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亚洲进行的一切龌龊的勾当中，最明目张胆的便是麦克阿瑟专机邀请孙立人到东京会谈。
孙立人日后在接受台湾研究院近史所所长张玉法先生的口述访谈中，坦言道：
“（1950年2月11日）有一次刚打野外回来，松山机场有个美国军官来见我，向我报告说麦克阿瑟将军派专机来接我去日本，问我有没有空。”
“当时我兼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陈诚将军是我的上司，我立刻到陈诚司令长官公馆报告。他一听完，便要我去，我只带着一套军便服便去日本了。”
“到了日本，我也没停留，立刻到东京第一大厦见麦帅。他问我，台湾有多少能战之师？我说有五六个师能打。事实上这个数目是我吹嘘的。”
美国当局好几个部门的人几乎在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动起了孙立人的脑筋。
主导日后政变除蒋计划的美国国务院，便循着美国驻华外交系统官员，秘密于蒋介石下野之后第二个月展开了行动。
1949年2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参事莫成德秘密抵达台湾，此行主要目的是观察台湾岛内形势。
根据莫成德在台湾期间的观察印象，他向美国国务院呈上了一份报告，指出陈诚并不是美国可靠的合作对象，建议美国可以争取孙立人。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看了报告之后，曾经指示莫成德与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见面商讨，如果司徒也认同，便可向李宗仁总统提出由孙立人替换陈诚作为台湾主政者。
显然，这项建议并未落实，或者李宗仁根本无权更动蒋介石所做的人事调配，根本没有办法在蒋介石没点头的情况下，拿掉陈诚的乌纱帽，代之以孙立人。
2个月后，1949年4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莫成德返回美国,他向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建议，由孙立人主持台湾政治.
并且趁机向孙立人提出租借台湾、澎湖海空军基地，用此条件向孙立人交换经济援助台湾。
换句话说，从莫成德建议国务院以孙立人取代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到1950年2月麦克阿瑟派专机接孙立人到日本会面，乃至1950年5月，美国都没有放弃争取孙立人。
显然，美国当局始终在等待机会，看该如何处置蒋介石，目的在为美国谋求最大的国家利益。
不可讳言，1949年5月这个兵荒马乱，令蒋介石心乱如麻、五内如焚的月份，也正是美国急着出台驱逐蒋介石方案，来确保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利益。
台湾岛，向来被美国视为中国沿海战略要冲，美国基于“冷战”格局之战略思考，担心国民党当局如果守不住台湾，何异把台湾这太平洋第一岛链的重要环节，平白送给中共。
因此，向来习惯乘人之危的美国，便趁着1949年四五月之间，国民党军丢盔弃甲，蒋介石政权摧枯拉朽的节骨眼上，在幕后全力策动一场针对蒋介石政变大阴谋。
1949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肯楠向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会议呈递了一份建议书。
建议书主张美国应该联合其他几个亚洲国家，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等国，由这些国家象征性地派遣少数部队，美国派遣比较多的部队，军事控制台湾。
在这份建议书中，肯楠主张美国应该支持孙立人加入这个即将在台湾岛上成立的新政权，假使孙立人乐意合作，那么美国将轻而易举分化国民党军。
这时，美国就会对蒋介石下达逐客令，通知蒋介石，如果他愿意留在台湾，那么美国将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对待蒋氏，将其软禁在台北近郊大溪。
