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而且都是到苏联。

他第一次到苏联主要是会晤斯大林，参加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毛泽东和斯大林还签订《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他第二次到苏联主要是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并访问苏联。

毛泽东不喜欢出国访问，其中也许有多种原因。但他一旦出国门，时间就很长。

第一次去苏联，离开北京时新闻机构没有发表消息。外交资料记载，他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21日在苏联活动，3月4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第一次在苏联的73天是他政治生涯中特殊的73天，也是他军事活动中特殊的73天。

73天中，他在苏联仍然不间断地指挥着国内的解放战争。

据公开发表的历史资料，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关于军事工作的电报起码多达10篇以上，其中包括著名的《渡海作战必须注意的问题》、《关于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意见》等。

12月29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发回一份电报。

请告陈、郭（陈赓、郭天民），只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

毛泽东在访苏专列上开会

毛泽东把歼灭国民党留在祖国大陆最后一个重兵集团的任务，交给了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

早在毛泽东发电报之前，陈赓就已悄悄从广州动身前往南宁。

他在广州，心中留下两件憾事。有一件和即将发起的滇南战役有关

一是没找到恩人。他说：“没有找到曾在黄埔军校门前修鞋的那位老工人，没有找到汕头医院救过我的那位护士。”

“他俩都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拥护并热心支持革命事业的人。现在形势好了，就更加怀念他们。” 。

二是找人吵了一架。这时，第4兵团的总人数已超过20万。光说行军，每人三双鞋就要60万双，数量很大。

陈赓历来不愿意给别人增添麻烦。这次确是部队必需，没有就不行啊。打过长江后，部队长途追击，鞋子早已跑破好多双了。

战士们打着光脚行军，脚板上打满了泡，直流脓水。千里之遥进云南，难道让干部战士拖着一双烂脚爬着去？

他不愿打扰当时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叶剑英。他很敬重叶剑英，老是叫他“叶参座”。

他说：“叶参座身兼十数要职，够忙的这种事不能去麻烦他。”

陈赓让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民直接去找华南分局一位负责同志联系。这位负责同志说，不好办。陈赓亲自带着郭天民再去。结果还是不行。

郭天民

陈赓感到不理解。他压住激动，再解释，就是不行。他实在忍不住，就吵起来，怒气冲冲走人。

叶剑英的办公室距离不远，听到吼叫连忙走岀来。问清原由，连连说：

“为什么要惹陈赓同志发那么大的火？这个问题应该解决。”

“我到华南来，行前毛主席有两条指示，第一条，解放广东要依靠强大的第4兵团；第二条，两广解放后，要大力支持第4兵团进军云南。”

“陈赓同志，请你把需要的物资详细列出清单，在我职权范围内由我批，超过了我职权的，我报请中央批。”

“事急从权，我今天晚上就把广州城里的大商户召集起来，开会先购买鞋子，所需汽油由军管会拨给。”

陈赓听了很感动，特别交待郭天民：“叶参座这么关心，我们所需物资的清单按最低数开，别‘趁火打劫’。”

“此外，准备带到贵州、云南少数民族区域交换副食品的食盐、棉纱、棉布等物品，由我们自己买，不能向广东要。”

离开广州，陈赓从沙面上船，由水路前往贵县。

他坚持把报话机架在船头，这是他在广西作战时总结出的好办法：有什么事，随时可以同师长们通话。紧急情况，还可以越级叫岀营一级的指挥员来。

作战期间，在部队高度分散、前进速度非常快的情况下，“叶参座”问到部队情况，哪怕问到先头营的作战情况及位置，陈赓都能很快准确地回答出来。

叶剑英起初感到惊奇，后来知道了原由，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很好！”

这一路，报话机用的很少。陈赓坐在船上，专心致志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里正在播送毛泽东主席到莫斯科的消息。

陈赓从贵县改乘汽车，于12月3日到达南宁。

他将在南宁组织召开第4兵团领导干部会议，作出实施滇南战役的具体部署。

两大任务摆在陈赓面前：一是经营云南，事关云南百业待兴的大事，必须在入滇前完成充分准备；二是粉碎汤尧“跑为上”的企图，行动要迅速，分秒必争。

两大任务形成了一对现实的矛盾。完成入滇的充分准备，大部队在南宁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滇南作战，事关大局，不容半点迟疑，兵力、战法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

