、丁諸逆見面了,而且大碰其杯。消息传来,都說:“阿德哥(虞字和德,甬帮中人均以德哥呼之,上海慣称阿德哥)靠不住了!”又說:“阿德哥落水了!”
于是統一会的头儿們又作了紧急集議。蔣伯誠首先說:“汪記汉在粉墨登場以前,企图找几个工商界知名人士捧場,我們就是要打击这出丑剧的演出。阿德哥对上海工商界的影响太大了，如果他落水,胜过一师兵叛变。”說到这里,他又加重了語气說:“更重要的是他与委员长的关系，这不是又授人以口实嗎?所以一定要搶救他回来!”話未結束,万墨林搶着說:“这还不好办么!他现在还沒有日兵保护起来,我可以告訴戴老板手下的人，很容易动手!只要你給一句話!”因为万深知杜、虞之間互相仇視,現在对付他是名正顺而一举两得，所以急切地提出了这断然处置的意見。蔣伯誠連忙搖手,說:“这可要重,沒有委員长的命令是不能动的。今天就打电报去請示。”徐采丞接着說:“这几天上海米价飞涨,阿德哥又捞飽了!他在上海发財那样容易，哪会离开呢!”我当时接着說:“回电起碼三天,而事情的发展,却是刻不容緩的。最好由笑玉书(原是虞培养起来的)把虞請出来,由蔣伯老(伯誠)当面告以利害,一定要他动身!”蔣伯誠当时还在犹豫,吳开先便出了个主意:“不妨代拟一个电报,大意是促其立即离沪去渝,否則安全就有問題。同时找几个彪形大汉去吓唬他一下，我想他不敢再呆下去了。”当时大家都认为可行.斟酌之下,就拟下了一个由吳鉄城出面致虞的假电报,大意是:“奉总裁諭:上海情形复杂,安全堪虞,請卽来渝为荷。”当晚卽将假电报送去了。听說虞洽卿拿到了这份电报以后,还掉下了几滴眼泪。在两天之内,他将沪事留交給他的大儿子虞順懋,就离开了他的黄金窝--上海。到了重庆,听說虞还見了蔣介石。从此他就把三北輪船运输公司兼营汽車运输，往返緬路,大走其私而无人干預。
事后,吳开先把这作为一件大事，将經过始末向陈立夫、吳鉄城、杜月笙等汇报。杜月笙本来最顾虑虞留在上海一把抓，然离开了，当然很高兴。蒋伯誠也报告了蔣介石,居然还深得嘉許。
此外，上海持志大学校长何世楨与李择一、陈中孚等与日寇也有勾結,而同汪精卫伪租織幷不合流,却想另搞一套。当时統一委员会对何也发出了警告信。何就託人解释，說与重庆有联系。經过請示，終无下文,其内容也就不得而知。
随后统一委员会就开了一批所謂守正不阿者的名单，电請分別用蔣中正名义、吳鉄城名义发函“慰勉”,均→一照办。此外非知名人士，分別由統一委员会或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名义去函致“慰”。同时，对动搖者則用鋤奸团体名义发了一些警告信。这就是統一委員会所謂稳定上海局势的措施。
此外,統一委员会曾命三青团在各校发动了一次反汪罢课,发了些传单，写了些标語。又由特工組織,进行了一些鋤奸活动。当汪逆粉墨登場，汉奸报紙盜用了上海各同业公会的名义发出拥护通电时，統一委员会就联系各公会登报否认。这些都算是統一委员会大吹大擂的所謂抗日工作。
岂知时隔未久,我还在重庆沒有回来，三青团书記奚培文(康泽的留日学生訓练班学生、复兴社社員)和組訓組长呂哲(黄埔四期学生,原复兴社留沪負責人)二人,竟出卖了調查粗长姜梦麟、总务粗长王微君,携带着上海三青团的名册公然叛投伪汪,使千余三青团分子身份暴露而不得安身海上。
四行孤軍与謝晉元的下場
淞沪抗日到最后时刻,留下了掩护撤退的謝晉元团。在上海人民的鼓舞下,虽至弹尽拨絕,全体官兵仍坚守于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庫内决不投降,而成为人所熟知的四行孤軍,确实是淞沪抗战史实中光荣的一頁。
他們最后撤至租界,放下武器,英美的殖民当局以保护为名把他們关进了集中营，辟胶州路公园的一角作为营地。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内的抗日派以及抗日团体的推动和領导下与孤軍凝成一股抗敌的热流，雜續为升悬国旗而作出不懈的斗争。团长谢晉元在領导这段斗爭过程中，表現了坚决不屈的态度。
