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柳晴] 1969年，我来到北大荒插队。那年秋天，收割结束后，回家探亲的人们陆续离开了。由于我的家刚刚搬去干校，暂时无法回去，最终，女生中只剩下了我一人。 寒风凛冽，知青居住的三间大草房四处漏风，加之柴草稀缺，不敢随意取暖，屋内寒气逼人，令人难以久留。没回家的几个男生依旧每天上工，而我则不再去了。每天起床收拾完毕，我便会抓起一本书，跑到大娘家去。 一进屋，我脱下鞋子，径直上炕，一边手捧书本细细品读，一边与大娘闲聊家常，偶尔还逗弄她那憨态可掬的小孙子。小孙子名叫小顶子，性情温顺，一旦被安置在某处，便很少挪动，宛如一个静置的布娃娃，模样十分可爱。 大娘坐在炕上，一边照看孙子，一边熟练地做着针线活儿。 大娘的针线活儿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村里那些年轻的姑娘媳妇们，但凡需要剪个鞋样、裁件衣服或者挖个领口，都会来找大娘帮忙。后来，我看着心里直痒痒，便在大娘的指导下，自己亲手做了一件中式衣服。 大娘做针线活时，穿针引线的活儿就由我包了。每次我迅速地穿好针递给大娘时，总见她脸上带着些许闷闷不乐的神情，我心中不免有些疑惑，却始终不知缘由。 有一次，我正沉浸在书的世界里，线用完了，大娘没有叫我帮忙，而是自己尝试穿针。大娘坐在我的侧面，我虽然眼睛盯着书页，却依然能瞥见她的一举一动。只见她迎着微弱的光线，小心翼翼地举起针线，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尝试将线穿过那细小的针眼。 她一会儿拉下老花镜，从镜框上方眯着眼睛看，一会儿又扶正眼镜，透过镜片仔细地瞄准，但每次线总是与针眼擦肩而过。我心中暗自窃笑，得意于自己穿针引线的“本领”。 每尝试两下，大娘就会悄悄朝我这边看一眼，似乎是怕我注意到她的“窘态”。而我则立即装作专心看书的样子，一动不动。 终于，大娘忍不住对我说：“来，帮大娘把这针给纫上！” 我立刻放下书，接过针线。大娘叹了口气，说道：“唉，老了，连个针都瞅不见了！想当年大娘做姑娘的时候，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针脚都看得清清楚楚，多难的花样儿，看一眼就能记住，现在可不行了！” 看着大娘那黯然的神情，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她每次闷闷不乐的原因。原本想就刚才的情景开个玩笑的心思，也顿时烟消云散。 那时，我常能从其他村子的知青那里借来一些书，有时看得入迷，一上午都不和大娘说一句话。有一次，我正埋头看书，大娘忽然叫我：“你整天一本接一本地看，那书里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呀？你给大娘讲讲吧！” 我当时正在读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满脑子都是那些诗句带来的震撼。大娘一叫我，我有些发愣，半天没说出话来。 大娘误以为我有所顾虑，便再次恳求道：“大娘不识字，看你整天埋头苦读，心里直痒痒。那书里到底讲了些什么？你给大娘讲讲吧！” 大娘的语气非常恳切，眼神里充满了期待。我回想起以前也有几次，大娘这样眼巴巴地看着我，似乎欲言又止，当时没太在意，现在才明白，那是一种寂寞、焦急和日益增长的好奇。 书籍就像一堵墙，将我围在其中，而大娘则感觉自己被隔绝在外。她望着我每日沉浸于书的世界，脸上写满了好奇与渴望，渴望着了解墙后的秘密。 我忽然觉得很感动，心想一定要给大娘讲一个故事！然而，当我决定要讲时，却发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 那时我读过的书，大多是十八九世纪俄罗斯或欧美作家的作品，阅读时我常常激动、悲伤，觉得书中的世界就是我的人生，我也成了书中的人，与他们同哭同笑。可是，当我面对大娘那双充满期盼的眼睛时，却仿佛突然间失去了言语的能力，只能呆呆地站着，心中一片茫然。 我绞尽脑汁地回想自己读过的书籍，却再一次意识到，尽管那些曾让我感动不已、为之写下无数心得笔记的故事，至今仍深深印刻在我的心中，但此刻我却找不到任何一种合适的方式向大娘讲述它们，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 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竟与现实如此格格不入，这种隔阂让我感到深深的无奈与困惑。 最终，那天我什么也没能讲出来。 有一天，我正沉浸在书的世界里，邻村的一个同学来找我玩。她同样热爱阅读，我们兴致勃勃地交流着彼此的读书心得。 后来我们谈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她刚刚读完这本书，正处于兴奋之中，于是我们热烈地讨论起来。 屋外白雪皑皑，寒风呼啸，而我们盘腿坐在大娘家温暖的炕上，从渥伦斯基对安娜的情感真伪，到爱情、婚姻、道德与义务的深邃议题，我们天马行空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 大娘搂着小孙子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我们交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 那位同学离开后，大娘对我说：“看你俩聊得那么热乎，你也给大娘讲讲这书里的事儿，大娘能听懂！” 