美国一方面预备对这位前盟友下达逐客令，另一方面更叫人难以置信的是，开口闭口都是人权的美国，正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一项刺杀蒋介石的计划。
美国中情局大楼
此人名叫派许。派许是战后美国十分活跃的一名特工，起先任职于美军情报部门，1946年到1947年间，供职于麦克阿瑟在日本的盟军总部。
1948年调回美国，在刚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担任“军方代表”，换言之，他是早期中情局主管军事情报的负责人。
这段期间，派许主管一项特殊案件，中情局的代号名之为PB-7。
这个项目简而言之便是专门行刺或者绑架不听美国指令的外国领导人。
派许主持这项被同业称为“湿事件”的血腥谋杀项目。而亚洲至少有两名领导人是派许的锁定人选，除了蒋介石，另一人便是周恩来。
幸运的是，派许画了好大的饼，却从来不曾落实他的血腥计划。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别的中情局特务，也和派许一样缺乏执行力。真正计划落实刺蒋或驱蒋行动方案的，是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鲁斯克。
鲁斯克对美国政府当局的若干建议与决策，对亚洲未来造成许多无可弥补的伤害。例如把朝鲜半岛沿着38度线割裂成南北两半。这项决定便是出自鲁斯克这个奸狡之徒的杰作。
鲁斯克之所以找上孙立人，与鲁氏个人在“二战”时期的资历有关。
战争年代，鲁斯克以上尉预备军官的职衔，担任美军中印缅战场的参谋官。
他为官逢迎拍马有道，短短两三年间，已经像搭乘火箭般，从上尉晋升为上校。
战争结束前，他被调回美国，短暂供职于美国政府战争部。1945年2月，他进入美国国务院，任职于联合国事务办公室。
其后，鲁斯克以副助理国务卿及主管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身份，大量介入美国参与朝鲜战争之决策。
所以，鲁斯克是以他观照朝鲜半岛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宏观视角”——以美国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思考点——去思考一切亚洲事务问题。
腊斯克
所以这也包括了如何确保台湾不落入与美国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敌人手中。
至少，鲁斯克认为，在1949年已经对大陆国共战场完全失控的蒋介石，明显无法有效防守台湾。
因此，美国希望把台湾托付给一个“有办法”阻止解放军攻台，同时更忠于美国的傀儡政客，而蒋介石似乎并不具备美国所期待的那些“美德”。
鲁斯克以他在中印缅战场供职的经验，主观认定也曾在中印缅战场打过几场硬仗的孙立人是中国将领中，符合上述“美德”，并且能够力挽狂澜，力拒解放军攻台的战将。
鲁斯克既然寄希望于孙立人，便要付诸行动。他找到老战友莫里尔将军到台湾，设法说服孙立人接受美国太上皇的“历史使命”。
莫里尔在“二战”时期也从事特务工作，他曾经供职于太平洋战争前夕的菲律宾美军总部，亦即麦克阿瑟将军的麾下，当过麦克阿瑟的情报官。1942年，莫里尔晋升为准将。
麦克阿瑟
之后在中印缅战场上，他与蒋介石的死对头史迪威成为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
朝夕相处之余，史迪威给莫里尔灌输了很多蒋介石能力不行的主观思维，打心眼儿里蔑视国民党黄埔系军官。
鲁斯克找莫里尔完成史迪威生前未竟之志一一铲除蒋介石，无疑是最恰当不过的人选。
然而，令鲁斯克失望的是，莫里尔的说服工作失败了。刚开始，孙立人虽然对蒋介石牢骚满腹，但却没有取而代之的贰心。
然而，鲁斯克并未放弃对孙立人的说服工作。两三个月后，鲁斯克又派了另一组具有官方身份的两个人，去台湾说服孙立人。
他们是美国驻台湾领事馆的代办斯特朗和前任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兹。