当时的上海人民,把谢团长看成一个抗日英雄,把弧军营看成是抗日英雄营。上海人民所給予精神与物质的鼓励，盛况是空前的。上海統一委员会企图乘机利用谢晉元团的英雄事迹为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粉刷門面,对謝晉元个人纵容姑息。从此謝晉元在营内驕傲自負,独断专行,个人生活日趋腐化,对士兵动輒責打,因而激起士兵反感,予敌伪以可乘之隙，买通士兵进行暗害，謝竟死于非命。
破坏抗日团体
統一委员会在搞了一段所謂反汪工作以后,約由 1939 年冬季起,吳开先和我先后在重庆汇报，各級重要骨干也都陆續調訓(党政訓练班)。除見了有关的上級之外,有的还見了蔣介石。当时对上海最集中的指示是:认为对反汪搞得不坏,工商界的工作比較滿意,工人工作暫时可以不管;惟独对延安和苏北发现大批由上海去的青年投奔八路軍和新四軍，认为对青年工作做得不够，抓得不紧。所以在这以后，在抗日幌子下执行反共的政策从事反共的活动也更露骨。这里我举这样一个事实来說明当时的情况。
当时上海有不少爱国剧艺团体在这个孤島上尽了自己的努力,利用話剧宣传以鼓励民族气节。特别是上海剧艺社,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領导下不顾环境险恶演出了不少具有反帝反封建现实教育意义的名剧,如“葛嫩娘”“文天祥”、“妙峯寨”,“家”等都是一連数十場次,成为孤島正义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具正起了稳定上海人心和鼓舞青年的重大作用。当时上海青年的心目中把上海剧艺社看成是希望和胜利的象征。无数有志抗日的青年在这个社的帮助下获得了参加反帝革命斗争的机会。当统一委员会的“大員”們刚到上海的时候,也公认这是一个有力的抗日团体,但同时又感到未能沆瀣一气为独裁統治服务为缺憾。他們对上海剧艺社首先进行拉攏,通过該社名誉社长法租界华董赵志游的关系,拨了一笔为数有限的款項,幷以經常补助作为引誘,企图篡取該社的領导，进而阻挠帮助青年投奔革命的神圣任务。当然这种如意算盘肯定打不通，青年們的革命壮志更是无法阻挡。当时吳开先的一个亲戚朱某(中学学生)也瞞过了他的父母将要奔往苏北而被阻拦下来。吳开先就大发雷霆,反口誣蔑,說成是“不愿合作”甚至說成是“破坏团結”,首先停止了补助,幷邀我商議进行分化,分化之不成,就进行无恥的威胁,企图迫使这个起着巨大作用的抗日剧艺团体无法继續工作。为了反共,竟不惜破坏抗日团体。
此外如垄断新聞报导,印发反动书刊等一系列的反动活动，也都是在抗日的幌子下进行的。
吳开先的被捕和“释放”
談到吳开先的被捕，就不能不联系到他的私生活。他在上海因为熟人較多,十六圈麻将是天打不掉的,每日抽头給賞。經常的賭件是万墨林、馮有眞、陆鴻勛,有时有蔣伯誠夫妇参加。1941年与1942年春节,吳为了买服人心，对他的几个亲信干部都发了一笔新年賭本,再約上述的几个賭友以及全家老小一起开庄擲骰,寻欢作乐。特别为了照顾管杂务的沈守良,就大量抽头。一連数日，积有成数。在沈說来,确是发了一笔意外橫財。不料錢多祸生,沈从此酒酣耳热,寻花問柳。当时日敌已进占租界,汪伪奸細活动范围扩大,其中有与沈相識的,見沈生疑,約在1942年夏沈首先被汪伪特工逮捕,也就連累了吳开先。
杜月笙在日军占領香港以前已到了重庆,当吳被捕消息传到，就往返于陈立夫、戴笠等处商議营救。当时重庆牛角沱臭宅电台，中断了两天之后又继續通报。杜当时想通过徐采丞与上海日本軍部的关系营救吳开先,杜、徐之間連通了几个电报。当时我正在重庆,在牛角沱电台上发現上海电台已有变故，即停止通报。杜、徐之間通訊改由軍統电台收发。
营救吳开先成了当时統一委員会的中心工作。我也在杜、陈、朱(家驊)等的催促下离渝。因日軍侵占租界,又因三青团奚、呂二人叛投汪伪、上海的骨干分子大部分撤至皖南屯溪与苏南张渚两地,我就先至皖南而后苏南,到达宜兴县张渚鎮附近的江苏监察使署所在地(其时我兼江苏区监察使)。不久,时約 1942 年冬或1943年春，有以往經常在上海申报上著文批評日本侵华政策錯誤的日本和平販子吉田东祐(曾营救三靑团調查組长姜梦麟脱险)以营救吳开先为借口,由朱泰耀、楊鵬搏二人陪同下闖进了苏南。他們見了姜梦麟(当时为张渚交通站站长),姜又引見了我,就进行了一次蹊蹺的会談。