大娘误以为我因她听不懂而有所保留，我心中顿时涌起一阵羞愧，连忙否认。然而，内心的焦急如潮水般翻涌，让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应。 这时，一个男生走了进来，听到我们的对话后说道：“您问的是这本书呀？大娘，我给您讲讲：书里说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媳妇，结婚生了孩子后，又看上了别人，结果撇下儿子跟人跑了。” 大娘瞥了他一眼，说道：“就这……没了？” “对，就这些，就这么点事儿。” 当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描述安娜时，我感到荒谬至极。这种说法不仅曲解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本意，也完全背离了我对安娜的理解。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描述，它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形象以及我内心的共鸣大相径庭。 然而，转念一想，他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如果只是概括故事梗概的话，后来我多次回想起这件事，意识到这或许就是我们常说的“语境”。同一件事、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语境下讲述，确实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我因此豁然开朗。此后，在为那位大娘讲述故事时，我竟不自觉地模仿起那位讲述者的语气与风格。 那男生讲完后，大娘拿起一尺多长的小烟袋锅，装满烟丝，深深地吸了一口，沉思片刻后缓缓说道：“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媳妇，成了家，还生了个大胖小子，却又看上了别人，跟人跑了……”不知为何，大娘始终坚信那是个大胖小子。 她想了一会儿，看着我，语气坚定地说：“这可不好！听大娘跟你说，成了家，有了孩子，却扔下不管，跟别人跑了，这绝对不行！你现在可能不懂，以后就明白了。在我们这儿，这种事可不兴！” 大娘盘腿端坐在炕上，腰杆挺得笔直，手中紧握的小烟袋随着她的话语轻轻挥动，更显其沉稳与内敛。 大娘坐在炕上吐唾沫的动作一直让我感到惊奇。她坐在炕里头，转头轻轻一吐，唾沫直直地飞出去，精准地落在远处的炕沿下。整个动作干净利落，颇具气势。 我心中充满好奇，大娘是如何将唾沫吐得如此之远的？有一天，趁大娘外出，我尝试模仿她的动作。我坐在炕里，一吐，唾沫却掉在了自己身上，样子十分狼狈。 后来，应大娘的要求，我向她讲述了屠格涅夫的《前夜》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这两部作品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残酷。《前夜》通过叶莲娜的故事，展现了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以及对民族解放事业的献身精神。 而《高老头》则通过高老头的悲剧命运，探讨了金钱对人性和家庭关系的破坏性影响，以及在物质至上的社会中，人性的挣扎。大娘听后，深有感触地叹息道：“唉，这些故事里的人物，都是在苦难中挣扎的可怜人啊！” 但是渐渐地，大娘似乎对我的故事不太感兴趣了。有一天，早早地吃完晚饭，那边炕上，儿子、媳妇带着小孙子已经睡下，大娘对大爷说：“你讲讲你那些故事儿，让她听听？” 大爷对我讲的故事始终不以为然，尽管他努力掩饰，我还是能察觉到他的态度。当大娘让他讲故事时，大爷眼中闪过一丝欣喜，爽朗地笑道：“讲讲？那当然得讲！” 显然，大娘提议让他讲故事让他感到非常高兴。 大娘细心地为大烟袋锅装满烟丝，大爷悠然地点燃，深吸一口，便开始娓娓道来。在清朝康熙年间，河间府西关的李家店见证了窦尔敦与黄三太的精彩比武，以及窦尔敦劫走皇杠的传奇壮举。金钟罩铁布衫作为中国功夫中的硬气功，传说练成者可刀枪不入。而胜英，作为《三侠剑》评书中的主人公，以其鱼鳞紫金刀和高超的武艺闻名。 大爷讲述时，大娘不时地应和，有时提问，有时补充。可以明显看出，大娘对这些故事早已耳熟能详。 此时，我完全被搞糊涂了。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和一连串从未听过的名字，我只觉得头脑一片空白，心中只有一个疑问在盘旋：圣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真是奇怪，圣婴本应在马槽中降生，怎会传说他出生在河中，还能逆流而上三百里？耶稣即是圣婴，他又怎会在孩提时代就远渡重洋来到中国？黄天霸、窦尔敦这些人物又是何方神圣？怎会与圣婴的传说交织在一起？ 大爷讲得津津有味，大娘听着、问着，屋子里充满了安宁与和谐。炕暖暖的，最后，我就这样睡着了。那时我已搬到大娘家去住，因为天太冷，一个人住实在害怕。 