据此，陈赓在兵团会议上提岀，兵团主力留在南宁继续完成入滇准备，而立即进入云南歼灭汤尧中央军的任务只动用第13军四个轻装团和第4野战军配属的两个师。

这行么？汤尧溃逃滇南，虽是残部，也还有八个师6万余人，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个重兵集团。

第13军担任主要方向作战，四个轻装团不足6000人，兵力对比是十比一。

敌军现在立足的位置，距国境只有三天路程，而我军还远在南宁，正常行军需要15天才能赶到，空间距离差距太大。

听见大家的议论，陈赓不急不躁，待大家把话说完，他说：

这样的仗，咱们是第一次打么？不是嘛。我们赢得多次的胜利，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今天，关键是要在“快”、“巧”上做好文章，来一个出敌不意，岀奇制胜。

他说：滇境敌军已成惊弓之鸟，将难决策，士失斗志。“边纵”已在战斗中发展成为两三万人的游击兵团，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

地方党有长期斗争的经验，在各族人民中树立了很高威信。起义部队虽然尚未改造，但在昆明保卫战中，已证明大多数官兵接受了我党胜利形势的影响。

把这些力量加在一起，优势在哪边？仍在我们这一边！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他特别强调说：下一步作战的关键，在于4兵团部队能否团结好4野部队、“边纵”、地方党、起义部队和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先敌关住国门。

大家心头豁然开朗。

会议最后决定：以第4野战军第38军两个师为南路，由百色出发，经富宁、文山，直插马关、河口、金平地区，封锁中越边境，切断汤尧集团逃往国外的陆上通道；

以第13军为中路，由南宁经百色、富宁、砚山，直插开远、蒙自，并抢占蒙自机场，切断汤尧集团空中撤逃通路；

北路第17军一部在平奕（今富宁）一带牵制敌军，支援桂滇黔边区纵队主力一部配合卢汉起义部队坚守昆明，另一部配合野战军各部队作战；

兵团机关和第14、15军分两路经贵阳、盘县及百色、陆良，进军昆明。

陈赓命令：13军，元旦先岀发。

当时，驻滇南的国民党六万大军，由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指挥。

汤尧是合肥陆军讲武堂毕业，曾是黄埔军校首批上校教官，但在国民党军队中长期坐冷板凳，在参谋和后勤岗位上兜兜转转，靠资历混上了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一职。

渡江战役后，他率陆军总部机关先从南京逃到广州，又从广州千里跋涉到云南昆明。

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起义前夕，汤尧刚到昆明找卢汉商量陆军总部机关驻地问题，因提前得到风声，于正式起义的前一天化妆成商人仓皇逃出昆明。

