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就在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对黄维兵团发起最后的攻击时,在陈官庄的杜聿明不甘心失败,又命令各部整编兵员,收容残部,继续集中火力向南突围。
对于杜聿明集团的突围行动,华野决定继续采取攻势钳制,坚决阻敌南窜。
就在黄维率部向外突围的同时,邱清泉率第2兵团,向我华野2纵6师坚守的郭楼阵地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郭楼距杜聿明总部陈官庄仅4华里,是敌人南逃的必经之路,所以,杜聿明让实力最强的第2兵团进攻此地。
野指首长粟裕打电话指示2纵6师吴华夺师长:“你们的阵地一定要寸土必争,不准后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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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长的指示当中,6师师长、团长们深刻地意识到坚守郭楼的重大意义,遂即调整部署,确保郭楼。
这时,2纵从前沿到纵深,已经筑成堑壕和支撑点结合的绵密阵地,不但前沿各村中堑壕交通壕连成整体,火力点鳞次栉比,成为坚强的环形阵地。
而且村庄之间都有交通壕相互连接,并在横向交通壕上构筑小据点和侧防火力点。
郭楼的工事更加完整,在主要方向上的防御阵地设了三道壕沟,还构筑了防坦克壕。
为了坚守郭楼阵地,纵队司令部指定6师用火力较强的17团接替18团坚守郭楼。
除6师的火炮外,又将二线师、团的迫击炮配置在郭楼侧后,炮兵团和特纵炮兵两个营编成纵队炮兵群,组成可以随时呼唤的支援火力,在郭楼前沿构成大纵深的火制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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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郭楼方向,我集中兵力3个多团,82迫击炮以上的火炮100余门。
在后勤保障上,缴获107军的30辆大卡车,发挥了作用,昼夜不停地从徐州逐来弹药。炮兵可以根据任务需要,尽情发射。一切准备完毕,严阵以待。
郭楼阵地前沿有一个叫李楼的小村,是敌军进攻郭楼的必经之地。李楼村地势低洼,西南有较高的土堤作屏障,东西村庄也被解放军占据。
敌第2兵团70军96师师长邓军林仔细地察看了地形后,认为土堤阵地在地形上有它的特别重要性,如果能夺取过来,即可控制一段地区,掩护部队向南面攻击。
邓军林当即作出部署,命令287团担任攻击,配合军部榴炮团、师部山炮团协同作战。
经过近一天的激烈争夺,287团几次接近村沿,都被解放军给挡了回来,因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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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邱清泉打来电话,责骂邓军林为何督师不力,有负他的重托。
邓军林无法辩解,只好限令287团继续攻击,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李楼和土堤。
他亲自驾着战车,前去督阵。又经过了半天的炮火攻击,解放军才撤出李楼,部分解放军留在土堤上勇猛抗击,又打死敌军数十人后才撤退。
下午,70军96师288团依托王庄向郭楼西北角展开进攻。该敌在炮火和7辆坦克的支援下,攻击前进。
郭楼周围硝烟弥漫,火光冲天,远看去只是一个巨大的烟火堆,只有在电话中才能知道里面的情况。当我连续打退敌人两次猛烈的冲击后,已是暮色苍茫。
突然,敌人既无炮击,也无坦克掩护,兵分两路用密集队形冲了过来,妄想在两军对阵中实施强袭。冲到鹿皆近前,大部被我火力杀伤,有30余人钻进鹿碧,也被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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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又发现敌人在我阵地前200米处,用坦克掩护来构筑冲击出发阵地,为明天攻击作准备。
经过半日激战,郭楼的房屋只剩下残垣断壁,大部工事被毁,交通壕也堵塞了。
为了粉碎次日敌人更猛烈的攻击,纵队除令6师加固郭楼阵地外,又令4师2团进到郭楼后面,14团仍在原地,准备反击。
这样就在郭楼之后的两条交通壕中,配置了3个团,像两根粗大的顶门杠一样抵住了郭楼。
14日,杜聿明令96师全部和32师一部实施攻击,上午11时,激烈的战斗再次展开。双方炮火的密度,战斗的激烈程度都超过13日。
敌人有一个营刚展开进攻,就被我炮火杀伤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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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兵团中号称“战将”的96师师长邓军林,乘坦克进到郭楼前沿,强令部下连续冲击,可一次一次地被我密集的火力射杀在阵地前,始终未能得逞。
激战至午后,郭楼东北角阵地吃紧。12团1营适时加入战斗,黄昏时将敌击退。
坚守郭楼的部队打得英勇顽强。17团4连在接连打退敌人三次猛攻后,有20多人带伤坚持战斗。
战士朱文强在坦克迫近时,右臂炸断,头部胸部都有伤,忍着剧痛,用左手投掷燃烧弹,将敌坦克打退。战士王言超带一箱手榴弹越过反坦克壕进到鹿若附近,打退敌人一个排。
