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天，在革命圣地陕北延安，毛泽东正在努力思考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也在太行山的一个小村庄里，苦苦思索着同样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抗战打了11年了，八路正规军进入山东也4年了，可山东八路军的领导权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山东八路军就像一个大家庭。自从115师进入山东后，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一直在增加。
总的来说，山东八路内部都很团结，与敌人作战是不含糊的。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矛盾，也经历了挫折。
第115师进入山东后，该师领导干部长期人手不足。1938年春，时任该师参谋长的周昆携款失踪，参谋长的职位一直空缺。
入鲁之初，代政委罗荣桓仍担任该师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工作主要由副主任黄励主持。
1940年1月，黄励突然离开人世。这样一来，领导师政治部的重担又落在了罗荣桓的肩上。
6月，军委任命鲁西军区政委肖华为师政治部主任。肖华9月上任后，罗荣桓不再担任政治部主任，全力领导整个师的工作。
1939年底，驻扎在山西西南部的第115师独立支队反击挑衅的阎锡山，然后转移到陕西西北部。次年5月，在支队队长陈士榘的带领下进入山东，10月抵达山东南部。
陈士榘此时被任命为第115师参谋长。因此，师长陈光的工作量大大减少了。
到1940年10月，虽然第115师的领导班子已经满员，但在山东作战的八路军各路人马（包括第115师和山东纵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
自从第115师进入山东以来，山东就有了共产党领导的两支武装力量，即第115师和山东纵队。这两支武装力量在当时是级别一样的兄弟部队。
许多人都明白，这种情况并不利于充分发挥共产党抗日力量在山东的整体作用。
1939年4月24日，北方局向中央建议派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去山东工作，负责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纵队司令员，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朱瑞任政委，统一指挥115师和山东纵队。
6月，徐向前、朱瑞抵达山东中部，8月1日发表通电，宣布就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政委。
1940年6月，徐向前离开山东，返回延安，调到中央党校和抗大工作。由于徐向前的离开，山东八路军再次缺乏统一的领导。
1940年7月18日，彭德怀打电话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建议：暂时由陈光和罗荣桓在山东统一指挥。
1941年8月8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再次作出决定，加强山东八路军的统一指挥。这些指示的内容如下：
“（甲）分局、115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
“（乙）山东纵队归115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
“（丙）将山纵及115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当第115师第一次到达山东时，毛泽东有一个想法，让该部以山东为跳板，然后继续南下。这也是中央军委没有统一山东抗日力量的原因之一。
从以上指示可以看出，党中央从这时起才决定把山东作为第115师的活动范围。这样，第115师的任务和预定战场就明确了，但山东八路军的统一指挥还存在问题。
山东纵队虽然“在115师首长的指挥下”，但只是“配合作战”。既然是合作，也就是说山东纵队不属于115师。
统一指挥问题有了突破，但不干净，有些问题不清楚。这样，矛盾就出现了。
第115师的领导人陈光、罗荣桓历来十分重视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
尤其是作为政委的罗荣桓更关心。他强调需要保持与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
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主力部队和地方的关系如果处不好，主力部队要负责。
在中央军委提出由山东纵队和第115师商量如何协同作战时，两军之间理所当然的出现了矛盾。
因为第115师领导着山东的整个抗日武装力量，从形式上讲，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可能会整体并入第115师。
这造成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一些人的心理失衡，一时情绪上难以接受。