然而，鲁斯克派到台湾的这两个人，也没有成功说服孙立人谋反。
日后，在两蒋先后辞世，孙立人重新获得自由后，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张玉法、朱法源等人的口述历史访谈时，张、朱两位学者向孙立人提及此事。
孙立人的答复十分特别，他说：“我根本没见过他们，也不认识他们，更没有任何接触……他们或许是善意的，但我从没这样希望。”
朱法源教授的问题是一针见血单刀直入，问孙立人：“国务院如此做，也许和麦克阿瑟早已有所联系。您的看法如何？”
孙立人再次重复之前的回答：“他们或许是善意的，但我从没这样希望。”
这句答复说明，确实有一批批美国官员络绎于途，企图游说孙立人，在美国扶持下，建立一个亲美的新政权。
只是孙立人这句“他们或许是善意的，但我从没这样希望”只有短短的16字，但却已无形中承认美国积极在台湾酝酿倒蒋政变的图谋。
斯特朗和克伦兹甚至露骨地明示孙立人，只要他同意控制台湾国民党当局，美国将会彻底支持孙，但并未得到孙立人肯定的响应。
可即便孙立人不愿意发动政变，华盛顿仍然卡着蒋介石的脖子。
华府的态度非常明确，除非蒋介石知难而退，索性离开台湾，否则不但美援遥遥无期，美国第七舰队更不可能介入台海，更不会试图阻拦解放军渡海攻台。
鲁斯克助理国务卿建议华府索性直接告诉蒋介石，限期离开台湾，把军政大权交给孙立人，联合国将托管台湾，华府随后便会宣布以第七舰队协防台湾。
如果此计再不得逞，美国便准备对蒋介石下手。
但是，就在1950年春季，蒋介石警觉到情势对他极为不利，情报显示孙立人与美国人之间有不同寻常的勾搭，或将演变成一场悲剧性灾难，甚至危及蒋氏父子性命。
蒋介石被迫打出从不曾使用的一张王牌，利用刚从美国回到他怀抱的妻子宋美龄的影响力，发动孔宋家族的两大代表人物孔祥熙、宋子文，紧急伸出援手。
宋子文是孙立人早年在上海税警总团任职团长的老东家，税警总团隶属于财政部，是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时代，为査缉逃漏税而设置的直属财政部武装部队。
因为宋子文是留美系统，成立税警总团，选用的干部几乎清一色留美学生，税警总团使用的枪械火炮，也全是欧美进口的高档货。
算起来，宋子文对孙立人有提携栽培之恩。
因为单凭孙立人清华学校、美国普渡大学、弗吉尼亚军校这些洋学堂的学历，想要在以日本士官学校、保定、黄埔等军校为主流的民国军队当中谋得一官半职，根本比登天还难。
淞沪战役孙立人身受迫击炮13片弹片击伤，险些丢了性命，宋子文特地出钱送孙到香港医治，捡回了一命。所以，宋子文更对孙立人有救命之恩。
是故，假使孙立人想为一己私利，做出什么大逆不道不利于蒋介石的事情，或者被美国人诱惑，对蒋介石痛下杀手的话，孙立人谁的账都不买，唯独宋子文的账他不敢不买。
所以，宋子文是唯一可以在关键时刻救蒋介石一命，阻止孙立人做出傻事的不二人选。
这就好比1936年西安“双十二事变”，宋美龄也是央求宋子文出马一一尽管宋美龄一度与宋子文有家族内部恩怨——但在紧要节骨眼上，宋子文还是会为妹妹拔刀相助的。
宋美龄风尘仆仆赶到台湾，回到丈夫身边共赴“国难”不到两个月，宋美龄即以蒋介石的名义，给宋子文写了一封信。
信中有句关键性的话语：“国难日亟，希兄移玉台湾，共济艰危，为盼！”
宋子文基于盛情难却，曾于1950年3月专程赴台报聘，短暂访台数日。
宋子文到台湾做短暂逗留，对台湾岛内政情固然没有太大波动，但却对那时的孙蒋关系起到一定作用，至少让孙立人浮躁不安的心得到平抚。
毕竟宋子文对孙立人有提携再造之恩，蒋介石夫妇利用宋子文这枚棋子，稳住了孙立人“躁动的心”。
宋子文1950年3月台湾之行，无异为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权注入一剂强心针。
蒋介石则凭借着宋子文与孙立人旧僚属关系的影响力，在岛内形成人情压力，暂时迫使孙立人不敢鲁莽行事。
同时，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已经决心到美国当寓公不过问政事的民国政府前财政部长孔祥熙，则奉蒋介石的请托，专程从美国去了一趟日本东京。
一则提供若干中国情报给盟军总部（虽然孔祥熙恐怕什么具体的情报也没有），二则主要是为蒋介石活动兼及打探消息。