17团7连,在友邻炮火支援下,连续打退敌人4次坦克引导步兵的冲击,坚守阵地6个半小时,歼敌5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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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由16团接守郭楼阵地。由于交接中警戒疏忽,致使敌人向我方挖了一道长沟。
17日夜间,16团用一部兵力出击,驱逐了沟中的敌人,俘敌60余名,将沟填平。
杜聿明集团进攻郭楼受挫后,再也无力发动攻势了。自此以后,敌人转入了长期固守阵地的阶段。
在陈官庄,国民党士兵人心惶惶,与外界隔绝,增援部队无法到达,陈官庄的守军成了孤军,黄百韬、黄维的命运使得国民党军为之胆寒。
在永城东北的这块10里见方的土地上,出现了一座“活地狱”:
这个“地狱”里没有树木,没有五谷,没有柴草,没有屋顶,没有飞禽走兽,听不见鸡鸣狗叫,人们都生活在地洞里、包围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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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民党编制的士兵外,尚有不少闲散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机关公务人员。
还有被骗来、抓来或从海州、徐州、连云港盲目随国民党军队逃来的资本家、银行家、地主、教员、男女学生、市民、工人、农民之类的“难民队伍”。
这一支庞大的“难民队伍”也要吃饭,但作战部队已经有上顿没下顿了,哪里顾得了他们啊?这些人哭爹叫娘,四处乱窜,人人悔恨不迭,却没有一点点办法可想。
这10来万的“难民”连同国民党官兵总数达40余万人。在这种情况下,陈官庄的粮食成了突出的问题。
为抢救这支“王牌军队”,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运用了上千架飞机,数万人向陈官庄空投食物。
国民党空军的所有运输机和“中国”“中央”两公司的民航机几乎全部岀动。然而,这几十万人的生活全靠空军进行空投,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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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投的头几天,因天气很凑巧,飞行员也很卖力,国民党的空军飞机每天能出动120架次,空投达300多吨食物。
虽然如此,当时空投下的物资最多也仅够10来万人一天吃的,其他30余万人只能挨饿。
后来因包围圈缩小,加上天气不好,雨雪交加,空投时风向的影响也很大,致使空投下的物资损耗非常大,还有不少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在包围圈中,被围的官兵全靠蒋介石派出的空军空投物资,由于空投的物资很少,各部队都派人前去空投场地抢夺物资。
为此,在各部队之间经常因抢粮发生冲突,在这当中,不少士兵被打死。
尽管空投的物资非常少,那些国民党军官却把这些空投物资据为己有,尽情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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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些军官倚仗手中的军权,强占了大量的粮食,吃得饱饱的,而且每天还要强令随军剧团上演“贵妃醉酒”、“白蛇传”之类的京剧,为他们排闷助兴。
四马路是旧社会上海一条最污秽的马路,在包围圈中竟也出现了。几乎一切日用品,以及手表、戒指、手枪、银元、衣服和柴米等物,都可交换,俨然成了一个闹市。
凡是去交换的人一般是为了活命,唯有少数豪强——当然是有权有势的军官们一则利用贪污、巧取豪夺来的粮食、大饼、罐头之类的空投品,去换取人家贵重的物品。
下雪的日子,飞机不能来了,“物价”就飞涨起来,一块大饼要五块银洋,一块银洋只能买到一支香烟。
有路子的人都在想办法,没路子的人也在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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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把从老百姓家抢来的麦子自己推面吃了以后,用麦瑟子做成饼卖给士兵,将偷来的和抢来的衣服卖给别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于是,在陈宫庄北飞机场附近,出现了一个“市场”,满地都是摊子,出出进进,热闹非凡。
当时在包围圈内,、为了取火,国民党军不仅将一切可烧的都烧光了,没有柴火以及其他的燃料,只好连老百姓粗墓里的棺材都掏挖一空,老百姓的房屋也几乎拆光了。
于是乎只要有能供燃烧之物,都成为换取贵重物品的交换品。后来,可取火的材料全部烧完了,空投下来的大米、猪肉无法做成熟食。
于是,柱聿明致电南京,要求将空投大米改投大饼、饼干、罐头等熟食。一声令下,南京城内外、句容、汤山等处,做大饼的、制饼干的工厂、作坊全都日夜赶制大饼、饼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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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活地狱”里,蒋军士兵都成了匪军,残酷地抢劫杀戮,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强盗世界。
没权没枪的最吃亏。首先从徐州胁迫岀来的大批青年学生、国民党公教人员,甚至地方官员、失业军官都成为劫掠的对象。
徐州市立中学800多名学生,每天领不到一粒米,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几个钱,买了一点米,刚煮好就被匪军抢去!