两支队伍合并后，是用山东纵队的人？还是用115师的人？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加深两军之间的矛盾。
1942年，日军大举出兵扫荡山东八路军，国民党顽固分子也对根据地进行掠夺和入侵，因此山东八路军的统一指挥迫在眉睫。
其实不管是用115师还是山东纵队，能担起统一指挥山东八路之责的候选人非常少。
林彪麾下三只虎之一的陈光，时任115师师长，他指挥作战颇有林总风格，作风上比林总略硬朗一些。
在10年的红军生涯中，他从连长成长为红一军团代理团长，这足以显示他出色的军事才能。
但是，他缺乏群众工作经验，脾气暴躁，性格火爆。有时甚至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
山东纵队政委兼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样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回国后在军委和总参谋部工作。
后来，他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员，从那以后就一直从事政治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瑞被派往山东担任山东分局书记和山东纵队政委。他具有丰富的党、政、军工作经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朱瑞有很多问题：脾气和陈光不相上下，和115师一些领导干部的关系处理不好。
罗荣桓在为人处世和工作上都比较稳重成熟，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和各种复杂人际关系，能够使不同履历不同性格的人团结在一起，政治工作经验丰富。
抗战以来的战斗经历，也锻炼了罗荣桓的军事指挥能力，但缺点是他来山东工作的时间不长，而且身体不好。
黎玉是抗战爆发前山东省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他抓住国民党军队撤退，日军不深入山东腹地的机会发动起义，成功地建立了数万人的山东纵队。
但是，他是白区地下党出身，并没有在红军中工作过，资历也不深。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终于把候选人集中在两个人身上，即罗荣桓和朱瑞。
两人都是八路军主力（第115师政委、山东纵队政委）的领导人，都曾在抗日战争前线作战，都出身于红一方面军，都是军政双优人才。但两者中，只有一个人能脱颖而出。
早在1937年3月林彪受伤时，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在第115师代理师长的问题上就存在分歧：
中央军委更希望罗荣桓接任师长，而八路军总部鉴于当时军情紧急，直接让115师主力343旅的旅长陈光连升两级，代理师长。
由于时间紧迫，抗日形势一日千里，中央军委也就承认了八路军总部的决定。
1942年夏天，刘少奇从山东回到延安后，向党中央报告了山东的情况。毛泽东等人感到解决山东领导班子问题的紧迫性，决心尽快调整山东领导班子。
在作出决定之前，毛泽东在延安征求了杨勇等人的意见，又通过书信和电报，多次征求在前线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的意见。
为了稳妥期间，毛泽东还特地委托周恩来，征求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林彪的意见，希望林彪能评价曾与他共事数年的老搭档。
最后，毛泽东决定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
当罗荣桓得知这个任命时，他并不兴奋，而是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位。
原来，罗荣桓在甲子山组织战斗时，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得很重。在此之前，罗荣桓患有严重的痔疮，经常大便出血，有时甚至大出血，身体逐渐感到虚弱。
医生一再建议他注意休息，但作为八路军重要领导干部，他哪里能静下来休养。
从师司令部到达甲子山前线的那天，他骑了大半天的马。在路上不吃不喝，日夜奔赴前线指挥战斗。
攻克甲子山后，罗荣桓回到总部，然后开会总结。十多天来没有好好休息。这时，罗荣桓才感到背痛腿痛，但他以为是疲劳所致，一开始并不在乎。
一天，罗荣桓出来解手，妻子林月琴为他点了手电筒。那天大雪刚过，林月琴突然发现雪是红色的。她很惊讶，急忙打电话给医生。
医生拿来瓶子，让罗荣桓留点尿。尿液的颜色仍然是红色的，甚至可以看到血凝块。
115师卫生部部长谷广善听到这个消息后，建议罗荣桓卧床休息，停止吃辣椒，并服用一种名为“大健凰”的消炎药。
谷广善
在当时，“大健凰”是敌后根据地能找到的最好的药了，根据地由于敌人封锁，普遍缺乏药物和医用器材。
吃药和停止食用辣椒，罗荣桓做到了，但让他一直躺在床上休养则没法做到。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远的不说，现在他必须参加甲子山战役的总结会议。
他安慰大家说：“我的病没关系，只是我的腰疼，过两三天就好了。”
但是过了两三天，罗荣桓还是每天尿血，持续了一个多月。没过多久，罗荣桓的眼窝就下垂了，脸变成了棕色，身体瘦了很多。