卢汉起义后，扣押了张群、李弥等人，汤尧收到了台湾发来的急电，一下子“时来运转”。

台湾方面明确告诉他：一，过去国防部与云南各部队、各机关的联络，凡由卢汉承转的，一律改由陆军总部承转。

二，正式发表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监督云南军政事务。

三，命令曹天戈兼第8军军长，彭佐熙升任第26军军长。

四，第8军、26军、89军合编为第19兵团，王伯勋为司令官，曹天戈为副司令官，负责指挥第一线军事，讨伐卢汉，营救李弥、余程万。

就这么简单地一变，汤尧换了一个模样：刚刚从昆明逃岀来，转眼间带兵转过身去“光复昆明”。

他指挥第8、26军进逼昆明，气势汹汹，士兵们都戴上了“血耻”字样的白布臂章。

12月17日抵近；18日开始东路南路夹攻。占领巫家坝飞机场“占领五里多的汽车站。突入市区，逼近近日楼。海南岛起飞的轰炸机队轰炸了五华山附近。

战火正炽时，卢汉放回了第八军军长李弥。李弥回到大板桥，召集师以上军官见面，要求部队撤出昆明，退到西康和胡宗南会合。

众人围攻昆明正在兴头上，岂能放弃，这一建议马上遭到众人反对，李弥随即被汤尧打发回后方司令部沾益休息。

20日晚，战事进展不错，枪炮声彻夜不绝。汤尧、曹天戈很高兴，判断拂晓就能打进城。

紧急关头，卢汉又把余程万放出来。

放的很有讲究。

先把第193师师长石补天双手捆绑起来，腰间拴两枚手榴弹，派人掌握着拉火绳，令其岀城高喊，让第26军停火。

第26军阵地枪声停止。卢汉立即派人用汽车把余程万、石补天等送出城。还送给了余程万四卡车银元，说是慰劳第26军官兵。

余程万一回到第26军，即令全军向宜良撤退。匆匆而退，与第8军连招呼都没打。

第26军退得太快，以致有一个团没来得及撤出来，反被起义军吃掉了。

深夜，曹天戈得知第26军开始后撤，害怕孤掌难鸣，也命令第8军的一线部队迅即向大板桥后撤。

两个军都开始后撤，挡也挡不住。

21日中午，汤尧赶到第八军军部驻地大板桥，力挽颓局。

他要求第8军停止后撤，就地待命；派出与余程万交情很深的人赶快到呈贡去说服余程万。

李弥此时从沾益发来急电，又提出立即向川、滇、康边境转进，靠拢胡宗南。

汤尧派车到沾益把李弥接到大板桥开会。

会上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主要是李弥讲的，他主张北上川、滇、康边境，向胡宗南靠拢。

第二个方案主要是大胆穿过呈贡，直奔滇南蒙自、开远、个旧、建水、石屏一带。

这一片土地大、人口多，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有铁路、公路，蒙自还有飞机场，距国境线近，蒙自离河口150余公里。

台湾当局给他们布置的所谓“最后决战，确保滇南，控制昆明，左右川康，建立西南反共复国的陆上基地”的任务，应有的条件在滇南都比较具备。

退一步讲，如果抵抗不成，还可以利用蒙自机场空逃台湾；或沿滇越铁路及其以西道路逃往越南、老挝和缅甸。

多数人说第一方案有百弊而无一利，认为眼下胡宗南正困缩川康，走投无路，自身难保，到那里去等于自投罗网。

况且川、滇、康边境一带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大部队行进、驻扎以及给养都很困难。

加之时已隆冬，官兵衣服单薄，无以御寒。随军眷属也不堪拖累，恐怕到不了西康.就已四处逃散，所剩无几。于是，决定采用第二方案。当夜即开始行动。

谁知，同床异梦，各人都在打着自己的“小九九”。

汤尧想退到澜沧江、怒江以西，以那里为根据地。他认为，只要能拖到5月份雨季到来，解放军即使赶到也无法行动，无可奈何。

到那时，国民党军稳可以借机苟延残喘，等待秋后看国际局势有何变化，再做打算；万不得已时想跑，也可从容逃往老挝、缅甸。曹天戈很赞成汤尧这方案。

李弥在想，滇南物产富饶，地势险阻，可以同解放军周旋一番，迫不得已时，逃往越南、老挝也很方便。

如果过早退至怒江以西，对上述有利条件弃而不用，未免可惜。

立足于这个想法，他开始天天忙着找县长，访土司，煽动成立“反共自卫军”、“反共纵队”、“反共支队”，发一些乱七八糟的番号，纠集乌合之众。

余程万这次最随和。“一脸憨相，心中雪亮”。怕在上面遭蒋介石的不满和怀疑，又担心在下面遇到师、团长的反对，只得暂且靠拢汤尧、李弥，以图自全。

他盼着交通恢复，然后立即逃出云南，把自己的部队拖到海南岛，以余汉谋、薛岳等为靠山，躲开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