他们饿得没法,冒险从“督战队”机枪火网下,往“地狱”外面逃,很多被打死在阵地上。
一天早上,一个官长叫散在某一斜坡上的公务员、职员集合“待命补入部队”,刚集合好,官长便掏出了手枪,一声号令,匪徒们一齐动手,把他们身上的衣服都脱光。
其中有两个广东籍的公务员气愤反抗,便被一群匪徒用刺刀刺了100多刀而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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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军等部的残兵败将,到处大肆抢劫东西,拿到“市场”上去换粮食吃。
冒着蒋匪机枪奔向解放军阵地的成群的工人、学生、公教人员、地主、老板、商人……没有一个不被洗劫的。
各兵团的部队无不把所驻村庄的房屋拆光,修作地堡,树木砍光作鹿碧,以至于包围圈中尸骨遍野,十分凄凉。
当地老百姓的财产早已被抢光,衣服也都穿到了匪军的身上,柴草、家俱、木柱、门框、屋顶也被做饭烧光,粮食被抢去吃光了。
可是还要被吊起来拷打,一直到再也打不岀一点东西为止。
“自家人”之间也一样地在拼“你死我活”。有一天,一辆汽车载着几个官太太走过,车上有几罐饼干,一个营的士兵便一拥而上,把饼干抢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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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姓徐的营长看见了,也脱下大衣挤进去,饼干没抢到,回头一看,大衣却被别人抢去了。
哪里有飞机丢下来的粮食,大家便跑来抢,飞机继续丢下来便压在人堆上,天天压死人,在后面抢不到的,便用机枪扫射,然后将扫死的人抢的米拿走。
不同的单位之间也互相武装抢粮。下雪后,在王庄司令部附近,8军和9军因抢粮互相火并,打死几百人。
1月5日,在陈官庄北空投场一带,因抢米造成了一场大屠杀。白米和鲜血混在一起,惨不忍睹。
包围圈中,伤病兵愈来愈多,既没有医疗的药品,也没有粮食,有的几天还喝不到一碗稀饭,也根本无法解决取暖问题,伤病兵天天都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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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发臭腐烂,医生护士也不敢接近。嚎哭怒骂之声,令人不忍耳闻。
在这种形势下,“剿总”的高级将领们看出了必败的趋势,一个个心灰意冷。
素来狂妄的邱清泉,此时也如霜打的茄子,尤其是听到双堆集的黄维兵团“王牌”军被全歼的消息后,他真正感到了局势的严重,已经到了九死一生的关头。
邱清泉两眼发红,逢人就骂,连平日的亲信幕僚,也不敢见他。
一天,邱清泉戚然地对参谋长李汉萍说:
“现在情况已经到了绝望的关头,我要是牺牲了,你可以代替我指挥。在你指挥时,也要和我一样,指定代理人,免得在情况紧急时无人统一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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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我今年已经48岁了,看也看够了,玩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就是死也值得。”
1949年元旦后,天气转为晴朗,邱清泉判断解放军必将发起大规模的歼灭战,自己已死在眉睫,因此情绪更为悲观。
一连几天,他带着后方医院女护士陈某到各军去饮酒跳舞,醉醺醵地回来后,就蒙头大睡,万事不管。
邱清泉看到一线哨兵经常替解放军传递劝降信,各级指挥官不仅不加制止,反而竞相传看,于是亲下一道手令,严禁第一线哨兵传递任何信件,违者就地枪决。
邱清泉的手令虽然如此声厉,但解放军的劝降信仍然陆续飞到阵地内,各级指挥官照样竞相传看,谁也不肯查问它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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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弥兵团发现已有少数官兵起义或投降到解放军方面去,影响军心,朝不保夕。邱清泉公然在电话中大骂李弥,说他“作战不力,统御无方,简直不配黄埔学生的招牌”。