但是罗荣桓仍然每天批阅文件，他总是坚持参加需要他参加的会议。
行军和转移时，罗荣桓筋疲力尽，不得不听从人们的建议，躺在担架上。共产党领导人生病后的专用运输工具，罗荣桓也用上了。
一天，他和抬担架的战士们拉起了家常，其中一个人表示自来自“老六团”（即686团），还是老红军战士。罗荣桓一听，立即吵着要起来。
他对大家说：“你们都是八路军的骨干，可以以一当十。你们几个加起来就相当于一个加强排。你们赶紧回去打仗，我还是骑马。”
于是，他强撑着病体骑在马上，坚持到达了目的地。
罗荣桓的病越来越重了。在缺乏医疗保健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考虑最坏的结果。1943年1月，他生病了，写了一篇名为《坚守我们的边沿游击区》的文章。
文章的开头写道：“接近胜利的困难和黎明前的黑暗，是要我们尽最大努力去克服和战胜的。”
这段话，不仅是对广大抗日干部和八路军指挥员的激励，也是对他的自我鼓励。他打算忍受痛苦，并尽力坚持下去。
根据罗荣桓的身体状况，朱瑞、陈光、肖华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报告。就在这时，中央对罗荣桓的任命也下来了。
罗荣桓担心自己无法胜任，于是在3月11日打电报给中央，请求允许他休养半年。
毛泽东的决心已经下定，他认为再调整就不利于山东八路军顺利发展。12日，毛泽东和朱德迅速回复说：“如果你病得不是很严重，暂时不要休息。”
从回复中，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罗荣桓不仅要做，而且要做好。
当时，党中央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统一领导，建立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是第115师师长、政委，又是山东军区的政委、代理司令员。
这一任命，使罗荣桓成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核心。
罗荣桓把山东八路军的军事和政治事务一肩挑了，权责更重。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敌后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军事斗争。党中央调整山东八路军领导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山东共产党军事斗争的形势。
实践是检验一个人的试金石。罗荣桓在山东四年多的工作，得到了中央军委特别是毛泽东的肯定，也得到了八路军前敌指挥部副总指挥彭德怀的认可。
为此，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经过几经考虑，决定把统一领导山东军区的重任交给罗荣桓。
陈光，他的老搭档，对罗荣桓的个性最有发言权。山东军区领导班子调整后，陈光奉命调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
临走前，他真诚坦率地对身边的同志们说：“这几年的实践证明，罗荣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今后在他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努力工作。”
党中央的决定不能再改变，罗荣桓自然不会再提休养。他忍受着疾病，挑起了领导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重任。
山东统一领导问题解决后，为了方便罗荣桓的工作，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山东分局部分人员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决定将陈光、朱瑞转到延安党校学习。
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陈光从第115师调到延安学习，并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就这样，陈光离开了他工作了15年的老部队，离开了和他一起工作了多年的老同志。
在115师，与陈光共事时间最长的人是罗荣桓。自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他们一起工作了五年。
罗荣桓与这位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很了解陈光，认为陈光战斗勇敢，指挥果断，治军严谨。
但陈光也有自己的缺点，如骄傲，急躁和固执。
在工作中，罗荣桓非常尊重陈光，尤其是在战斗指挥方面，始终支持陈光的正确决策。他经常真诚坦率地批评陈光的缺点。
陈光要离开115师，离开山东，罗荣桓不愿意他走。虽然他们有过分歧，但他们更是多年来结下深厚友谊的老战友。
出发前，陈光和妻子史瑞楚清理了他们的衣服和文件，换上了便衣。
史瑞初打扮成农村妇女，把头发扎成发髻，骑着驴。挑夫一边提着衣服，另一边提着刚满两岁的陈东海。
陈光的心情很沉重。他太不愿意离开115师了。自1928年初湘南暴动后加入红军以来，除了1936年在红军大学学习半年外，他从未离开过这支英勇的军队。