余程万和李弥合影

所以，他绝对不愿意离开随时便于逃命的蒙自机场。

麾下的军长都各有想法，汤尧这个六万国军的总头头，也是很难当家啊。

1月2日，顾祝同派人飞赴蒙自，专门请汤尧、李弥、余程万三人飞赴台湾。

1月5日，汤尧刚刚抵达台湾，国防部第3厅厅长许朗轩便找到他说，陈诚向蒋介石建议，要把才逃回来的胡宗南赶回西昌，把顾祝同赶回大陆指挥部队。

顾的老婆听到这个消息，天天哭泣，担心顾祝同年老体弱，吃不了辛苦。所以，现在正想物色一位适当人选代替。

钱大钧、韩德勤等不肯去，别的人又多半资望不够，不便提出。照目前情形，只有汤尧可以代替。

如能这样，既解了顾祝同的困难，又减轻了胡宗南的负担，他们自然会感谢汤尧。

汤尧麻木地点点头，提岀：我倒是可以去，但你们要多给些部队。

许朗轩赶快劝阻：“部队一多，就形成重点，又必然牵涉到顾总长亲自去指挥的问题。眼下是一时之计，等你在大陆站稳了脚，番号装备都不成问题。”

汤尧说：“好吧！大势已去，大官都怕死，孤臣孽子就由我来当吧！”

当晩，蒋介石亲自接见他们，着实把汤尧夸奖一番，又因撤围昆明一事，把李弥、余程万责备了一顿。

蒋介石说：“这次没攻下昆明也好，留一点人情余地，将来还可以利用。”

汤尧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上午，汤尧到三民主义实践研究院的密室，同顾祝同、萧毅肃见面。

汤尧发愁：“兵力少了，恐怕站不住脚。”

顾祝同：“善用兵者就是以少击多，否则再多也挡不住共产党。再说，你真支持不住了，准许你退到外国去就是了。”

顾祝同给汤尧交了底，余程万既然靠不住，干脆把第26军空运台湾，武器留给汤，再扩充一个军。”

汤尧趁机试探：“叫李弥负责不好么？剩下的部队都是他的。”

顾祝同摇头：“你不知道，总裁认为用他不适宜。这样吧，他当他的省主席，兵权交给你。”

晚上，白崇禧在元山饭店宴请汤尧。白崇禧讲得很坦爽：“让你兼第8兵团司令，死守西南，好极啦，赶快去。不是今天的存亡关头，恐怕连一个连排长都轸不到你的头上。”

“兵权，只许可给他的人掌握.哪有你的份？不过，你一隅之地，一个兵团，怎么能抵抗得住共产党？识时务者为俊杰，最好是退到越南去。”

白崇禧还说出了担心：两个军都不是自己的部队，而且相互猜忌很深，汤尧你能拖得动么？

汤尧只是听。在台湾，他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搅越糊。

1月14日，一架军用飞机从台湾直奔滇南，降落在蒙自机场。机舱门打开，顾祝同走下来，汤尧、李弥随后。三人坐进早已准备好節汽车，朝蒙自城里开去。

民国初年的蒙自

一进指挥所，顾祝同就说，马上打电话，通知第8军军长曹天戈快来。

他不知道，曹天戈此时已经焦头烂额。

1月8日，第26军和第8军同时接到台湾方面的的电报。这一道命令短短数语，却犹如一把碎盐撒进油锅，激起两个军劈劈啪啪一片乱响。

命令很明确：一，第26军应即准备空运台湾整训，为减轻空运负担，迅速完成空运计划，该军应将所有武器、弹药、器材、马匹、车辆等装备点交第8军接收具领。

二，第26军所担负的蒙自一带防务，自第一批开始空运之日起，统交第8军接替。

三，限电到后，该两军应立即遵照，切实交接具报。

两军上下顿时疑惧横生。第26军驻扎云南的时间不短了，许多官长士兵是云南人，外地籍贯的官员有不少也在云南成家落户了。这些人不想走，请求发给安家费。

另有一部分团以上人员怀疑这是不满意第26军停止进攻昆明，台湾方面变相缴械。

第8军官兵感到局势如此动荡，有两个军尚且难以自保，现在只留下一个军，一旦有事，如何应付？他们发牢骚：“好的做酒，坏的做醋，国防部把我们丢在云南了。”