李弥也不甘示弱地反唇相讥:“杜老总尚且没有申斥过我,你有什么资格敢来大打官腔!”二人由电话中的争吵发展到互不见面,犹如仇人。
包围圈内乱糟糟的,各想各的招,曾有这么一幕闹剧,颇引人发笑——
总部办公厅主任郭一予听说在包围圈东南角、解放军控制的青龙集阵地上,准许真正难民按时来往,就异想天开,以为有空子可钻。
他和手下密商借此脱围,将包围圈中国民党机关职员及眷属等,组成一名为“难民还乡团”的队伍,用白布做了一面旗子,上书“难民还乡团”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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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满以为这样就可以从解放军封锁线混过去。起先杜聿明认为非战斗人员走一个少一个,也就听任郭、左两人去办。
后来为了让防守线放行又不得不正式批准,并通知李弥兵团的防守部队放行。
不料这支“难民还乡团”的队伍刚刚通过国民党军的防线,在向前行进之际,我军见大队人马滚滚而来,知道其中夹杂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是突围的诡计,便向队伍密集扫射。
而国民党军,又唯恐泄露包围圈中的军情,于是也就一阵乱枪扫射,企图杀人灭口。在双方的炮火下,伤亡不可数计。郭一予只好折回来向杜聿明诉苦。
邱清泉于事后知道郭、左企图脱逃,认为丢了“中央军”的脸,要将郭、左两人枪毙。
副参谋长文强觉得郭一予等人的行为情有可原,败军之际不要伤了和气,就出来为他们两人说了许多好话,这一幕丑剧才没有继续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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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
此时的杜聿明,作为最高长官,对时局的发展更是十分清楚,他完全知道等待他的只有失败的命运了,他整天就是待在隐蔽都里打桥牌,在浑浑麗噩中度日。
16日晚,杜聿明在督促各兵团进攻之际,忽然接到刘峙来电说:“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
接到这个电报后,杜聿明心中完全凉了,觉得蒋介石的指挥简直糟糕透了。
为什么不令双方同时突围,那样还有一线生机(这时陈官庄以西解放军甚少),反而顾小失大,只顾黄维,不顾这两个兵团。
现在黄维一突围,必遭全歼,解放军主力将全部加到这里,还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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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无奈,杜聿明只好一边令两兵团加强工事,持久固守,以待局势的发展,一边再电蒋力陈利害,请集中兵力与解放军决战。
17日,蒋介石复电:“望吾弟万勿单独行动,明日派员飞京面受机宜。”杜聿明就派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于18日飞京受命。
舒适存来到南京后,由郭汝瑰陪同,哭丧着脸,迫不及待地向蒋介石述说陈官庄的惨状。蒋介石听不下去了,拿出手绢擦眼泪,舒适存才压住哭诉的话头,转入正题。
舒适存所说的,无非是希望从各路兵团调集援军,与共军决一死战之类的话,这些杜聿明已在电报中反复申明过多次了。
蒋介石听过后,半晌不说话。舒适存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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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存
郭汝瑰见状,提醒蒋介石说:“校长,事到如今,什么办法都未必最佳,您就作个决断吧!”
蒋介石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你先去吧。”
郭汝瑰乖乖地退了。
蒋介石摊开一张纸,写了一张“手谕”,交给舒适存,让他立即到后勤总部去取防毒面具,把库存的全拿走。
舒适存满腹忧虑地返回陈官庄,背后跟着一架运输机。杜聿明见舒适存带着一飞机的防毒面具回来,一下子全明白了,老头子已经没有法子了,让我们准备突围呢!