他在这支部队经历了100多次战斗，身上留下了10个枪眼。在这支部队里，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指挥官。
在这支部队里，有许多与他并肩作战多年的老同志、老战友。
陈光一行于4月中旬从莒县胡子村出发，向西北方向前进。他们经过湖西、冀鲁南和冀南军区，越过津浦、平汉铁路的封锁线，于8月抵达太行山地区的八路军司令部。
在那里休息了半个多月后，又同七大代表罗瑞卿、刘志坚等人一起上路，于10月中旬抵达延安。
1944年5月，陈光所在的中央党校党组通过了陈光同志的历史总结。在这一总结中，陈光过去的工作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陈光同志自农民岀身，领导济南战争始到现在，已成为我党有数的军事人才之……”
陈光走了，离开了他魂牵梦绕的115师。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也到此为止了。
陈光离开山东后，直到去世都没回到过这里。1945年大反攻期间，他准备和林彪一起回山东。
但后来，党中央决定调山东八路军主力去了东北，而林彪则受命从河南直接转向东北。
陈光和罗荣桓再次见面时，已经是1945年10月底了，地点则在离山东上千里的沈阳。
山东八路军统一领导解决后，罗荣桓真正挑起了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重任。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场火该“烧”去哪里？
罗荣桓认为，搞好精简部队和缩小行政机关是当务之急。
1942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东八路军部队进行了两次精简。
然而，由于115师和山东纵队两套指挥系统的存在，精简并不彻底。因此，在实行统一领导后，进行了第三次彻底的精简和改编。
1943年3月8日，山东军区干部会议召开，山东纵队与第115师直属部队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黎玉等领导合署办公。
新的山东军区管辖六个二级军区，即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这六大二级军区又管辖16个军分区。
13个兵力雄厚、战斗力强悍的主力团，则分给了六个二级军区司令部直接指挥：
按照新老干部相结合的原则，经过慎重考虑，罗荣桓提岀了各区主要领导干部配备方案。3月11日，经中央书记处复电批准。山东军区各区的主要领导干部是：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林浩；
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卓如；
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景晓村；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罗舜初；
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麓水；
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符竹庭。
陈士榘夫妇
罗荣桓在整编时，特别注意处理好两军的关系。在领导班子的配置上，要尽量平等对待，不分亲疏。在用干部方面，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
罗荣桓认为，在战争时期干部管理更为重要。
他常说，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做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事情，那是国民党党同伐异的做派。
在一次会议上，他说得非常透彻：“如果干部任用，以符合某个领导的品味为准，那么就只能用一些吹牛的角色。
在部队整编过程中，罗荣桓十分重视新老干部、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干部的沟通，加强团结。
他认为，经过长期训练的红军干部是很有价值的，但人数很少。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与当地人民有血肉联系，熟悉当地斗争的历史情况。
因此，在改组中，罗荣桓安排了大量的地方干部做领导工作。比如林浩、景晓村、张光忠等，都是各军区的领导。
景晓村
在红军干部中，罗荣桓也平等地对待红一、红二、红四军的干部。六大军区的司令员中，原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有。
对曾在延安“拖枪逃跑”在事件中犯过错误的许世友、王建安二人，罗荣桓没有冷眼相待，而是依旧重用，把他们放到军区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
在整编过程中，旅缩编为团，有的团缩编为营，有的营减为连。这样，就有很多编余干部。
对于这些干部，除了将老弱病残交由地方政府妥善安置外，骨干都被保留了下来的。
许多干部被降职充实基层，一些班长、排长当兵，大大提高了基层干部的军事政治素质和部队战斗力。
罗荣桓说：“干部降职后，可能会有思想上的问题，总认为自己没有犯错，为什么要降职？要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
