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马春茹] 我渴望笔下的文字能如青春般跃动，如同永不停歇的音符，即便记录下的是青春的苦涩，也愿它成为心中甘甜如蜜的回忆。 或许被年华的如水逝去所触动，或许始终无法逃出当年下乡的往事追忆。我几次朝着乡下走去，一次又一次在往事中徜徉，穿过无法释怀的心灵之结，触摸当年在农村的日日夜夜。当时光已渐行渐远，可是那山那水，那沙陀那村庄，那庄稼那牲畜……一切又都显得亲切可爱起来。 乡下的同龄人、熟人渐少，好多老的乡亲离世了，只有宁静的残垣断壁和为数不多的老树，还在彰显着曾经的过往。 来到乡下，坐在青年点旧址盖起的新宅的炕上，我似乎看到了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在吹拉弹唱，我似乎嗅到了青年点那简单却诱人的饭香。 数十年过去了，“上山下乡”运动早结束了，“知青”们也早已回城为人父、为人母了。而那如今让知青们不堪回首，也魂萦梦绕的村屯和沙坨呢？那些曾经与知青一起在号召下“改天换地”的村民们呢？ 我对淳朴憨厚善良的农民和乡村恬静的田园生活还留着那么点美好的象数十年过去了，插队时所摄照片已渐渐发黄，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恍如昨日。依据数日前与友人的约定，清晨六点未到，肖怡君便驾车载着我、李娟、荆逢新，前往昔日插队的彰武县冯家镇得力村东白音歹，探望那些曾关怀备至的乡亲们，并一探乡村的新貌。 车行驶在省级、市级公路上，一段行程后再沿着颠簸的乡级公路经过大冷乡和得力村，进入得力村地界。 车行之处虽然还是我熟悉的砂石土路，但没有了当年车辙的痕迹，拓宽后的路面还算平整。路边缓坡上，松树、柳树、杨树错落有致，虽未及想象中的繁茂，却洋溢着勃勃生机。 透过车窗往田里看，平缓的沙土地上农作物几乎都是玉米，已有齐腰高了。由于今年降水丰沛，它们长势很好，那绿油油的叶子泛着光亮。 沿途视线所及还是我熟悉的小村落，但当年的干打垒土坯房很难看到了，家家居住的几乎都是红砖瓦舍。从地形上看，它们坐落的位置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小河、沙坨、杨树林、成片的庄稼地.......一切都似曾相识。在坡地上啃着草皮的稀稀落落的牛羊，仿佛时光未曾流转，依旧带着那份懒懒散散的悠闲。 途经红瓦青舍砖石结构的得力村驻地，再拐过西占家，几经周折才到后白音歹、前白音歹，因道路陌生，我们不禁多绕了些曲折的小径。最后肖怡君凭熟练的车技开车冒险涉过一条无桥的小河，驶上岸坡，沿着玉米地中间的车辙路行驶。 沿途庄稼长势非常好，齐腰高的玉米地中，随处可见有一些人背着喷雾器在给庄稼打药。当车驶上废弃的白音歹水库那长满青草的坝上时，就看到了前方一片杨树林掩映下的东白音歹村。 停车，我们几个人走出车门，站在已成湿地的白音歹水库坝坡上，向东眺望。四下乡野的草木花香伴着庄稼的清爽气息扑面而来，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东白音歹村静静地映入眼帘，没有城市的喧嚣，连鸡鸣狗吠也似乎成了遥远的回响。 沙坨中，参差不齐的红砖房占据了主角，它们悄然替代了昔日犬牙交错的土坯房，那些散发原始风味的记忆逐渐淡去。影影绰绰还能看到孤零零的几座破落的土坯房，蒙着塑料布不和谐地趴在砖房的空隙处，好像一定要给当年的记忆留一个见证。 车奔村子而去，直接驶进中街，路边有散乱的柴草，路两旁是杨树，当年的杨树现已长成材。原先的前、中、后街已很难辨认，替代的是不太整齐地扩大了的农家院落。当年我们的知青住房，为东白音歹得西门户，如今已踪迹全无，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崭新的农家大院。毗邻的白音歹小学也不知迁往何方，原址同样是新起的民房。 当年的生产队部、牛圈、马圈不见了，原位置也盖起了两座青石红砖瓦房，住上了村民。村中的两口老井被填没了。令人诧异的是，村民马仁和家那原本矮小的土坯围墙竟未被拆除，仍在阳光下斑驳可见，默默诉说着村庄的悠悠岁月。 因为事先打好了招呼，村民皮要东没到地里干活，在院子里的脱粒机旁收拾黄灿灿的玉米。汽车的鸣笛声响起，他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儿，与早已穿戴整齐、在家等候的媳妇一同飞奔而出，打开那扇高大的铁门，满脸热情地迎接我们入院。站在宽敞的院落中，映入眼帘的是绿油油的菜地、宽大的猪圈、几乎占了四分之一院套的苞米营子及房山旁那几部农耕机械。我们一边寒暄一边走进屋里。 从交谈中得知，我们离开白音歹村后，皮要东与父母分开另过。眼前的宅基地上耸立的四间砖石瓦房是头年又新翻盖的。看着屋里一应俱全的现代家电，看着整齐敞亮的玻璃窗，我们感慨农村的日子真是越来越好。 皮要东是我们插队时，白音歹小学皮校长的儿子，他小我一岁，当年算，是白音歹村除我们知青以外，具有初中毕业学历的“文化人”。