随同舒适存回到陈官庄的,还有空军总部第三署副署长董明德,他向杜聿明传述了蒋介石以空军施放催泪性毒气弹支援突围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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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说:“看来也只好如此了,开个会大家商讨一下吧,争取早日行动接着长叹了一声。
董明德见杜聿明灰心丧气的样子,不以为然地笑道:“杜老总,总裁这次决心以空军的强力打击为掩护,突出去是没问题的,不必过虑。”
接着,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两封信,是蒋介石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写的。
蒋介石的信写得很长,大意是说:这次突围,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并投掷毒气弹。如何投掷,已交王叔铭派董明德前来与弟商量具体实施办法。
王叔铭的信写得很简单:“校长(指蒋介石)对兄及邱、李两兵团极为关心,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吾兄突围,现派董明德兄前来与兄协商一切。”
杜聿明看完信后,舒适存又说:“委员长指示,希望援兵不可能,一定要照他的命令迅速突围。别的没有什么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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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默默地点头,交代舒适存准备开一个作战会议,商讨一下突围的计划。
20日,杜聿明在第2兵团司令部召集作战会议,军长以上将领都参加了,第5军的师长们也奉邱清泉之命列席。
杜聿明向大家介绍过董明德后,说:“诸位,局势紧急,我部已孤立无援,久撑势不可能。为今之计,只有靠自己突围,能救多少算多少。下面我们研讨一下突围计划。”
军师长们吵闹了好一阵子,总算基本上定下了突围的时间和方向,对于突围的方法,大家都感到茫然。
杜聿明让董明德说明一下蒋的意图,董装岀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说:“这一次突围,老先生(指蒋介石)下了最大决心,要空军掩护地面部队的行动。”
掩护方法是:地面部队按时准备好,将联络符号标示在第一线,此时飞机临空先使用甲种弹(毒气)轰炸敌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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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完后,带有防毒面具的第一线部队即向预定方向突击,打开一个缺口后,第二线部队跟着突进。”
“以后使用战斗机群分批掩护。部队突到哪里,机群即掩护到哪里,一直到达安全区为止。”
大家听了董明德的介绍,立时有些兴奋,好像注射了一针吗啡,纷纷表示同意。
会后,杜聿明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明已按照他的想法准备突围。但他仍不甘心,又在信中写了“三策”企图说服老头子回心转意:
上策,在平津相持局面下,东北、华北共产党军队未能南下之前,建议集中可能调动的主力部队,救援淮海,作一次最后的主力决战。
中策,等待空投粮弹的充分补给,加强原地固守为急务,尽可能争取时间,等待国际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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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策,选定适当时日,听令作全线总突围。
信写得很长,一直到深夜。写完后随即唤来舒适存,叮嘱他明天乘机去南京,如果老头子坚持要突围的话,一定要请求投足三天粮弹。不然的话,很可能要全军覆没。
舒适存应答着走了出去。杜聿明这才感到了倦意,沉沉地睡了。他不知道,刚刚入睡,天上竟飘起了雪花。
这雪一下没有个完,不但舒适存没法去南京面呈杜聿明的“三策”上书,而且连“下策”的突围计划也根本无法实施。
在这样的风雪交加的天气里,空军的飞机成了废物,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就在杜聿明集团处于崩溃的边缘之际,我军对被围在陈官庄内的杜聿明集团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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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攻心战像催化剂似的,加速了敌军士气的瓦解。包围圈内的敌人人心惶惶,饥寒交迫。
在我军的攻心战打击下,敌人军心动摇了,三三两两地,有时整连整排地向我军阵地走来——走向新生的彼岸。
敌兵团司令官、军师长们为了制止士兵投诚,想了许多办法,下了不少禁令,终究于事无补。
就连他们自己也不免经常偷听我新华社的广播,在心里盘算着要不要投降.可谓大势已去,任何人也无力回天了。
为了劝说国民党将领放下武器,华野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再次写信给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他们有组织地缴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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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以前,双方展开拉锯战,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之时,攻心战的威力还不大明显。
此时敌军的粮弹基本上还有保障,到处村庄抢一处,蒋介石派的空投飞机也经常前来,士兵们还以房有脱逃的希望。
邱清泉、李弥等经常采取恐吓加欺骗的手法,鼓励他们的部下去卖命。
邱清泉有一“绝招”,不管哪一天,只要他心血来潮,就要命令整个军的官兵们集合起来赌咒,表示要向党国效忠。誓词是他亲自撰写的,颇有几分恐怖色彩:
余等在总理孙公灵前,对天盟誓,谨以至诚,如违誓言,天诛地灭,雷打火烧,男盗女娼,红炮子穿心!皇天后土,实所共鉴。谨誓。
有些士兵从小在封建迷信的氛围中长大,很怕“雷打火烧”,“红炮子穿心”这类的字眼,真给吓住了。邱清泉指示各军,要时不时地集合起来赌一次咒,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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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稳住傅作义在华北战场,暂时停止对杜集团的攻击。
总前委收悉中央的电报后,马上作了研究,都觉得毛主席又下了一步好棋。于是,传令各纵队,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打”,两个星期之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华野、中野在前线突然停止进攻,给了蒋介石和杜聿明一个错觉。
蒋介石以为我军尚没有能力吃掉杜聿明的两大兵团,使他一时不急于调傅作义南下华东。稳住了傅作义,就为东北野战军入关,赢得了时间。
杜聿明也认为解放军无力吃掉他30万人马,在包围圈里欢呼胜利。他以为继续在包围圈里可以牵制解放军五六十万大军,等待援军,又浪费了宝贵的一个月的突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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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下旬的一天,邱清泉一手提拔的70军32师师长龚时英突发奇想,跑到邱清泉那里去献计。
龚时英一进第2兵团司令部,就迫不及待地向邱清泉说:“我有办法打岀去!”