他亲自与从旅级降为团级的梁兴初、罗华生、曾国华谈话，鼓励他们从当时的斗争需要和部队的长远发展来看待问题。
出于对罗荣桓的信任和尊重，他们都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
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罗荣桓下令以保留的骨干为基本力量，几乎一夜之间就组建了8个野战师和12个警卫旅。
这时，那些在改编中被降职的老干部都称赞地说：罗政委真高明，看得太远了。
罗荣桓可能一开始没有想到山东八路会扩编成8个野战师，但他心里明白，骨干是革命的财富，财富不能随便扔掉。
在整编过程中，新的山东军区还将抗大大学第一分校和第115师教导旅缩编为军区直属教导团，袁仲贤（后曾国华）任团长，梁必业任政委。抗大胶东分校改编为教二团。
教导团共办三期，每期都办三个班，其中初中及以上毕业的学生应征入伍后，再优中选优，编入第三班，又称特种兵班，准备训练出一批工兵、炮兵等技术骨干。
张积慧
这个班的学生后来去了东北，成为各军兵种的骨干。解放军空军的林虎、徐登昆、张积慧等英雄都是这个旅的。
罗荣桓的第二把火，是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他认为，做好政治工作，首先要发挥政工干部的模范作用。
整编后，罗荣桓经常对基层指导员、指导员和政工干部进行谈话和教育：
在红军时期，党代表的威望很高，和士兵的关系很密切。行军的时候，经常是军长骑马走在队伍前面，党代表走在后面，为士兵扛枪，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们非常支持党代表。
如果没有党代表签字就下达命令，士兵们会怀疑的。所以不用制度约束，士兵们都完全愿意尊重和支持党代表。
罗荣桓的模范行为也为政工干部树立了榜样。
在听取别人的意见时，他从不打断别人的讲话，对犯错的人给予正确的指导，耐心地激励他们，从不扣帽子，不少人觉得和罗政委交谈，如沐春风。
抗战初期，某团一名政委调任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科长。他对这种安排不满意，不安心于机关的工作，整天写信要求回部队打仗。
罗荣桓从侧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和这位科长聊天，问他从哪里来，什么时候参军的。然后他说：“你的资历是科里最老的吗？”
“是的，我在红军时期就是团政委。红军改编八路的时候是少校副营长。”
罗荣桓又问：“在部队的实际工作经验上，你大概比其他同志多吧？”科长一听就笑了，觉得这是罗政委对自己的鼓励。
然后，罗荣桓说，机关工作和部队工作一样重要。机关干部不仅要用年轻的知识分子，还要用一些资历较老、有部队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做骨干。
他似乎在和下级一起研究，没有任何批评或指责。
这位官员一直想调走，但听了罗荣桓一席话后，他意识到了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感受到了领导的信任，从此他不再写辞职信了。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第115师在抓好政治工作的同时，特别注重干部教育。罗荣桓尤其在这件事上非常紧张。
在他的倡导下，山东军区规定，只要情况允许，干部每天学习两小时。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也让罗荣桓意识到加强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山东军区直属机关教导大队大队长李梓斌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时，把“斌”写错了，经办人一看文件批复的落款不对，误以为是有人伪造签名，举报到保卫部门。
好一顿折腾，这才查清原来是李梓斌写错了名字。
罗荣桓得知此事，立即派人请李梓斌到军区总部，亲切地问：“你以前读过书吗？”
“我出生在平江小山村，是一个放牛郎。小时候，我听说附近的寺庙里有一个学堂，学堂里好像有老师讲课，但我连学堂的大门往哪开都不懂。”李子斌有点不好意思。
李梓斌夫妇
罗荣桓被他逗乐了，笑道：“呵呵，我还不知道呢，那你后来怎么识字的？”
“我当连长的时候就开始学写字了。当我干连长的时候，上级来通知我。我甚至不知道通知这两个字怎么写，所以我一般让文书读文件给我听。”
“读完之后，文书让我在文件上签个知字。我不会写，文书就写了一个字让我照画，所以，我认得的第一个字就是知字，以后我会一个接一个地学习。”
罗荣桓饶有兴趣地听了他的话，然后问道：“我听说你有时要在文件上签字，对吗？”
“是的。”
“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怎么签名呢？”罗荣桓皱起了眉头。
李梓斌争辩道：“现在我有印章了，到时候就盖章，不要签名。”
“唉，”罗荣桓摇摇头，“领导干部是个大老粗，也不行啊！你现在能识多少字？”
“我不知道。不过，一般的文件都可以读下来，但字迹潦草的不行。陈光代师长很工整，我能认出来。不过，有些字笔画很多，就只能靠猜了。”
罗荣桓热情地说：“偶尔猜一两个字是允许的，但多了就不好了。”
“教导大队就像一所学校。你这个队长就相当于一个校长。文化水平不提高可不行。你不仅要识字，还要说、写、用。”