我们走后，他当了生产队的会计，后又当了得力大队的会计。皮要东个头不高，身材略显富态，给人一种敦厚之感。 他的媳妇高高的个子，比他还高好大一块。几十年的风霜雨雪和农耕生活，在皮要东夫妇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他们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加成熟稳重。 我们再也看不到当年羞涩的新媳妇的影子，有两个儿子的她早已当了奶奶，但泼辣的性格依旧，是屋里屋外操持生活的一把好手。黑红的脸膛神采奕奕，说起话来干脆响亮，依旧是当年风采。 皮要东说，由于近期夏雨多，天气放晴的日子少，潮湿闷热的天气使长势颇好的苞米等农作物普遭虫害，大多数劳力都到地里喷洒农药去了。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何进村后只碰到了身体不好的于富和他的叔伯哥哥于海。 提起于富我不由得想起他的外号叫“二鬼子”的弟弟。 “二鬼子”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那年他还不到十八岁，但油滑好色全村有名。他小学没毕业，就在队里干半拉子活。后来村里来了知青，他干活不出力，当不了壮劳力，被安排在妇女堆里干活，和妇女挣一样的工分。 这小子长了一颗不安分的花心，专门在干活歇气时打诨、说黄嗑撩逗妇女，为此让王国凤队长的媳妇“花婆”、闫福海队长屋里的“大海棠”和闫车把式的老婆“大鞋底”等几个泼辣的妇女，起哄给扒了裤子，用树棍撬开嘴灌了“奶汤”，当众按着脑袋磕头叫了娘。 “二鬼子”除了明的撩拨妇女，暗地里还真有相好。听和他要好的“小猫”说，铲地中午歇晌时“二鬼子”也不消停，几次和磕巴队长的小姨子“黄毛”约会“钻树棵子”。可惜的是队长的老丈母娘看不上吃喝懒散的“二鬼子”，用在农村流行的先结婚后登记的手段，在“小猫”不到十八岁时就强行给打发走了，嫁到了外村。“二鬼子”没能娶上意中人，窝窝囊囊活到五十多岁就因病而亡了。 于富的叔伯哥哥于海，就是我们进村在街上见到的第二个人，也是现在村里年纪最大的男村民。 当年是村里的一号车把式，现在已快八十岁了。于海几乎没有了四十多年前的模样，自从生产队解散了，骡马车没了，他只好靠侍弄自家的田地过日子。庄稼活干不动了，每天就悠闲地在田间地头散放他那十几只羊。 在街上我们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他的眼睛很大，长得也蛮精神，当年在村里算是英俊的。对于我们的到来他感到很吃惊也很热情，虽然有些迟疑，但还是一一认出了我们。 对他我们并不陌生。村里的孙书记他爹孙羊信老是开玩笑说，没有那种事就不算过节，村里人对那些风流事儿早就见多了不怪。 于海与性格内向的民兵排长张殿军的妻子贾淑云，平日里多有交往，最终两人关系逾越了界限，使张殿军蒙受了屈辱。最让我们感到不解的是，张家夫妇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屋里屋外却未曾传出过争吵之声。 村里传言说张家的二儿子长得像于海，为求是真假，我们特意仔细端量过张家的老二，也没瞧出个一二三来。 坐在皮家炕上闲聊中得知，我们插队时的许多老人都过世了，当年的水灵大姑娘，走的走嫁的嫁，毛头小伙子娶妻生子，现在也都为人爷，为人奶了。现在全村人口增多了，已由当年的三十九户人家发展到近百户了，不过人口增加的却不多。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没有几十年前三辈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大户人家了，都是一辈人的小户人家，父母与结婚后的儿女大多是分家单过。 说话间，清爽的说话声从外面传来，似生又熟。 门帘一挑，一位身着浅黄底红花绸衫，下着黑绸肥腿裤，脚踏塑料底绣花老式布鞋的老太太，腰肢轻摆，步履匆匆地向我们走来，热情地和我们几个人拉拉手，顺势一歪身，骗腿在炕上坐下，一边快言快语道：“听说知青来了，我可得看看，哎呀，都快认不出来了！” 虽然时间过了几十年，但她还是很快就叫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我迅速地在回忆中搜索，很快就认出她是十里八街有名的“花婆”。至于为什么叫“花婆”，村中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们缘由。这个人真奇怪，还是满口的细碎白牙，耳朵上的金耳环让她在精明中略显风骚。由于不干农活，一双戴着假玉镯和金戒指的双手，保养得白白胖胖。 这位就是当年爱在村边地头唱二人转，逢年过节爱扭秧歌的队长老婆王大嫂，外号“花婆”，现已七十八岁了，自丈夫去世后独居。不甘寂寞的她游街串巷凑热闹，就好像天天都没有愁事。她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自我介绍，说话就像唱歌一样。 