邱清泉正在百无聊赖地喝酒,听见此话连眼皮都不想抬:“有什么好办法?”
龚时英说:“我们过去学战术,不是有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两种方式吗?现在我们被包围了,正是处在内线。”
“拿破仑一生就是打内线作战打岀了名的,难道我们就不能把所有的大炮、战车和各种重武器集中起来,再配合强有力的部队,打击敌人的一点,冲岀去给敌人一个反包围吗?”
“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那我们可以另用一个办法。现在我们的第一线距敌人的阵地后方不过三五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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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派工兵部队找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挖一个隧道通到敌人的后方去,然后运出一部分兵力来前后夹击敌人。”
“万一上面两个办法都办不到,那我们可以事先约好向敌人来个假投降,然后趁敌人不备,一举突围,不是很好吗?”
邱清泉听了,高兴地说:“对,你这些主意都不错。来,我带你到总司令那里去,马上去和他说一说。”说完就拉着龚时英向杜聿明的后院走去。
刚走岀房门,就见到杜聿明和李汉萍等人从后院走出来,邱清泉上前打招呼说:“龚时英有几个很好的意见向总司令报告。”
杜聿明看了一眼龚时英说:“你有什么好意见,说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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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时英说出了第一个意见,杜聿明哼了一声,没有表示可否。接着,龚时英又说岀了第二个意见,杜聿明反问道:“那积土往哪里放呢?”
龚时英说:“可以在晚上慢慢地运出来
杜聿明说:“那不容易办到,你还有什么好意见?”
龚时英还不死心,又说出了他的第三个意见。杜聿明说:“你把敌人看得那么傻,你一投降,他就会叫你缴械,时时刻刻提防你,你怎么能够突围?这个办法办不到。”
龚时英碰了一鼻子灰,感到自讨没趣,急忙转移话题,谈了一点别的就走了。
毛泽东要求华野在休整期间:向杜聿明、邱清泉、李弥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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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向国民党部队喊话外,还要起草口号广播词,向国民党军展开宣传,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内容。
华野前委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包围圈内的敌军,展开了连续不断的、上下结合的强大的政治攻势,以加速敌军的动摇和瓦解。
政治攻心战的意义何在呢?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我们不想困死杜聿明,还是要留他一条活路哟!”
在华野全军转入战场休整之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中原和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名义在广播里反复播诵:
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晩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岀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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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我军司令部曾多次派人给杜聿明等人送信,杜聿明看了陈毅的亲笔信后,感触颇深,对自己是为民众服务还是为四大家族服务产生了疑问,想着等蒋介石下野后,就准备投降。
连这里的最高司令官都动心了,可见当时我军的攻心战真是无隙不觅。
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使国民党军整连整排地投向解放军。
李弥为制止这种情况发生,集合第8、9各军的部分官兵训话。他说:
“各位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们,你们忍饥受寒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只要把这厄运挨过,总有一天命运会好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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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实在受不了,要投共军,我绝不阻拦。但希望不要带武器走,将来还要见面的。以后你们回来,我们欢迎。”
话虽说得好听,已经没有多少人听得进去了。
我军经过战场休整,调整了组织,充实了兵员,总结了战斗经验,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战术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据各纵观察报告,12月下旬以来,敌人部队调动频繁,空投也日趋紧张。总前委对此作了分析研究,估计杜聿明在外无援兵、内缺粮草的情况下,可能拼死突围。