李梓斌问：“我该怎么学？”
“你用什么，你就学什么，在工作中积少成多。比如唱歌，游击战，敌后，坚持反扫荡，……你不仅要唱，还要会说，会写，会用。”
说完，罗荣桓叫李梓斌坐在自己面前，拿起铅笔写了《游击队之歌》，说道：
“比如这个游就是游来游去，活动的意思……”罗荣桓在逐字逐句地解释歌词后问道；“你回去后打算怎么学习？”
李子斌兴奋地说：“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学习。”
李子斌回去后，买了纸、墨、笔、砚，放在自己缝好的布袋里，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当敌人来扫荡时，他上山打游击，就用大石头当桌子，不停地练习。
几个月后，他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他的文章在八一军政大会上展出，受到领导和群众的称赞。
罗荣桓的第三把火是提高战术和战斗素养。
长征结束时，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但后来不断壮大，战斗力没有减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八路军保留了相当数量的红军骨干。
在抗日战争的困难环境中，骨干越来越少，少了是正常的。战争中怎么会没有牺牲？但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关键是战术问题。
抗日战争以来，第115师的一些指挥官已经习惯了10年内战中的猛打猛冲战术。在与装备精良的日军作战时，有时伤亡太大。
1941年2月7日，教二旅副旅长、被称为“张疯子”的张仁初奉命进攻邳马地区时，在重坊附近遇到了数百名出来“扫荡”的日伪部队。
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敌人进攻八路军。张仁初走上战马，举起枪喊道：“共产党员跟我上！”战士们跟着他，勇敢地用刺刀搏斗，给了敌人沉重的一击。
不过，八路军的伤亡也很严重。13名排长中有11人牺牲，他们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
战斗结束后，罗荣桓看到牺牲名单时，非常沉重地说：“他们是多么好的干部啊！”
就在这时，张仁初来了。他非常兴奋，喊道：“政委！我来了”
罗荣桓这次没有让他坐下，也没有给他倒茶。反而盯着张仁初问道：“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还是来领奖的？”
张仁初惊呆了，站着愣了一会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罗荣桓厉声说道：“我告诉你，我在这里没有奖励，处分倒是有，你真是个疯子！你把我的老干部还给我，把我的老骨干还给我！“
一向稳重的政委罗荣桓此时也皱起了眉头。透过黑框眼镜，可以看到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你违反了游击战的原则，把我们的老红军还回来，你得为骨干的牺牲负责！”
在那些生死攸关的战争年代，战斗经验是资本、财富，有时甚至是胜利。
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干部、老兵，在死打硬拼的战斗中白白牺牲，这对八路军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特别是那些爬过雪山、走过草原的红军干部，不仅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有坚强的意志。
一旦失去他们，无论于公于私，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感情上讲，都是难以接受的。
张仁初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低着头。抛开战斗的胜利，想到所遭受的损失，他的兴奋突然消失了。想到那些再也见不到的战友和下属，他的眼睛红了。
罗荣桓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革命不能单靠冲动，战斗也不能单靠勇气。”
“现在是游击战，不是阵地战，只管打得过瘾、杀得痛快，不管流血牺牲，革命的资本就用尽了，你怎么向党和人民解释呢？”
张仁初低下头，痛苦地说：“政委，我错了，我要求组织上给我处分。”
“处分你有什么用？那些老红军能死而复生吗？你回去以后好好记住这次教训吧！”
是啊，打仗不能光靠勇敢，要有勇有谋。既讲勇气，也要讲战术，讲谋略。
张仁初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每当他提起这件事，他总是后悔地说：“唉，罗政委是对的，我真的疯了。”
实现统一领导后，罗荣桓在山东军区整编会议上说：“现在具体情况不同了，我们内战时期的经验不一定都适用于今天。”
1943年7月，罗荣桓在发给各单位并向八路军司令部、中央军委报告的电报中指出：
干部不注意军事学习，不看军事书籍，在这次军事测验中，部队干部105人测验，仅38人及格。机关各部128人测验，仅34人及格。总平均分数是52.6分，相当惊人。
这封电报列举了军事指挥脱离敌后游击战争现实的问题。比如小部队的战斗指挥往往采取正面进攻，阵型过于密集，不擅长利用地形和特征采取灵活的阵型和姿态。