美国驻东京盟军总部（麦帅总部）的情报处长査尔斯•威洛比将军，基于对中国情报需求孔急的客观需求，与孔祥熙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刚结束美国打探风声之旅的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董显光也闻风而至，兼程赶到东京，与孔祥熙共同参加这场由査尔斯•威洛比主持的秘密会谈。
董显光
董、孔二人在会议桌上，也趁着会谈进行过程中的中场休息时间，交换了对台湾时局及蒋介石处境的讯息与看法。
董显光把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告诉了孔祥熙，董、孔二人均为蒋介石面临美国将欲除之而后快的危急处境，感到极度忧虑。
幸运的是，蒋介石的巧妙安排，再加上命运之神对他的眷顾，让董、孔二人分别从不同方向，为蒋介石一一解开眼前千钧一发的严峻危机。
董、孔二人和麦帅总部情报处长査尔斯•威洛比的秘密会晤是在1950年的6月10日结束的。
之后董显光赶回台北向蒋介石复命，孔祥熙则折返美国，希望分途从美国的政界当中，寻求解救蒋介石灭顶危机的任何可能方案。
董显光回台北之后，当然一五一十向蒋介石汇报了美国及日本一路上所有珍贵情报。
蒋介石这半生经历过3次下野及无数次政治斗争的风浪，他非常擅长以进为退之道，他也明白，是到了该向麦克阿瑟表明以进为退心迹的时刻了。
5个月前，也就是1950年1月，麦克阿瑟曾经派査尔斯•威洛比专程到台湾，“劝告”蒋介石将台湾的权力交给吴国桢之后离开台湾。当时蒋介石拒绝了麦克阿瑟这蛮横的要求。
但是，此刻的蒋介石却一改5个月前毫无转圜余地的顽强立场，命令国民党军方派驻在东京盟军总部代表何世礼，会晤了查尔斯•威洛比。
何世礼告诉查尔斯•威洛比，委员长已经改变心意，他愿意在必要时候交出台湾的军政大权，但条件是决不交给孙立人。
蒋介石为何在态度上有如此180度大转弯，当然有其策略运用上的着想。
蒋介石已经从董显光等人当面汇报中，得知美国方面的天大秘密——准备取他性命，或者想赶他滚出台湾。
在台湾群龙无首之下，美国再派兵登陆，全面接收台湾成为他们的军事基地。
这是美国人的如意算盘。但是，蒋介石也看出这个弥天阴谋的设计，存在着许多的漏洞和破绽。
政出多门是最大的问题。美国特务机关、军方（包括麦克阿瑟的盟军总部）、国务院乃至杜鲁门的白宫幕僚，几个方面都在搞阴谋诡计。
他们各行其政，虽然都是为了“确保美国在台湾的国家利益”，但何尝不是各有所图、各怀鬼胎。
既然美国方面是政出多门，何不干脆来一个釜底抽薪之计，用麦克阿瑟的力量去抵消或者离间其他美国机关部门的力量?
然而，蒋介石似乎太看轻美国人的真本事了，搞政变，美国并不是生手，他们已经熟门熟路，而且已经箭在弦上。
况且，政变的电路开关，主要掌握在白宫和国务院那一小撮人手上，而不是在东京的麦帅总部“现代恺撒”的手上。
表面上，美国是好几个部门分别研究除蒋或杀蒋的方案，以确保台湾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但是，根本不是政出多门的问题，而是几路并举殊途同归的“集体创作”。
美国大兵在台湾
从华盛顿传递给孙立人的一封密函，可以看出蒋介石已经迫近刀锋边缘了。
美国“二战”时期担任过第七舰队司令的柯克上将，被华府当局赋予了传递孙立人密信的最高机密任务。
柯克海军上将在1945-1948年，系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是太平洋西岸最有权力的美国军事将领之一。
与此同时，柯克奉美国政府训令专门与蒋介石磋商两国海军合作事宜，蒋介石在军政界领袖面前，经常夸赞柯克上将是“中国最良善的朋友”。
的确，从蒋介石当局的角度，柯克似乎待民国政府不薄，但是，背地里这位美国海军上将却负有美国政府的秘密使命：
配合美国国务院的“除蒋计划”，除掉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最大的障碍蒋介石。
而柯克正是美国当局派遣到台湾递送“催命符”的人。
从这里读者诸君也可以一窥蒋介石失去政权甚至差一点丢掉老命之部分症结——识人不明，竟会把阴狠的帮凶长期误认为“良善之友人”，而把真正的忠良摒弃于权力圈之外。
蒋介石识人，如此昏联，如此理盲，“党国”焉有不亡，性命焉有不危的道理？