鉴于这时我东北和华北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华北敌军的分割、包围,并已开始围歼,蒋介石海运平津诸敌南下的企图已被彻底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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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线战场配合平津战役的光荣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总前委决定对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
12月31日,华野司令部向中央军委和前委提出发动攻击的请示报告。
要求:乘敌人饥寒交迫,体力大为减弱,及在我政治攻势下士气低落、战斗力削弱之际,发起一次攻击。攻击的部署是:
集中1纵、4纵、10纵、11纵及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首先分割攻击李弥兵团各个军及兵团司令部,以9纵、8纵配合相机攻歼其一部,以期进一步压缩敌人包围圈。
1949年1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华野31日的具体部署,并正式决定于6日向杜聿明集团残部发起攻击。
在接到中央军委的复电后,华野司令部又对攻击作了更为具体的部署,将围歼战分为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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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用3至7天的时间,先歼李弥兵团残部,然后转入第二阶段,歼灭邱清泉兵团残部。
经过周密部署后,6日下午3时30分,总前委向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残部发岀总攻令。
总攻令一发出,我军各式山炮、野炮、步兵炮、轻重迫击炮向敌人阵地发起了猛烈轰击。
接着,我军第一线10个纵队、27个师(旅)分成东、北、南3个集团,向敌人纵深猛烈攻击。
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我军攻击部队以穿插分割的战术,猛扑敌人中心地带。我军所到之处,敌人阵地迅速被摧毁,敌军迅速被瓦解。
6日一夜间,我军即攻克敌人外层坚固设防的13个村庄据点,歼敌4个整团、7个团的大部、两个团的一部,歼敌1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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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我军继续向敌军纵深冲杀,又连续攻占夏庄等20多个敌村落据点,并攻占了李弥兵团司令部驻地青龙集,歼灭了李弥兵团主力。
李弥率残部放弃河东部分村落,慌张逃入河西邱清泉兵团防区。
经过6、7两日的战斗,我东集团在北集团的协助下,攻占了敌防御的突出部,至此,敌整个防御体系已被打破。
原计划3至7日才能完成的任务,只用了不到两天时间,就达到了预期目的。
这样一泻千里似的崩溃,不仅所有国民党军的指挥官心惊胆战。
即使平时狂妄不可一世的邱清泉也恐慌万分,终日呆坐在战役态势图前垂头丧气,自言自语地说:“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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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天晚上,战况发展到最激烈的时候,他索性喝得酩酊大醉,用被子蒙着头睡在床上不闻不问。
杜聿明没有料到我军攻击得这样猛烈,进展得这样迅速。他看到李弥兵团全线溃退,邱清泉兵团南北防线也被突破,急忙收缩兵力,调整部署:
一方面继续进行顽抗,同时向蒋告急,要求9日预备轰炸,10日投“甲种”弹(毒气弹)以掩护突围。
8日,华野发现残敌有向西突围的征候。于是,将渤海纵队调至包围圈的西部8纵与9纵接合处,以加强西部的防堵。
我军在休整期间挖的战壕,已远远抛在后面,而敌人火力又控制严密。如果要继续前进,必须再进行土工作业,才能减轻伤亡,分割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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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军抓紧时机,克服一切困难,赶挖战壕。
9日,我军总结6、7两日攻击经验,以猛烈炮火再次向敌人发起攻击。
双方战斗十分激烈。敌人突围方向还是向西。为配合突围,敌人20余架飞机轮番向我布防在包围圈西的8纵、渤海纵队阵地卷轰滥炸,同时施放毒气。
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占领我前沿部分阵地,企图夺路西突,但是在我8纵、9纵的顽强阻击下,敌人的突围被粉碎。
1纵在北面与邱清泉兵团5军展开激烈搏斗。下午3时,1纵从三个方向对据守朱小庄的顽敌发起攻击,经3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一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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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纵继续由西向东攻击,全歼张家庙守敌5军200师残部。
10纵在攻占敌李弥兵团司令部青龙集后,又攻占张菜园,随4纵之后直逼杜聿明指挥所和邱清泉兵团驻地陈官庄。
4纵对敌70军驻地胡庄及贾庄之敌展开攻击,继又攻占了朱楼、竹安楼,逼崔庄之敌投降。9日夜,该纵乘敌溃退混乱之际,不即一切,向敌心脏猛插,直奔杜聿明指挥所陈官庄。
此时,3纵攻占陈楼后,亦向陈官庄突击。
杜聿明、邱清泉于9日黄昏前后,离开陈官庄,向西北方向5军军部驻地陈庄逃窜。
李弥、邱清泉及5军军长熊笑三全都在此。他们向杜聿明提出要当夜突围。杜聿明坚持要按蒋介石的旨意10日上午在空军施放毒气的掩护下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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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清泉等人一致认为白天突围无望,定要当夜突围,杜聿明无奈,只好同意当夜分头突围。