有不想走的，有怕挨整的，有怕吃亏的，人心浮动，沸沸扬扬。

曹天戈正在头痛，听见传见，很快赶到。

跨进门，就听顾祝同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胡宗南方面正要向云南开，他们来了，力量就大了。”

西昌的“大陆游击根据地”又不要了？不祥之感袭上曹天戈的心头。

顾祝同说：“总裁已经指派，你为第8兵团副司令官，仍兼第8军军长。”

曹天戈苦笑。

顾祝同从皮包里取出一封信，交给汤尧：“这是总裁要我带给你的一封信，此外还要我带来50000元银币给你，你可以派人拿回去。“

汤尧回到寓所，拆开“御笔真迹”，轻飘飘的两张纸。

第二天上午，顾祝同召集第26军团长以上军官训话。下午，他便带着李弥飞往西康去了。

汤尧觉着蒋介石的信和顾祝同的话都是在重复一句话：为党为国，忠贞到底。

任何事情走到了底，就该变啦。这不，正当滇南国民党军一片混乱之时，四野王牌三十八军却悄悄地断了他们往越南逃跑地退路。

第四野战军第38军参加广西战役之后，很快转入了渡海作战的训练。

他们已准备从桂林登车归建，东去担任解放台湾总预备队的任务。

从东北打到中南，从冰天雪地的“那疙瘩”来到冬天照样温暖如春的南疆，驰骋数千里，一路风卷残云，一路编织胜利的花环。

现在，他们停止了渡海作战的积极准备。他们接到中央军委电令：第114、151师隶属第4兵团指挥，进军云南，配合友军歼灭敌军残余。

他们很快完成了入滇作战的各项准备——轻装，筹粮，打草鞋，组织留守等。

部队出发了。12月16日，在广西的百色地区，第38军同坚持云南军事斗争的滇桂黔边区纵队会师。

走岀百色平原，便坠入山的海洋，爬过一山又一山，永也没有尽头。

站上山巅极目远眺，“一览众山小”，无数大小高低的山峰在云雾之中时隐时现。山上的气候层次分明，一上一下明显经历着春夏秋冬四季。

队伍不时穿行在原始森林里。荒草藤条枯木恶水，根本没有路。又细又长的旱蚂蝗不断粘到人的身上吸血。官兵们挥刀劈砍艰难开路，火烧营地一次又一次地驱赶旱蚂蝗。

急行军走在山石路上，一双鞋上脚不久就会磨破，两三天非换不可。行军紧张，条件艰苦，又来不及弄到替换的鞋子，干脆赤脚行军。许多人的脚上鲜血直淌，用布一缠，继续走。

老百姓讲，这一路常有瘴气。闯入瘴气区，人畜都危险。当地人躲瘴气如同躲恶魔一样，早晨八、九点钟以前关门闭户，通常是不出门的。

部队多请向导，避开瘴区，同样昼夜兼程。过剥隘，过富宁，过广南，过砚山……第38军的行动极隐秘。当他们公开出现时，已经到了滇东南的重镇文山。

1950年1月6日，文山解放，两万官兵马不停蹄，岀文山，经马关、八寨，24小时连续行军220里，再夺南溪车站。

1月11日，第341团占领陈赓指定的位置——滇南重镇河口，扼住敌军入越通道的咽喉。

国民党第26军悄悄地在红河上游的蛮耗赶架浮桥。

第492团在“边纵”配合下，两天两夜急行军，猛扑蛮耗渡口。13日到达蛮耗附近，14日凌晨发起攻击。打了一个来小时，全歼敌守渡口部队。

第38军彻底卡断了汤尧从陆地逃入越南的通道。

13军4个先头团则沿着广西十万大山的羊肠小道向西日夜不停地走，穿过桂西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终于登上了云贵高原。