早在美国马歇尔于国共战争初期来华调停失败，美国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援助，即逐步减少甚至全面停供。
蒋介石就是在国共战场全面失利，加上美国停止提供武器援助以后，被迫在1949年1月下台。
直至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美国仍然拒不提供蒋介石当局一枪一弹。
但是，表面上美国政府拒绝再次军援蒋介石，被蒋称之为“中国最良之友人”的退役将领柯克，却非常宽宏大量地扮演起雪中送炭的角色。
固然，那时的蒋介石把柯克视为“风雨故人”，柯克竟趁火打劫以军火掮客的形象，出现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面前。
柯氏运用与中央情报局的密切关系，以中情局外围公司“纽约商务国际公司”的名义，专门为濒临弹尽援绝的国民党军队，进口了一小批军火武器，解决国民党军的油弹匮乏危机。
蒋介石只注意到柯克送来了这份大礼，却忽视了柯克夹带了另一份“大礼”，这份“大礼”便是要让蒋介石上西天的催命符。
在蒋介石夫妇为柯克将军举办的盛大欢迎仪式过后，柯克领受蒋介石答应的每年付给他75万美金的丰厚酬金，蒋介石期待柯克以后每年都能像这样继续“合作无间”。
柯克也不客气地提出他的要求，这要求也是美国开后门补充台湾少数军火的条件——任命美国属意的孙立人统领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两个月内先后任命孙立人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台湾防卫司令。然而天晓得台湾的兵权实际上仍操纵在蒋介石手上，孙立人不过空有虚名。
1950年2月，当退役的柯克将军以美国国际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入境台湾。
1950年的台北
这位抗战时期便已介入与中国情报合作的老特务头子，战后还以第七舰队司令的身份驻防过山东青岛，这趟台湾之行，真正的重头戏是在传递一份密函给孙立人。
密函加上重量级身份的海军上将柯克，美国老板的用意自然是要给孙立人吃下定心丸，让孙立人充分信任美国——
华盛顿是有诚意支持他倒蒋的，只要一切准备妥当，便在华盛顿预定的目标时间发动。
3个多月后，也就是1950年6月初，经常东京和台北两头跑的柯克，兼程回到美国华盛顿，他带着孙立人的密函，直接交给了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
国务卿鲁斯克，也就是前边我们提过的那位和孙立人“二战”时期同在中印缅边区共事过的人。
鲁斯克三番两次派人劝诱孙立人同意配合美国搞政变，但孙立人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答应。搞得鲁斯克有点失望，但是，没想到美国派柯克上将这招却成功了，孙立人这次有了回应。
然而，鲁斯克日后却声称，他接到孙立人的密函之后，为了保护孙立人的安全，生怕泄密，索性把孙立人的那封密信给烧了，信函内容全记在自己脑子里。
鲁斯克把孙立人信中的说法，报告了他的上司国务卿艾奇逊，希望由艾奇逊去向总统杜鲁门作汇报。
杜鲁门得报之后，鲁斯克这边却也不曾停歇动作，鲁斯克设法找到了民国政府前驻美国大使胡适之博士，试探请胡适出面组织一批自由派的中国精英分子，取代蒋介石。
在会谈中，鲁斯克表示孙立人送给他一封密函，对取代蒋介石的计划已有回应，希望未来由胡适管行政，孙立人管军队，共同接受美国援助。
胡适当面拒绝了鲁斯克的“好意”。但胡适也认同只有蒋介石不再领导台湾当局，美国才有再军援台湾的可能性。
令人纳闷的是，鲁斯克的这套说辞根本缺乏文本证据，因为正如他所言，那封孙立人密信已经被他一把火给烧了，目的是“孙立人的安全，生怕泄密”。
关键就在于鲁斯克如此说辞，反陷孙立人于不义之境，让美国在政变流产之后，可以把所有的政治责任都一股脑儿推卸给孙立人，让孙立人一个人背黑锅，扛责任。