当晚,杜聿明向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各部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的电报。然后,用电话通知残部,要他们“自决”。
打完电报、电话后,杜聿明颓然跌坐在破竹椅上,一言不发,邱清泉故作镇静地说:
“现在陈庄三面已被包围,只有西南方一个缺口可走,大家突岀重围后,谁能到达南京,谁就向总统报告这次失败经过及今晚的情况。”
于是杜聿明走在第一,邱清泉第二,谭辅烈第三,李汉萍最后,四人鱼贯地右手搭在前一人的左肩上,由第200师工兵营营长作向导,由陈庄西南方缺口突围。
这几个人刚出陈庄,就因天黑辨不清方向,加上兵慌马乱,很快就各自走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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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凌晨,4纵、10纵在3纵的配合下,共同攻克了杜聿明指挥所陈官庄。同时,4纵另一部与1纵配合,攻下了邱兵团5军军部驻地陈庄。
该军系邱清泉的起家部队,全部美式装备,军长熊笑三是经他一手培植为心膂股肱的人物。
45师、96师、200师系第5军基本部队,第46师虽系新编入第5军建制,但经过人事调整,部队已为第5军基层干部所控制,战斗力较其他各军都强。
按常理说,在战局紧张关头,尤其是在生死关头,应该将它使用于战场上最紧要的方面,但邱清泉则恰恰相反。
当黄百韬在碾庄被歼后,第2兵团的任务改为向南攻击,协同黄维兵团作战。邱清泉对战斗力较强的第5军不肯使用,编为兵团总预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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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突围战,除第46师在倪楼发生过一次战斗外,其余全部在包围圈内,自始至终未曾和解放军发生过激烈战斗。
1949年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军全线受到解放军猛烈攻击,全军灭亡已迫在眼前。
然而邱清泉宁愿向第72军军长余锦源用哀求方式,讨一个团作兵团预备队,也不肯将第5军投入战斗。
第5军是邱清泉的心肝宝贝,自被解放军包围以来一直舍不得拿出来,到头来还是避免不了覆灭的命运。
第5军被歼后,所谓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已全部被歼。
邱清泉突出陈庄后,神经巳经失常,疯子似地东奔西跑,高声大叫“共产党来了”!到10日晨天色大明后,他仍然在张庙堂阵地附近乱转,突然一梭子弹射来,邱清泉倒地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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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早上,杜聿明一行人被解放军抓获,被送到4纵11师政治部。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一眼看穿这定是蒋匪军的一个大官,带着一群卫士企图漏网的。
陈主任指着杜聿明问:“你是干什么的?”
杜聿明回答道:“我是13兵团的军需。”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高文明!”
“你们兵团有几大处?”
“6大处了
“6大处的处长叫什么名字?写给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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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捉杜聿明的开国少将陈茂辉
“高文明”从衣袋里拿出一支崭新的派克钢笔,在纸上写了半天也写不出来,他的手臂上还露出一只游泳表。
“你到底是什么官,老实说吧!”陈主任看他神色惊惶不定,继续问他。
“我实在不是一个官,是个军需。”
“到底是什么?还是快说出来,你隐瞒不了的!黄维、吴绍周不都査出来了吗?”
“高文明”听到这里,连忙接口问道;“黄维现在哪里?”
接着这“高文明”连续地问:“你是不是陈毅司令?”“是不是纵队司令?”他支支吾吾地哀求说:“我确实是个军需,你们以后会査得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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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明”被看押在一间房子内,给他饭吃他没有吃,跟他一起被俘的人拿出一袋饼干和牛奶糖,他吃完了饼干和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巧精致的打火机,抽了一袋烟。
“高文明”在房子里唉声叹气。他到对面小便一次回到房里后就拾起一块小砖头,对着自己的头敲几下,敲破了头,把血涂了一脸,就倒在地上一声不响,闭起眼睛装死。
他这一装死不打紧,可急坏了旁边的侍从,他们大叫大嚷起来:“副总司令!副总司令。”
解放军拿了一张杜聿明的照片和“高文明”一对,完全一样,只是少了一簇小胡子。
被俘后,杜聿明一开始顽固不化,认为他不是被共产党击败的,而是运气不好,抗拒改造,还得意地说:“你们共产党没什么了不起,我30万人就牵制你们百万大军。”
陈毅元帅得知后,哈哈大笑:“让他输个心服口服嘛。”派人把毛泽东发给总前委暂停进攻的电报送给杜聿明。
杜聿明看罢,顿觉天旋地转,好半天才缓过来,懊悔地对同样被俘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文强说:“我中了毛泽东的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