大娘家原来的房子旁边还有一户人家，仅几步之遥，姓葛，家中有三口人：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个儿子，以及一个孙女。 葛老太太是村里唯一的女地主，她的儿子在村里干活，与大家相处融洽，有说有笑，并无不同，只是村里人很少与他家走动。不过，大娘家是个例外，大娘时常去葛老太太家串门。 每逢冬天大风雪时，大娘常叮嘱儿子吉庆：“去，去老葛太太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活儿。” 有时，大娘也会托我帮忙照看一下小孙子，并说道：“我去那边坐会儿，老葛太太这两天身子不太舒服。” 提起老葛太太，大娘总是感慨万千：“老葛太太命真苦啊！好不容易从丫头熬成了二房，没料到又赶上解放，摊上了地主的名声，唉！” “文革”结束后，形势逐渐缓和，老葛家便搬回了原籍，连房子也拆了。 数十年过去，大娘家的房子已从原先的两间小马架，变成了如今东边接出一间、总共三间的大房子。 我们离开后，大娘又添了一个孙子。现在，两个孙子分住两边，东边住着小孙子，西边则是原来的老屋，大孙子住在那里。兄弟俩都已成家立业。 小顶子继承了父亲吉庆的高大身材，一笑起来，眼角微微上扬，带着几分羞涩与腼腆，显然，他对我这个久违的访客已毫无印象。 我走进他的屋子，坐在炕边，轻轻抚摸着那被岁月打磨得发亮的炕沿。多少次，我曾在这里上炕下炕……此刻，屋内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有同行的伙伴，还有一群村里的乡亲。 我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渴望，希望他们能暂时离开，让我独自沉浸在这炕上片刻的宁静中，让思绪在旧时光里缓缓流淌。 大家在一旁叽叽喳喳地聊着天。过了一会儿，同伴催促道：“走吧，别磨蹭了，还有好多地方要去呢。” 我脱下鞋子，盘腿坐在炕上，请他们为我拍了一张照片。 忽然，我想起一件事，便问站在一旁的小伙子：“你们冬天还用炭盆吗？” 小顶子看着我，摇了摇头，一脸茫然。 那个炭盆，如同永恒的印记，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它静静地守候在屋内的炕头，每每想起，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温暖。那是一个陶土制成的炭盆，泥黄色的外表，圆润而饱满。 在那些冬日里，炭盆总是被放在炕上，里面装满了炽热的炭火。大娘搂着小顶子坐在旁边，点烟时，便将小烟袋锅凑到炭火上。 大爷放工回家，总会伸手到炭盆上取暖，常常念叨着：“哎呀，凉了！这怎么行呀，这怎么行呀！” 于是，他匆忙端起炭盆，换上刚燃起的热炭，再小心翼翼地捧回，放在炕边大娘触手可及的地方。 冬天，大爷若是在队里干活回来晚了，大娘便会亲自炒一盘鸡蛋（平时做饭等家务都由儿媳妇操持，鸡蛋只留给小顶子吃），烫好一壶酒，等待大爷归来。 大娘取来一只搪瓷大杯，倒满热水，放在炭盆上，将小酒壶轻轻放入水中。她不时取出酒壶，贴在脸颊上试探温度，觉得稍凉便再次浸入，过热则轻轻摇晃，直到酒温恰到好处。 大爷一回到家，大娘便让他坐到炕头上，先暖和暖和，然后看着他慢悠悠地喝酒吃菜。 如今，屋子还是那间屋子，但屋内的摆设已全然不同。屋内添置了方桌、椅子和柜子，炕头上昔日的烟筐箩也已不见踪影。我想，如今小顶子他们肯定不再卷烟抽了，并且肯定也不再自己种烟了。 种那点烟草，要浇水锄草，精心侍候，尤其“护脖香”，听说很不好种，是要些功夫的。至于炭盆，那就更不用了。 听说，后来改革时村里的地都分到了各家，大爷他们种了一些瓜，秋天晚上要到瓜地去看守。 大娘心疼儿子，让大爷去了几次，可能受了风寒，病倒了，不久，大爷就去世了。没多久，大娘也去世了。 他们的儿媳早在两年前因病去世了。 他们的儿子吉庆认为父母的离世与自己有关，内心无法承受，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后来有人在吉林一带见过他。 这些，都是我们此次回去之前就已经知晓的。 吉庆并非亲生，而是大爷和大娘抱养的，而他们的亲生骨肉却在年幼时不幸夭折。 在吉庆十一二岁的时候，村里人吵架时将此事揭穿，大娘为此伤心欲绝，整日茶饭不思。小吉庆则坚定地对她说：“娘，您放心，我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会一辈子孝顺您和爹的！” 大爷有个弟弟，我们一直称呼他为二叔。这次回去，二叔依然健在。当年受刘官差遣到地里叫我们回去吃饭的，正是他的儿子。如今，二叔的儿子已做了爷爷，而二叔自己也成了太爷爷，他的重孙子刚满一岁，与当年的小顶子年龄相仿。 这次我们回来，就住在二叔家。二叔的孙媳妇，也就是当年小二的儿媳妇，为我们焖了米饭，还做了一大锅香喷喷的土豆焖扁豆。饭后，我们围坐在二叔家的热炕上，惬意地与二叔闲聊起来。 关于大爷和大娘过去的经历，我未曾深入追问，二叔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最后，他叹了口气，道：“庄稼人，不都是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吗？” 是啊，庄稼人的确就是这样活着。他们如同一条沉静的大河，默默无声，永不停息地流淌着。 #说知青,你们当过知青吗?##讲述女知青的故事##你有知青生活阅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