吉田在告訴了徐采丞几个月来与上海日本軍部联系如何营救吳开先的情形之后,竟以反共和反日本軍閥等問題試探和談意見。当时我认为中日战事已与美日战事連在一起，不可能单独言和。国共虽有摩擦,蔣介石一时还不敢公然抛弃抗日的招牌。因此我就以“国共虽有摩擦,但公开破裂,言之尙早”和“反对日本軍閥,当为中国軍民所欢迎,但和談却非时机,也非我份内之事”等話,回答了他的試探。同时我又以“包庇汪伪組織的为非作歹,是中日言和的致命障碍”相告,冀图借敌以制逆。吉田說:“梅机关(汪伪粗織的导演者)已为日本朝野所不滿。”接着吉田与朱又提出“物資交換”的意見相誘,我也未予同意。吉田等就废然而返。至于徐采丞与上海日本軍部之間怎样談法，吉田等返沪后又与吳开先怎样說法,答应了些什么,或者拒絕了些什么,那就不得而知,只能从以后事态发展中找解答。
1943年夏，吳开先就由上海日本軍部派人送进了广东内地，而且大搖大摆地到了重庆,还到处拜客。陈立夫、杜月笙、戴笠等都先后为他“压惊”,大宴宾客。当时重庆的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内的抗战派已經提出了貭間，而吳开先家的电台竟仍与上海日本控制的电台继續联絡通报,外界却不知道。可是上海就传出了吳开先已到重庆正进行和談的消息。当时蔣伯誠认吳为弄假成眞,与我商議,由我到重庆汇报情况。不久,我到了重庆,从报务員处了解到电台通报情况,我商請陶百川劝阻。但是吳开先却說与上海通电报系陈立夫、戴笠、杜月笙三人所批准，因而不同意停止通报。我认为吳如此胆大妄为,必遺后患;同时我又因此台會共同利用,如不揭发,将受速累,而是非难辨,于是将吳家电台情况报告有关各方。事情揭露以后,羣情激憤,参政会中提出要求审訊吳开先,并施加了压力。这时，蒋介石才令其停止通报，但对他并未有任何斥責。吳也只得暫避风头,悄然移居郊外作化龙桥寓公,阴謀勾当遂未得逞。当时上海却一度訛传吳在渝被扣的消息。
至1944年冬,我在浙西場口,楊鵬搏又受吉田的委託来見,說日本可无条件撤兵，并带了宇垣成一与近卫文麿写給蒋介石的两封笔信,要求轉到重庆。我当时不予考虑,也未請示,拒絕收轉。楊卽携原信回沪,他如何回复,則不得而知。事后我也未曾向重庆报告。通济公司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统一委員会因吴开先出了問題,釋而蔣伯誠又中风而告終,但这位杜主任委員和戴笠以及上海的徐采丞的活动并未停止，相反地更見活跃。
杜月笙在重庆的“事业”,本来只有一个通商銀行,吳开先返渝后就成立了通济公司,在上海、昆明和浙江的淳安等地設立了分公司。上海由徐采丞負責,淳安由王艮仲負責,重庆由駱清华負責,而由杜总其成,郭兰馨为总务秘书。每个分公司均有职工二、三十人不等。此外还有杜当年販土时的重要助手顾嘉棠及郑英士两人协助处理公司事务。
通济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所謂交换物資和販运烟土。其路綫有二:一条是上海物資在上海的日本軍部的特許下經过杭州轉錢塘江富春江水运到淳安,再由淳安陆运到內地。內地物資在戴笠的各地特务保护下运到淳安,再由淳安水运到杭州、上海。另外一条是由西南滇緬路进出(主要是烟土),均由戴笠派人押运。1945年春戴陪同杜月笙沿途視察。到浙江后，杜就坐鎭淳安主持此項川流不息的“和平”交易，直到抗日战手結束。其中是否尙有其他任务，又非局外人所能得知。
以上的几段史实，不过是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时期的部分罪恶活动。以上海来說,除了我所知道的統一委員会以外,其他派出的机构尚多，当然还有活动。这里所記，只是意图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用以說明当时国民党一贯积极的究竟是什么!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有有黄绍澍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