然而，天真的胡适事后竟把与鲁斯克会晤的情况，包括鲁斯克提到的孙立人之密函，一五一十地向顾维钧、宋子文等人做了忠实的叙述，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蒋介石没多久就得知了此事，再联想起之前美国人对孙立人的各种拉拢，对自己的施压，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急忙召来蒋经国，秘密下令：着手布置搞掉孙立人。此后，蒋经国逐步在孙立人的外围展开了行动。
例如，孙立人年轻貌美的英文秘书黄正、黄珏姐妹在1950年6月底因涉及共谍案被台湾保安司令部逮捕入狱。
孙立人部属少将军法处长周芝雨在1950年7月，也被扣了个“通共”的罪名被突然逮捕枪决。
新七军军长李鸿
1950年8月，孙立人过去的部属——前新七军军长李鸿忽然被逮捕关押。
这3件案子证明蒋介石早在美国预定的政变目标日期——1950年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之前，蒋氏父子便已经警觉到孙立人的异常举止。
蒋氏父子对孙立人也从过去的消极监视继而转变成积极行动了。
美国人可能从未如此沮丧，竟然在与中国人第一回合的情报战中，输给了蒋介、石父子，特别是输给了在苏联居留10余载的蒋经国，更令美国人感到难堪与气结不已。
这似乎也印证了，美式的特工系统虽然讲究破译密电，讲究科技仪器，但从与蒋氏父子的这第一回合交手，似乎已经高下立判。
美国向英国人拜师学艺学来的特工技巧，显然难以和俄式特务系统相抗衡。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忽然爆发了，在美国国务院纸上模拟的“台湾政变方案”中，原定孙立人发动、美国全力策应的政变的目标发起日，正是6月24日或者6月25日。
或许人们会质疑，既然如此，为何6月24日那天未能发动政变呢？
按照这份纸上计划的规划，只要台湾的孙立人将军通知美国，他已经做好军事政变的准备工作，那么美国便会全力支持孙立人。
孙将军会在48小时内彻底消灭岛内所有的亲蒋军官，由孙立人掌握军权，军事政变72小时后，美国会派出一群最能干的行政官僚到台湾，担任台湾新政府的顾问。
如此一来，从军事干部到政府部门，将全部掌握在亲美分子的手上。
此前，美国曾经征询胡适博士的意愿，希望胡适出来领导一批反共而又亲美的台湾人和大陆人，在必要时候接管台湾当局。但此建议未被胡适接受。
1950年6月24日那天为何未能发动政变呢？原因可能来自几个方面：
其一，可能是孙立人尚未拿定主意，或者孙氏尚未做好准备，或者孙立人已经警觉到蒋氏父子看出了美国人的阴谋。
或者这项政变计划正如孙立人日后所言，是美国一厢情愿式的“善意”，但是美国人的“好意”我孙某心领了。
其二，许多人认为朝鲜战事突发，迫使美国白宫必须无限期推迟台湾政变的发起日；
但是，即使朝鲜战争不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美国发动台湾政变也必须冒着双面刃风险。
别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粟裕大将统领之下，已经陈兵百万于台海当面福建沿海一带，正积极购买与征集船只。
如果美国此时此刻胆敢在台湾发动杀蒋流血政变的话，粟裕大将趁岛内混乱时刻，挥兵讨伐，刚好给人民解放军名正言顺的出兵借口，挥军渡海攻台。
再者，蒋介石在台湾也有五六十万部队，大部分控制在黄埔系统将领手上，孙立人根本不可能一口气解决那么多部队。
其三，正如前述，孙立人惊觉蒋氏父子已经抢先动手。
美国是全世界最现实的帝国主义者，按照美国人的办事风格，中情局的特工出任务时如被人识破了，中情局便会祭出一句标准的官方说辞：
该员与本局无任何瓜葛，该行动也与本局毫不相干，事前毫无所悉。
然后，中情局内部悄悄结案、束诸高阁，等待30年后解密，到时白发人成为一堆白骨，黑发人成了白发人，一问三不知！
鲁斯克明显就有这种全世界最现实的帝国主义者作风，他把台湾政变的一切责任全往孙立人身上推，把这场政变的主动提议者说成是孙立人。
故意不提其实是美国三番两次派人撩拨勾引孙立人，妄图导引孙氏走上以行动反蒋与倒蒋的不归路。
最后，美国国务院还委托柯克海军上将传递勾引孙立人政变除蒋的密函，美国官僚们又怎能洗脱阴谋策动台湾政变的满身污秽呢？
有趣的是，美国解密文献也坦陈，美国原本对台湾蒋氏父子的政变发起日，是定在1950年6月24日或25日。
