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的人很多，也知道援儒解老，引佛解老的人很多。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坚持以老解老的路子。

以自己的解读方向为正确而否定别人解读方向的，是不明智的“学阀”做派；任何自以为破解了《道德经》密码的说法都难免自伐、自矜之嫌。

这是我昨天与老朋友交流时说的一段话。因为他的口头禅就是：我已经破解《道德经》N年，你们就是不信；而他的《道德经》解读，离开佛言禅语，就没法讲读下去。

他将老子的根本思想“无为”，理解为人“心”在“‘无’时的作为”，因此，他说到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心动”，认为“动”是“果”，而“心”不仅是“风动”和“幡动”的“因”，也是整个宇宙的“因”。

他说，当我们持续关注一个现象时，就是“执”，本该“弗居”的，却“居”了。风动幡动，其实就是我们“执”了，“居”了，也就是心动了。

并反问我：老朋友你看怎么样？佛老互解，解得通吧？佛陀的无执、无住，就是老子的弗居。居了，大道就废了。

上述这段话，如果出现在佛道闲聊中，是完全可以的，因为闲聊就是大杂烩的扯皮，犹如台湾柏杨说的酱缸文化，如果把谈资当作学术或信仰，就有失严谨了。

1、为何以禅佛心学解读《道德经》却不敢承认？如果老朋友承认自己是以禅佛心学解读《道德经》，我当然不反对，并且还会为老朋友点赞，因为任何人——老子之后的任何人——的解读都存在“盲人摸象”的成分。

任何人都可以任何角度解读老子思想，儒家的、禅佛的，法家的、基督教的、兵家的、纵横家的、农家的，甚至谶纬神学家、江湖者流等等，尊重任何人的偏好与选择，也是老子思想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必然要求。

但是离开老子的“圣人之治”这一社会实践主体，离开“无为”施政行为的解读，都是延伸解读。但如果坚持认为自己的延伸解读 ，才是老子原意，那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那就真的是老子所言“自视，自见，自伐，自矜”了。

2、老朋友自诩为以老解佛，是狡辩。以老解佛应该是以老子思想解读佛家思想，而不是以佛家禅理喧宾夺主地注解老子思想；以老解佛应该出现在解读佛教经典的文章里，而不是出现在解读老子思想的文章里。

3、宗教思想的特定意义，无论你如何巧妙搭接、粉饰和洗白，都没法洗白它的思想本质。比如因果承负，试图抹去它的宗教色彩，那是徒劳的。

尽管这一次老朋友以佛家的“无执、无住”混同于老子的“弗居”，看似无缝对接，实则把老子的“圣人不居功、不处恶”的“既成事实”后的泰然处之，淡化成了“不为外物所拘”的心性学说。

比如老子之“成功而弗居”，“不居功”的前提是“有功”。而佛学所言之“住”、之“执”，完全是心性学意义上的“功行纯熟，安住正定”，而这个“功”是指个人修行之“虚功”，与在社会上的建功立业之“实功”不可同日而语。

或许有人会质疑：修行之功，善莫大焉，此功、彼功，岂不是陷入文字相了吗？有疑问很正常，没有疑问就不正常了。但应知：你若有所疑，定然是心动。

并且，那是从你“三教圆通”角度说的，如果换个角度呢：修行讲境界、讲出世，老子讲事实、讲入世，老子不是心性学者，更不是宗教主义者。

我说这些话，是基于老朋友自称以老解佛，并且反对宗教化老子，却不由自主地以佛解老而言的，你若有宗教化倾向，并承认自己以此解老，那很正常，我们之间便没有此纠结。

4、“心动”的是与非。慧能抛开了物象和因果这些表面的东西，告诉众僧：一切从心起。若此心不动，则那风不动、那幡亦不动。这就是世人所称之“智慧”，一种超迈绝尘，非同“凡”响的大智慧，或谓之“机锋”。

