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黄剑宝] 一支售价仅八角五分的竹笛，陪伴我度过了八年的插队时光。从江阴的故乡到苏州的田野，它始终是我不可或缺的伴侣。 这支竹笛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更让我在那些难以忘怀的岁月里，品味到了初恋的甜蜜、世俗偏见的苦涩、恋人离别的惆怅，以及人间真情的永恒。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农民兄弟的淳朴，以及江南水乡独有的风韵和那份原始而纯粹的乡土气息。 1966年6月的一天，我正在利港农业高中紧张备考，迎接高考。然而，高考突然被叫停，何时恢复需等待中央通知，这一等便是11年，直到1977年全国才恢复高考。当时，我回到了澄江镇的老家。 1968年，我和孪生弟弟孙可人积极响应号召，报名上山下乡，并一同被分配到苏州屯村公社双涔大队插队落户。 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1968年9月26日下午2点左右，在北门老船闸码头，两艘拖轮载着我们江阴的500名“老三届”毕业生，缓缓驶向吴江。那一刻，标志着我学生时代的结束，也开启了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 那时候，我唯一的业余爱好便是吹竹笛。临行前，家人特意叮嘱我：“带上竹笛吧，闲暇时也能自娱自乐。”其实，即便他们不说，我也早已打算好了。这支竹笛是我在学校为参加文艺演出而特地购买的，记得当时花了八角五分钱。我将它小心翼翼地藏在行李中，随我一同前往吴江，开启了插队落户的生活。 抵达苏州后，我才真正领略到这座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 苏州古城坐落于纵横交错的水网之中，街道依河而建，房屋临水而筑，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景致，堪称真正的“东方威尼斯”。而吴江，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更是别具一格。翻开吴江市的地图，你会看到整个城市宛如一张长方形的渔网，河湖港汊纵横交错，桥梁道路四通八达，村落田园点缀其间，广袤无垠的良田与烟波浩渺的湖面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宁静而壮丽的画卷。 湖面上，渔歌悠扬，檐声回荡，令人心旷神怡。 回眸望去，粉墙黛瓦的江南乡村建筑错落有致。这些独具特色的建筑，掩映在绿油油的庄稼与金黄的油菜花之间。村前屋后，百年古树遮天蔽日，垂柳的绿荫旁依偎着婆娑的竹林。极目远眺，这片景色宛如一幅水墨画卷，令人陶醉。 我漫步在这幅巨大的画卷中，心如止水，步履轻盈，真想取出心爱的竹笛，尽情吹奏一曲美妙的旋律。然而，匆匆的行程让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尽管是初次到访，我却已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吴江。 怀揣着对农村生活的满腔热情，立志扎根农村干出一番事业的决心，曾激励着我。然而，农村生活的艰辛与体力劳动的磨砺，直到后来的八年里，我才真正体会到。 我们抵达屯村公社时，已是第二天上午。双缕大队派来的木船将我和阿人等8人接到大队，随后我们被分配到各个生产队。 薛惠良和朱祥林被分配到4队，陈国林和冯维淦被分配到6队，王澄、顾惠民被分配到7队，而我和阿仁兄弟俩则被分配到第5生产队，即港北村。由于已接近中午，自己做饭已来不及，加之生产队为我们安排的住处尚未完全准备妥当，因此中饭由大队统一安排在每个生产队的一户社员家中用餐。 我记得我们兄弟俩的第一顿饭是在生产队的老贫农徐木金家吃的。为了表示欢迎，大队特意买了猪肉分发到这些人家。那肉块足有一两重，满满地盛了一大碗。在那个买肉必须凭票的年代，我们深切感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深情厚谊。 在徐木金家住了几天后，生产队将我们安排在被没收的工商地主洪祥云家的厢房中。这两间厢房朝东，均为坚固的木结构，面积约四十平方米。除了安排我们两人的住所和厨房外，空间依然宽敞。尤其是小青砖铺就的整洁地面、洁白无瑕的墙面、通风明亮的吊窗，以及可以遮雨乘凉的前檐走廊，都让人感到舒适惬意。院子里还有几棵高大的古树和一方可以自己种菜的自留地，院子北面的围墙外则是一片翠绿的竹林。