经过艰苦行军，13军勇士们14天疾进2000余里。战士们虽然经过轻装，身上仍背着四五十斤重的枪支弹药。

每天的行程还在不断增加，120里，150里，180里，多时甚至达到220里。休息的时间却不断地减少，六小时，四小时，两小时，一小时，最后成了日夜不停地前进。

疲劳和瞌睡恶魔般缠上了每一个人。只要抓住机会，哪怕三五分钟，官兵们也可以小睡一会儿。

1月15日清晨，先头的第37师已进占蒙自东部地区。

问老乡有国民党兵么，老乡说有不少国民党兵，都说是第26军的，好像还有第8军的人也正由开远往这里靠。

还说现在的蒙自机场正在运一些婆婆妈妈什么的，还运一些说是打前站的。

派出的侦察分队赶回来报告，蒙自城东约80里的鸣鹫地带发现有敌军一个警戒团。

很明显，国民党军队正在利用蒙自机场从空中逃跑。

师里几位领导简单碰了碰头，马上决定：先绕过敌军的警戒团，直扑蒙自机场。第110团绕道石洞，主攻蒙自机场；

第109团绕道东山，直插黑龙潭，配合110团行动，并向北警戒开远方向可能来援的敌第8军。

这一绕，多走好几十里路，一抬脚迈出80多里。

天刚断黑，部队进占机场周围的不依地、一家寨、黑龙潭等地。

这时，汤尧也在蒙自。他正和第26军的高级军官在蒙自城里看京戏。

他们没有听见枪响。他们离机场还远。

第26军的一些下级军官告诉士兵说，解放军主力离蒙自还远呢！我们的警戒部队都放出了80里以外。

京戏散场，汤尧和他的将校官员们还徜佯在京剧的韵味之中，第110团的突击队已从南、北、东三个方向悄悄逼近机场。

冬日的月夜很冷。月亮升上树梢，突击面长傅一宗发出口令：“开始行动！”

3营营长安玉峰率领300多名突击手飞一般摸进机场。8连班长常华堂带领的尖刀班跑在最前面。

大约二三十人的一小队敌军巡逻兵顺着机场跑道走来，带队的军官隐隐约约看到机场边沿有晃动的人影，大声问道：“什么人？”

“自己入！”常华堂回答。

“口令！”

“我们白天外岀巡逻，刚回来，怎么会知道口令？”

“连口令都不知道，你们巡逻个鬼！”那军官挥舞手中的小六轮，“不准动！动我就开枪啦！”

“打伤了人，你们负责！”常华堂一面机警地应付，一面突然扔出了手榴弹。敌军巡逻兵拔腿便跑。

枪炮声撕裂了午夜，惊醒了沉睡。敌军官兵乱撞乱碰，哇哇乱叫，机场乱成一片。

一架飞机仓皇起飞，常华堂带领尖刀班飞快冲去，端起冲锋枪就打，机头上的灯灭了，发动机也不响了。

安玉峰沉着指挥，中路部队冲进敌军空军指挥所，相继占领四幢房子，活捉了200多名敌军官兵。

左右侧两支突击队冲进了敌炮兵阵地和一排平房，一排排山炮、战防炮、迫击炮转眼间成了战利品。

在平房里睡觉的敌空军地勤人员有的穿着裤衩乱跑乱放枪，有的钻在被窝只顾发抖，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第110团攻占蒙自机场，乘胜攻进蒙自县城。

第109团消灭了蒙自城南新安所国民党第26军第93师的两个营，逼迫蒙自城周围的敌军放下了武器。

第38军那边卡住河口，第13军这边又截断空中退路，滇南之战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解放军手里了。

可惜的是，机场枪声一响，汤尧、曹天戈就匆忙乘吉普逃出蒙自。13军紧赶慢赶，还是让汤、曹二人跑掉了。

蒙自机场失守之后，国民党第26军残部遭到重大創击，狼狈逃向红河。

驻在开远的第8军犹如漏网之鱼，在曹天戈的带领下朝西向石屏、元江方向跑。

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命令；坚决踉踪追击，穷追猛打，不给敌人一分钟的喘息机会。