你若心定若山，心死如灰，任它风吹雨打浑不觉，那才叫禅定。是的，但这只是比喻说明。谁也做不到，做到了真的不是人了，当然也不是神佛，而是死 人。

这一思想对王阳明影响极大，但王阳明做了补充：“此心不动，随机而动。”后来的学者开始谶纬化王阳明，说他自心不动，便可感知万物，所以他能以静制动，制服宁王。

慧能说不要心动，王阳明说心动未尝不可，是随机而动，二圣人各有见解和妙用，若说不立文字，佛经最是汗牛充栋，不立文字的六祖慧能也要立文字、写《坛经》，王阳明更是对朋友所写“龙场悟道”的偈语不倡不阻，“任尔说去”。

不立文字就要以心传心，与书本无关。所谓佛法者，无法可说，是名佛法。所谓禅者，即其相也。佛经云：若人言佛禅，有文字言语者，实是谤佛、谤法、谤僧，是故祖师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谓禅门也。

可见，佛言禅语，那是不可思议的，思了、议了，就是谤佛、谤法、谤僧，况随处引用乎？

老朋友说，世界源于人心，人心是世界的源头，解决问题就要从“心”开始。你解释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要在“始于足下”的“始”，就下手处理，根本不用等到“千里之外”是才停足，这样的理解很正确，说到“根”上去了。可是为何一说到根本，你却回避这个“心”呢？你应该知道，道德经是关于“心”的说明书。

皂先生是处处不离一个“心”字，对吗？上边我已申明：历来的道德经解读者，包括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黄老道家、荀子、韩非子、魏晋玄学、隋唐两宋人物，都是“拿来主义”各为所用，因为变法需要，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以老子思想为武器展开辩论，都有根据，谁的解读才是对的？

他们都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解经，曲解在所难免。但上述人物，除了玄学家是为了全身避害而回避政治，只为寻找精神慰藉，而强化个人修身之外，都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展开辩论的。即便是方仙道家河上公、道教的成玄英、李荣、杜光庭，佛教的憨山德清、傅山等等，也都不是从“心”的角度来理解老子思想的。

比如河上公说：“圣人之治”，就是“圣人治国与治身之道”。憨山德清说：“圣人处无为之道以御世”，明代高道王一清说：“老子之道，极深研几圣人南面之术也”，“若概以炼养之意释之，则隘矣，非老子之旨也”。

至于我所理解的“合抱之木”“千里之行”，那也都是说，要在大树破土萌芽时就处置，在第一步将要迈出之始就止步，不等“合抱”、“千里”才去解决问题，这些都是老子的“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思想的体现。

就是说，“合抱之木”“千里之行”云云，都是“无为”思想的体现，即防微杜渐，慎终如始，防患于未然的思想，都不是世俗所理解的坚持不懈，终能成功的鸡汤文化——这跟“心”有何关系呢？

老子的“无为”不是念经打坐，也是要“为”的，而且是大“为”，只不过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为”，是“为之于未有”的“为”，是“能辅百姓之自然”的“为”，是“为而弗恃”的“为”，是“为雌”、“为道”、“为天下溪、天下谷、天下式”等等的“为”。

这些“为”，是要付诸行动的实实在在的“为”，而不是“心”想就能解决问题的。

老朋友一再强调《道德经》是关于“心”的说明书，站在心学角度，你可以那么理解，我不否认。但以你的心学来套解老子思想，并认为你的解读才是有史以来的“唯一”正解，那不仅是圆凿方枘、削足适履的问题，更是一叶障目的自吹自擂了。

想起我的第一个哲学老师左玉朴先生，他讲陆王心学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在他们这些儒生看来，“道”是内化的自省自悟。他们以个人内心的某种神秘体验，取代了儒家本有的行仁义之道、以生民、养民的王道实践，淡化了先秦儒家的亲民性和社会性。

再补充一句：就连颜回见“道之全体”，在王阳明看来，也是其“自修自悟”的结果，与孔子的语言传授关系不大，岂不谬乎？更何况孔子之“无为”是德治仁政，较之于老子的“道治”，尚有诸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