推开一扇小门，便可随时到竹林中乘凉、吹笛、闲谈或散步。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从今往后，我们将在这里生活、奋斗，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通过辛勤劳动挣取工分来维持生计，开启人生崭新的篇章。 双涔大队有一条双褛港，就位于我的新家门前。它蜿蜒曲折，由西向东延伸，连接着肖甸湖和九里湖，向南则通往同里湖。港的南岸被称为港南村，北岸则是港北村。两岸仅一港之隔，宽度不过三十米左右，隔着港对话也能听得一清二楚。河岸两旁，生长着许多百年古树和翠绿的竹林，村庄隐匿其中，偶尔才能瞥见屋脊和粉墙的一角。 港北村坐北朝南，沿着北岸整齐排列。清澈的河水被坚固的石岸环绕，其间点缀着零星的码头（也称为河滩），既方便人们上下船只，也供人们淘米洗菜、洗衣担水。那时，河面上漂浮着几十只大大小小的船只，有木船、水泥船，后来还出现了机帆船。我的家就坐落在港北村的中央，打开院门，跨出十几步便是码头。 双涔大队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水域广阔，陆地稀少。村与村之间通常由小木桥相连，但若要离开大队，必须依靠船只。因此，要想在这里生活，摇船是必备的一项技能。 生产队长肖夫林住在我的东隔壁，他的儿子肖四大是生产队里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摇船掌舵更是得心应手。肖四大对我非常关照，耐心传授我各种农活技巧，尤其是摇船和竖桅杆这类需要掌握诀窍的活计，只有熟练掌握其中的技巧，才能做到驾轻就熟。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经过几次实践便基本掌握了这些技能，其他农活也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逐渐学会。最让我难忘的是，我刚学会摇船和竖桅杆后，便与肖四大一同前往同里湖拖水草，为生产队积肥。 当时生产队规定，两人合作打满一平舱水草可记10分，每超出船舱一寸便加1分，如果超出20寸，便可挣得30分，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天能挣三天的工分。在那个依靠工分维持生计的年代，这样的回报无疑极具吸引力。 肖四大特意选择与我搭档，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参与拖水草积肥的劳动。我们早早起床，从双涔港出发前往同里湖，途中水路漫长。我按照肖四大教我的方法，将一根长10余米、重达百余斤的桅杆精准竖起，牢牢固定在桅杆洞眼中，随后拉起篷帆。肖四大掌控着舵，帆借风力，木船如离弦之箭般驶出双涔港。 在湖里打水草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在船舱的右侧固定一个木桩，然后由专门负责打水草的人手持一把类似猪八戒使用的九齿钉耙，将钉耙的齿朝外靠在木桩上。接着，瞄准水草茂密的地方，用臂力拉动钉耙，使钉耙拖拽水草，并且越拖越多。当水草积聚到可以捞起时，便用力将水草拖进船舱里。如此反复操作，直到船舱被捞满，并且水草堆积到两人满意为止。 进行这项工作时，团队配合至关重要：主要负责掌舵的人需要准确判断风向和水草的密集区域，才能确保效率。我和肖四的分工是：他负责掌舵，我负责捞草。那次我们刚捞满第一耙水草，正准备往船里拖的时候，忽然发现水草里裹着一条大鳜鱼。我高兴得手舞足蹈，作为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我并不知道鳜鱼的狡猾（它会装死）。当我捏住鳜鱼准备扔进船舱时，鳜鱼突然张开带毒的鳍，猛地扎进我的手掌。 农村有句老话：“昂公刺着哭哀哀，鳜鱼刺着买棺材。”意思是，被鳜鱼刺到会疼得让人受不了。当时我痛得忍不住大叫，右手掌瞬间红肿得像一只蒸熟的面包。 肖四赶紧走过来，一边用清澈的湖水帮我清洗伤口，一边苦笑着说：“真是个倒霉的家伙，回去吧。”随后，他调转船头，悻悻地回家了。 这是我下乡后得到的终生难忘的教训，直到现在，我对吃鱼仍然提不起兴趣。然而，那次鱼刺的经历也提醒了我，像我这样一直生活在城市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城里孩子，到农村锻炼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此，在日后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各种农活成为生活的主旋律。