针对上述问题，罗荣桓提出要把教育作为战斗任务来完成，加强干部战术素养训练和士兵军事技术训练。
1943年至1944年，山东八路军坚持在频繁扫荡的条件下进行军事训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歼灭敌军的数量不断增加，伤亡大幅减少。
1941年1月至7月，平均每月伤亡人数超过790人，到1943年，平均每月伤亡人数下降到190人以上。
因此，山东八路军虽然人数不多（四十五年编成八个师，每个师只有七八千人），但短小精悍，战斗力强。
在未来的东北解放战争中，山东八路与远征缅甸归来的国民党王牌交战，不落下风。
山东实现党政军统一领导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多粮食少，部队机关生活很艰难。
山东军区所在的抱犊崮山区是山东著名的贫困地区。因为八路军和共产党机关在这个地区很拥挤，吃饭成了一个问题。
士兵们每天都吃煎饼，煎饼铺在平底锅上，上面有高粱粉或其他面粉糊。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很难咬。有些煎饼含有大量麸皮，容易便秘。
抱犊崮山区
为了方便吞咽，在天宝山区烙煎饼时，会在面糊里混入一些山梨或柿子。
当地的蔬菜非常罕见。士兵们经常腌制柳叶，卷在煎饼里。如果你是北方人，习惯吃面食，那不管面条的质量如何都能下肚果腹。
但是，师里的一些知识分子是南方人，他们习惯吃米饭，不会卷煎饼。双手吃煎饼就像看报纸一样。所以，吃煎饼的时候，他们开玩笑说：“看报了，看报了。”
当时，虽然罗荣桓痔疮很重，但他也每天“看报纸”。
罗荣桓平时就穿着羊毛棉袄。乍一看，敌后根据地有一件羊毛棉袄穿，似乎条件不错，它却名实不符。
穿这种棉袄，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弄得到处是羊毛，而且一坨一坨地向下坠，往往是棉袄的下面厚厚的，而上面却成了单衣。
在那种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部队有困难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八路军穿过的羊毛棉袄
八路军在山东发展壮大，本想就地获取一些给养。但山东的国民党政府却百般阻挠，说八路军的防区在黄河以北，不在山东。
从根据地里搞吧，当地的老百姓本身也苦得很。
没办法，一开始八路军主要是靠打仗缴获来维持生计，但打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不但要有好的作战目标，而且也应有足够的后勤保障。
后来，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罗荣桓发动全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先是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和收藏。但是，不久很多地方又出现军民争荒地的矛盾。
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山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参加了盐场的规划、建设和后来的晒盐劳动。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去卖，来回100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可以赚30余元。
后来，罗荣桓又指示机关开展多种经营，这样，机关又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3个生产队、2个油坊、1个酱园，还开办了供销店。
当时的买卖做得还不算小，他们把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生活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用品。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罗荣桓甚至把当时在抗大华中分校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留在山东帮助工作。
1942年，返回延安的薛暮桥经过山东，在山东被罗荣桓硬留了3个月。
后来中央来电催他回延安。罗荣桓就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暮桥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后来，薛暮桥认识到山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就留了下来。
另外，八路军还开了金矿，在根据地内发行自己的货币（即抗币，山东称为北海币），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
通过自力更生，到1944年，山东八路军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5钱油盐，1斤多菜，每月1斤多肉。每人每年发一套衬衣、一套棉衣1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