兵团对具体的作战任务作了进一步的明确：逃过红河一线的敌第26年残部，由第4野战军第38军第114，151师负责；

第13军第37、38师旨在石屏、元江、墨江一带的云南“边纵”部队协同战斗，追歼敌第8军于元江西岸。

1月21日上午，第37师追出团山口，爬上了元江大坡。这个元江坡在当地是颇有名气的，一上一下就是140里。

上到山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向左边的山沟里看，一片忽明忽暗的火把，绵延好几里，隐隐约约还可以听到人喊马嘶的声音。

正在猜测时，三个头裹黑布、身穿蓝布衣、手执红缨枪的男青年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他们是坚持当地斗争的滇桂黔边区纵队的战士，专门赶来配合作战的。

他们报告：“左边山沟里的队伍，就是曹天戈带领的第8军左路纵队，包括军直属队和42师，他的右路纵队包括教导师和170师，已跑在了前面。”

正说着，又有两个青年汗流夹背跑来：“曹天戈现在到了一条山河阻隔的绝路。向导跑掉，老乡们逃走，连水井和粮食都被埋起来了。”

“他们今晚吃水做饭都成了大问题，现正在左边的山沟里露宿。”

“师长，打不打？”第109团团长顾永武着急地何。

“不打！”第37师师长周学义非常冷静，说：“我们现在最紧要的是超过曹天戈的左路纵队，一把抓住跑在前面的右路纵队，在元江的东北岸全歼敌人。”

师政治委员雷起云说：“我们把尾追同拦击结合起来，使敌军首尾不能相顾。”

顾永武带着部队向前猛插。四更时分，他们赶到了营盘山。上了山一看，黑压压一片都是敌军，躺的躺，坐的坐，拥挤不堪。

顾永武

顾永武当机立断，命令副营长秦三须带1个连，全部摘下帽徽胸章，伪装敌军穿过去。

很快，秦三须变了一副模样，骑一匹大红马，头戴大檐儿帽，装腔作势一路直咋呼：“滚开，滚开！怎么连路都堵上了，你们想让解放军追上当俘虏啊！”

他们连懵带吓突过障碍，迅速占领了营盘山制高点。黎明时分，出其不意向敌军发起攻击。先头营的另外两个连从翼侧打过去。

这猛然的一击使本已惊慌万状的敌军官兵吓破了胆，许多人蒙头转向滚蓟了山坡下，聪明一些的赶快缴械投降。

一看有危险，跑在前面的右路纵队指挥官孙进贤发疯般跑到元江西岸，不管后面还有谁，回头就炸毁了元江铁索桥。

曹天戈带着残兵败将拼命地跑，他万万没想到，下令炸毁元江铁索桥、断绝他逃路的竟然会是他的前卫师师长孙进贤少将。

汤尧暴跳如雷，他发誓，过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捉拿第170师师长孙进贤，“以正国法军纪”。

可眼下，解放军赶的赶，堵的堵，又是手榴弹，又是冲锋枪，修桥的工兵已经做了俘虏。

汤尧的脑海刹那间出现空白，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意识到，自已已经陷入绝境。

但他还是不死心，四处洗着，发现妹素桥东边不远有一座无名高山，刀削斧劈似的陡峭，山上没有长树，布满了荆棘、仙人掌和刺藤。

这正是扼守铁索桥头的天然屏障。汤尧命令曹天戈：“赶快派800名士兵，给我抢占这座高山！”

解放军也看中了这座高山，顾永云命令2营：想尽一切办法，攻下无名高山。

6连分三路猛冲上去，占领了山头。曹天戈急疯了，派出一个团反扑。

敌军连续向无名高山和铁索桥头冲击十几次。最后，6连只剩下了24个人，仍牢牢守着无名高山，控制住铁索桥头，始终未让汤尧的近万人马前进一步。

国民党第八兵团兵团部、第8军军部和第42师被解放军第37师完全分割在荒无人烟的红土坡、二塘山一带。

1月25日拂晓，国民党军彻底垮了，汤、曹二人一齐逃命，路上却失散了。

曹天戈跑着跑着跑不动了，对身边的官兵说：“大家坐下歇会儿吧。我不愿再逃了。我们也别指望能够再逃了。”