不参与劳动就拿不到工分，没有工分就无法分配到粮食（俗称口粮），没有口粮又怎能维持生计呢？ 总不能依赖父母从家里寄粮票和钱来买粮食吧？作为已经长大的小伙子，这实在令人难为情。那时，我们兄弟俩每年也能挣到人均600个工分，到年底可以分配到大约千把斤粮食。若吃不完，我们就拿到屯村镇上去出售，再用这些钱购买生活用品和荤菜来改善生活，有时也会买些酒菜，邀请插兄插弟们一起小聚一番。 趁着酒兴，我们一同推开院门，搬上小板凳来到竹影婆娑的小院，尽情享受这欢乐时光。我拿起竹笛，吹奏几首拿手的曲子，再唱上几首激昂的革命歌曲，吸引了众多大人和孩子前来围观，大家一起沉浸在热闹的氛围中。当时的农村文化生活确实相当单调，除了广播中播放的几部样板戏外，在贫下中农中会演奏各种乐器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在我们这群来自城里的知识青年中，有不少才华横溢的人，这为宁静的农村带来了难得的欢乐。尤其是当我利用闲暇时间吹起清脆悠扬的笛声时，总会吸引许多围观的村民。 当时，我是生产队里贫下中农的宠儿。他们不仅对我十分尊重和关心，还耐心地教我们兄弟俩如何耕种自留地。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一年四季都能收获充足的新鲜蔬菜，完全能够自给自足。 在屯村的八年时光里，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时间总共加起来还不到一年。首先，我要感谢当年双涔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沈云官。他见我文化水平是高中生，又喜欢写写画画，兼会吹拉弹唱，便将我调离生产队，安排到大队工作，主要负责为大队编写关于阶级斗争和农业生产的“战报”，以及撰写社员大会的动员报告等，类似于大队书记半个秘书的角色。 幸运的是，当时的文章大多千篇一律，只需坚持政治挂帅，紧扣以阶级斗争为纲，并结合本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就能顺利完成工作。其次，我要感谢上学时为了排演文艺节目而学会吹竹笛的经历，这让我从1970年5月开始进入了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基本上摆脱了农业生产劳动。后来，我又在屯村中心小学担任代课教师，从而彻底脱离了农村生活。 1970年5月，双涔大队文艺宣传队正式成立。宣传队成员以插队青年为主，其中包括来自江阴的王澄、薛惠良和我，以及来自苏州、吴江、盛泽等地的知青，还有一些本地的村民。 由于我们这些知青大多有过“文革”宣传队的经历，基本功扎实。在我们的带领和指导下，本地村民的表演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小芳”（化名），她几乎不识字，却天生一副好嗓子，为人聪明伶俐、端庄秀丽，在京剧《沙家浜》中饰演主角阿庆嫂。 当时，我不仅担任乐队的竹笛演奏员，还负责布景、道具制作以及演员的教唱工作。换句话说，除了完成我的本职工作外，我还需要帮助她扫盲和教唱。令人惊讶的是，小芳在我的指导下进步神速，无论是唱腔还是表演都突飞猛进，成为了我们宣传队的台柱子；她也成了我人生中的初恋。 然而，由于世俗偏见等种种原因，我们最终未能成为眷属，但成为了终生的挚友，这是后话。 外出演出既辛苦又充满乐趣。由于我们大队宣传队的演出水平较高，尤其是现代京剧《红灯记》和《沙家浜》赢得了广泛赞誉，邀请我们去演出的大队络绎不绝。他们用木船接送我们，晚饭后开始演出，演出时长为两个半小时。 我是乐队中唯一的一支竹笛，每次演出结束后，我的舌头累得几乎无法转动。最难熬的要数春节期间的演出，西北风呼啸着，露天舞台没有任何遮挡，这让我这个吹笛人苦不堪言。手冻得发麻不说，一张嘴更是冻得僵硬。 要知道，吹笛主要依靠手指和口舌的灵活配合。每当这时，那些暂不上台的演员会敞开身上的大衣为我挡风，一个接一个，直到演出结束。这份温暖几十年来一直让我难以忘怀。 正当我们双湖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演出进行得如火如荼时，隔着一条大河的黎明大队也成立了文艺演出队，他们同样由江阴知青发起。 这些知青在江阴时曾是“联指”（当时一个造反派组织）宣传队的成员，与我们双湖的江阴知青并非同一派别。他们的节目主要以歌舞和表演唱为主。 