却因为遭逢朝鲜战争突发，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粟裕大将率领百万大军陈兵福建沿海，随时准备万船齐发，一举拿下台湾孤岛。
再加上蒋介石父子统领的残兵游勇，以新败仓皇犹如丧家之犬的狼狈姿态，竟然看穿美国洋特务的诡计，三两下就让政变的阴谋彻底破产。
1954年6月24日，也就是先前美帝选择要在台湾倒蒋政变的同一个日子，那时任职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的孙立人，被蒋介石侍从临时通知，紧急叫进位于台北重庆南路的官邸里。
蒋先生连夸了三声“好！好！好！”哪晓得老先生礼多必诈，孙立人“升官”了一一从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升为“参军长”。
这官位实在了得，所谓“参军长”意思其实是“参而无军”，让孙立人从此“无军可参”，没军务可参了。
这等于被打进冷宫，或者等于给蒋氏父子扫地出门了，给明升暗降了，失去了统领军队的大权，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将
军丢了枪，没了部众，这还叫什么将军呢？而蒋介石还刻意选了6月24日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整肃批斗被蒋氏视为“吃里扒外”的孙立人，摆明就是跟美国帝国主义者叫板。
做给那些想政变他、驱逐他，甚至整死他的美国特务官僚看，你们美帝想培植内奸搞掉我哪那么容易！
想当初俄国人想搞掉我都没成功，就凭你们美国中情局玩的那两下子蹩脚把戏，也想整掉我老蒋？再回去闭门修炼10年吧！
1955年5月28日，蒋介石又差遣侍卫紧急召见，孙立人又是猛然一惊。许久不见“龙颜”，急急如律令召见，根据过去惨痛经验，这肯定又是石破天惊，准没好事。
果然，猜测八九不离十，蒋介石坐在他那张大椅子上，沉着一张脸，毫无表情地对孙立人说：“你近期看什么书？”
这通常是蒋介石的制式询问。孙立人早有准备，回答：“看《南宋兴衰史》和《曾国藩家书》。”
蒋介石表情更冷峻，心想你把台湾我这小皇朝比作南宋，好你个孙立人！又随口回了孙一句：“那好！好！”
忽然老先生迅即变脸，很不高兴地说：“你训练部队有一套，不过你打仗不行。你为什么要和胡适、叶公超等政客来往？又和美国军政界人士交往？”
“美国新总统当选人艾森豪威尔为什么要邀请你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而不邀请我呢？”
“孙立人，你不要自以为很聪明，你再聪明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边说，蒋介石还伸出他的手掌，向孙立人作势用力一捏，这动作似乎在向孙示意，你要玩我还早得很，我掐死你却是易如反掌！
讲到这里，蒋介石脸色显得更阴郁了些，以他那双会射出电流的眼睛，死盯着孙立人说道：“现在我要把你孤立起来！”
孙立人内心激愤难平，再也顾不得长官部属礼仪了，他放开胆子对蒋介石高声辩解：“我一生只知道忠君为国，爱民如子。我最讨厌政治，更不会使用政治手段加害于人。……”
孙立人话才讲到这里，蒋介石办公室里的空气像是结冻了似的，场面异常紧绷尬尴。
蒋介石立刻打断孙立人继续说下去，他擞下呼唤侍卫人员的电铃，对孙立人大声呵斥：“你不必再讲，你给我滚出办公室去！”
一名人高马大的侍卫急忙奔了进来，几乎以押解人犯的态势逼近驱迫孙立人快步走出蒋介石的办公室。
老美之前本想选定1950年6月24日杀蒋或驱蒋，结果驱蒋杀蒋两头落空，美国计划中的“扶植对象”孙立人，反倒在4年后的6月24日成了美国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蒋氏父子这边还没完没了，蒋介石又特意选了1955年的6月6日，在台湾南部地区屏东举行7万部队大校阅，也就是搞大阅兵。
来宾邀请了美军第八军军长泰勒中将和美军驻台顾问团团长蔡斯。
1956年国民党当局阅兵
这时两边关系已经进入如胶似漆的蜜月期，美国杜鲁门民主党政权已经滚蛋下台，换上了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当总统。
美国基于全球战略利益以及“冷战”的战略格局，亟须台湾的蒋介石帮他看守住第一岛链，扮演所谓不沉航母的门神角色。