曹天戈

曹天戈永远忘不了红土坡下的一条深沟，这条深沟长满荆棘野草。他在这里被解放军活捉，押送到第37师指挥所。

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带着警卫团和42师残部往西跑。

他把吉普车丢在石屏城里，换上乘马，同曹天戈结伴同行，相互壮胆，一并纵骑沿着山间小路往前奔。天黑路生，偏偏又同曹天戈走散了。

跟在他身边一起跑的只剩下残缺不全的第42师。第42师师长石健中曾经被蒋介石称作“骁将”。

石健中带的这些兵眼下就像是被魔法罩住的小鬼，别说还手打仗，连招架的功夫也没有了，只会跑起来比兔子还快。结果，还是未跑掉——“骁将”毙命，五六千弟兄当了俘虏。

汤尧顿时一身发软。

红土坡、二塘山区到处是喊声、杀声、枪炮声。

激战五小时，解放军第37师连续打退国民党第42师的八次反扑，然后乘势夺取了敌军在二塘山全部阵地。

第110团1连发现，有七八百名敌军官兵边打边跑，连续越过五个山包，还在拼命顽抗。

这股敌军官兵身上的装备都是一长一短—-支卡宾枪、一支小左轮。

有名堂。1连当机立断，立即冲过去。

还有一群敌军龟缩在山梁那边，1连3班迂回到这伙敌军的后面，岀其不意地举起手榴弹：“不许动，谁动打死谁！”

一群人顿时吓懵。片刻，一个老军官无可奈何地说：“交枪吧，不中了！……不中了……”

这最后一批俘虏开始集中编队。1连干部指定表现好的俘虏岀来带队，连喊了好几声，竟然没人敢出来。

“不是不愿带，而是不敢带。这个队伍里有大官。”一个俘虏低声说。

“什么大官？”1连的干部追问。

“陆军副总司令。”

“在什么地方？穿什么服装？”

“就在人群里，你们找吧。他穿的比我们好得多，岁数最大。”俘虏始终是悄悄地说。

1连的干部立即带着战士们在人群中查找。终于发现，有一个老军官穿着深绿色的呢大衣，约摸五六十岁，正蹲在俘虏中间的草地上。

他们快步走到俘虏群中的老军官面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老军官登拉着脑袋，似乎没听见。

“你是汤尧吧？”1连的干部追向。

还是不吭声。

“你是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吗？”1连干部大声再问。

“是……”他这下回答了，声音低沉、沙哑，“我就是陆军副总司令汤尧。”

他就是刚才说“交枪吧，不中了”的那位。

汤尧听说要派人把他押送到师部，又开始耍赖了，他说：“我身体不好，走不动。”

连长笑了：“有马给你骑。”

汤尧到了第37师指挥所，没顾上说别的，先要吃饭。正好，元江县的老乡给解放军送来了丰富的饭菜。

师长周学义叫警卫员给汤尧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大米饭，还特别交待再上一盘牛肉炒花菜。

周学义

师政治委员雷起云说：“这些菜饭是人民慰劳解放军的。现在你们放下了武器，也对分享一点。”

汤尧狼吞虎咽，不一会儿，就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饭后，他同第8军军长曹天戈、第8军参谋长杨也可一起，走进了俘虏营。

对于滇南惨败和被俘，汤尧很不甘心，逢人便说：“我是飞机送来的俘虏，是顾祝同的替死鬼。”

滇南战役结束后，这些被俘的将校级军官被转运到昆明关进俘管所。

汤尧不肯安分，进行绝食抗议，大言不惭地说：“陈赓呢？他怎么不来见我这个老师？我见到陈赓才吃饭！”

陈赓很是生气：“他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不识时务，反动透顶！我见他干什么？！”

陈赓早在黄埔军校就读时，就对汤尧非常反感。汤尧性情傲慢、心胸狭隘、狡猾无信，不接近同事和学生，却喜欢与黑帮交往，和妓女鬼混，同事学生多鄙其行，不愿和他在一起。

后来，汤尧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监狱，他恶习难改，在监狱好吃懒做，还经常装病骗药酒喝，因表现不佳，前面两批特赦均无份，1962年病逝于狱中，时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