宣传队长是南菁高中六六届的毕业生，名叫高以俭（现任江苏省文联党组副书记）。他舞蹈功底深厚，排演的小节目也深受当地贫下中农的喜爱。 一时间，我们两家宣传队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局面。只要我们去过的地方，他们一定会去演出；同样，他们演过的地方，我们也必定会登台。不为金钱，只为争一口气。在那个年代，人们不谈金钱和报酬，最多不过是吃顿晚饭或夜宵。只要演出时人气旺盛，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有一天，高以俭来到我们大队，提议将两个大队的宣传队合并进行联合演出。我们一时难以抉择。这时，公社广播站的负责人汪宇婷（一位来自苏州的女知青）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何不通过公社领导成立一个公社宣传队，挑选两个队的骨干成员，再吸收其他大队的文艺骨干？这样的宣传队演出质量肯定更高。 我们双方都采纳了她的建议，并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于是，在1971年下半年，公社宣传队正式成立。班底以我们双偻大队宣传队队员为主，黎明大队为辅，同时还吸纳了几位苏州知青，总共20多人。我们进行脱产排练和演出，统一安排食宿。 排练的节目以小节目为主，例如《沙家浜》《红灯记》只演片段，如《智斗》《十八棵青松》《痛说革命家史》等。此外，还有小锡剧《叉河口》、表演唱《剪窗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当然，我的笛子独奏是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 屯村公社宣传队的名气日益增长，连吴江县委都注意到了。后来，我们屯村公社宣传队成为了吴江县委的对外宣传力量。每逢县里召开重要会议，我们公社宣传队都会前往吴江进行演出。节目内容紧扣会议主题，创作和作曲均由团队自主完成，表演形式多样且生动有趣，深受县委领导的好评。 由于公社宣传队长期统一安排食宿，开支较大，为了节省费用，公社于1973年9月将宣传队员分配到公社的企业或事业单位工作。平时大家在各自单位上班，一旦有演出任务，便集中几天进行排练和演出。我被分配到屯村公社中心小学担任教师。记得高以俭因文艺才华出众，被安排到公社文化站工作，而其他人多数在砖瓦厂、农具厂等地方工作。 在屯村中心小学任教期间，我依然坚持吹奏笛子。每当放学后，我在宿舍吹笛子时，总会吸引一些住在街上的学生驻足观看。不少学生因此提出要求，希望学习吹笛。 在这种情况下，我与校长商量后，决定成立一支民乐队，由我来教授他们。因为除了竹笛外，我还会演奏二胡、扬琴和手风琴。学校同意了这个提议，学生们的报名也十分踊跃。我从中挑选了十几名学生组成了民乐队。经过一年多的训练，中心小学民乐队已崭露头角，民乐合奏《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喜洋洋》成为了学校的保留节目。 1975年12月，由于政策规定，我上调回澄。学校民乐队因缺乏辅导老师而解散了，这实在令人惋惜。 1976年1月2日，是我回到澄江后被分配工作的日子。生活总是充满巧合，原本已确定分配到云亭中学担任教师的我，却被时任文化馆馆长赵沛看中，破例将我调至县文化馆工作，具体负责协助顾金荣同志管理的群文科，辅导基层文化工作。 同年10月25日，我又被调任峭岐文化站站长，直至2001年12月退养。 在担任文化站长的25年间，文化站主要以小戏形式参与县（市）文艺汇演。我身兼数职，既是乐队指挥，又负责竹笛演奏，有时还担任导演。总体而言，峭岐文化站的演出水平在全县（市）中名列前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我们排演的小锡剧《阿福卖鸡》不仅荣获江阴市文艺汇演的一等奖，还摘得无锡市文艺汇演的一等奖桂冠。更令人欣喜的是，《阿福卖鸡》与月城文化站的《阿二接妻》、北润文化站的《半真半假》三部小戏被上海电视台选中，进行了全场录像，并在华东六省多次播放。 作为县文化馆组织的乐队竹笛演奏员，我全程参与了三个小戏的录制工作。这无疑是我担任文化站长以来最为荣耀的一段经历。 如今，我已是退休老人，但是为了让中国民族器乐能后继有人，我还要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孩子学会吹竹笛。 #说知青,你们当过知青吗?##你有知青生活阅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