斯时，蒋氏父子比1950年6月更是牢牢掌握住岛上50万国民党军队和近10万特工与警察，统治地位益形稳固，更加有恃无恐了。
蒋介石刻意挑选6月6日这一天，此日期正是艾森豪威尔威仪棣棣，以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官的职务，统领280万盟军，在法国诺曼底举行战略大登陆的日子。
似乎也在暗示过去想搞政变整掉蒋氏父子的美国特工官僚们，你们看，我老蒋也在台湾搞一场轰轰烈烈的诺曼底登陆大作战，彻底颠覆你们美国特务的政变计划。
另外，蒋介石选了6月6日，当然也是要给孙立人办一场临别大阅兵，给孙立人来一场临去秋波式的下马威。
趁着这次阅兵之机，蒋氏父子炮制了“屏东机场事件”，硬栽在孙立人头上，诬指孙将军意图在这天阅兵场合，把校场上的大炮炮口对准阅兵台，趁蒋介石阅兵时，开炮轰死蒋。
尽管孙立人本身在实际行动上看似并未逾越最后红线，似乎也并未与美国展开任何实质的背叛武力行动。
孙立人日后重获自由后亦不断向人激动坚称，他身上多处作战伤疤可以证明，他对“党国”对蒋介石，耿耿之忠，可昭日月。
台湾不少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多亦倾向孙立人并无谋叛事实。但治史者如果仅凭后见之明或者个人情感投射，何尝能尽窥历史事件当事人处在当下的内心世界幽微之所在？
蒋介石多多少少是基于“防人之心不可无”和“矫枉宁可过正”的心态，不得不做出他认为的最起码的防卫性举措：宁可错杀一百，焉可放过一人？
更何况，在蒋氏父子掌握的情报来源里，和美国军政干部勾勾搭搭眉来眼去的孙立人，各种信息何止千丝万缕。
如果没有起码的证据说服自己说服旁人，蒋介石何能将孙氏定性为叛徒？
美国与蒋介石这回合的交手与争斗，在孙立人“政变未遂"或者被蒋氏父子“警觉识破”后，黯然落幕了。
从此，孙立人被蒋氏父子派重兵幽禁在台中向上路一段18号，一幢黝暗深邃的日本式木造宅邸里，失去自由长达33年。
从孙立人的角度，自己是耿耿之忠，蒙受不白之冤；但从两蒋的角度，我们也不是见到黑影便开枪，也是有“证据”掌握在手里的。
如果在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这第一波政变高潮中，蒋氏父子只要稍有松懈，那么被软禁甚至人头落地的就不是孙立人或是军法处长周芝雨，而是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
这便是孟子所说的：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
蒋介石之所以逃过第一波的美国政变威胁，一方面是蒋氏父子小心应付，运用各种情报管道，让自己免于杀身之祸。
另一方面是亚洲冷战格局的形成，原本蒋介石这张“废牌”突然一夕之间变成了美国的“王牌”。
主客观形势的转变，让美国人警醒评估，在亚洲多一个像蒋氏政权这样“反共马前卒”，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是利多于弊的。
如果蒋介石失去了看门的利用价值，或者台湾的地位对美国而言变得可有可无时，那么蒋氏父子将马上陷入绝境，成为被美国优先"政变掉"的亲美傀儡。
所以，如果蒋介石不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的夹缝中“咸鱼翻身”，那么他注定将成为第一批被美国搞掉的人。
在政变中惨死的南越吴庭艳与吴庭儒兄弟，则只是步蒋介石父子后尘，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而已。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孙立人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蒋介石要伸出拳头向孙立人示意，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这既是在警告孙立人，也是在警告美国人，别逼人太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