说实在的，当年下乡在白音歹，劳动累了在地头歇气时，有她扯闲嗑，唱二人转小帽，的确带来了不少的快乐。“老头走了，把我留下了，儿女对我都好，我一个人过日子还有低保，不愁吃、不愁穿，每天三顿饭三两酒，每顿喝一两。天天有红茶供着，我却偏爱那茶香，白水对我而言，实在缺乏滋味。 我问她：“王大嫂闲时还唱二人转吗？” “花婆”小眼睛紧眨巴几下，抬起长满赘肉的脸，显出一种很满足的样子，沾沾自喜地说：“那还用说，只要跟前各村有来唱二人转的我就去看，听几遍我就差不多能唱下来。说实在的，就是扭秧歌，现在的年轻人都比不过我。” “花婆”唠起嗑来，那就像是开了闸的水，一句接一句不歇气儿，别人谁也插不上嘴。她上赶子告诉我们，插队落户时的房东刘大嫂多年积劳成疾，落下腰腿痛的毛病，吃了多少服药也不见好转，去年正月病逝了，享年七十七岁，这在农村就是高寿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情有些失落，因为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看望房东刘大嫂。 不用我们追问，花婆又怀着同情的心情对我们说，当年村里最能扭秧歌、自命不凡、风流满村屯的浪荡女贾淑云，丈夫四十多岁就去世了，日子也不好过。寡妇门前是非多，风言风语压得她抬不起头来，加之生活拮据，她又不合群，最后不得不带着二儿子改嫁到大冷。后来听说第二个男人又去世了，她只好寡居在他乡。 送走了“花婆”，我们在院子里和来看望我们的闫大嫂唠起来。 闫大嫂长得人高马大，天生一副大嗓门，村中谁要惹怒了她，她骂人像唱戏似的，让您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她因房头喜欢栽种海棠花，人送外号“大海棠”。眼前的她不仅身体硬实得很，而且满口“经纶，”依旧是那么能说。很可惜，她的老伴先她而去，大儿子闫成学四十多岁也患病去世了。 “大海棠”对我们说，大儿子走了不到两个月，留下年轻的寡妇媳妇悄没声息地与小叔子合床而过“熟亲”了，做婆婆的也就只好装作没看见。如今村里人对于这种节省开支的做法并不嘲笑，反而认为给老闫家延续香火才是头等大事。 在我的记忆中，陈淑芬与我同龄，外号“陈快腿”，梳着两根又黑又粗的大辫子，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辞别了“大海棠”，我联系上了正在打麻将的陈淑芬。 在后街的一座土坯房里，我见到了插队时的陈淑芬。她还是穿着那件看不出颜色的长袖线衣，外面胡乱套件短袖背心，依旧是那副让我们哭笑不得的模样。眼前蹑拉着拖鞋、爽快热情的“陈快腿”，又老又瘦，黑糙糙的大手，夹着廉价过滤嘴香烟，狠狠地抽着。 村里的孙广治先前对我们说，由于她办事热情，无牵无挂，大事小情的能张罗，她的男人王国军去世后，村里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推举她当上了屯里的屯长，兼管计划生育，每年也有个一千多元的收入。她近乎沉迷于麻将桌旁，日复一日，家中杂乱无章，尘埃遍布。屋顶之上，一块塑料布勉强遮挡风雨，而她却依然乐观以对，笑对人生百态，展现了各有各的活法。 陈淑芬看起来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可心中却想着大事。交谈中，她忧心忡忡地对我们说，尽管现在孩子们上学有校车，学校有食堂，教室都是楼房，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根据学习状况调查报告，农村初中生中仅有47%的学生对学习热情较高，且多数学生对学习目的和学习内容的实用性持有保留态度。 有的人家富裕了，孩子教育却没上去，顺达帮都盲目买电脑，有的孩子有了电脑，就荒废了学习，有时间就上网玩游戏。 她还说：“我的孙子上初中，每年光交学杂费就一千多元，可天天回来书包都是空的，也不知道书都到哪儿去了，到家就玩电脑，根本不学习，谁也管不了他。”她说村里有几个学习稍好的孩子，家长也是没时间管，在镇里住宿，自己管自己。 我想这主要是缺乏好的文化环境，缺乏重视学习的意识和热爱学习的氛围。此外，现在有好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得在外打零工，也是个重要的客观影响因素。不过，不提升文化素质，农村的面貌又怎能得到彻底的改变呢？ 我们几个人走出陈淑芬家，在几个村民的指引下，来到前街一座老旧的小土坯房，这里就是原来的民兵排长张志生家。 在残旧的院门口，迎接我们的张志生显得衰老和木讷，一只耳朵聋得厉害，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就是当年英俊的、当了八年海军的张志生。他叫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情绪十分激动。在矮小简陋的土坯房屋内，报纸糊着的墙上仍挂着四十多年前的老相框，里面有我们知青与他合影的黑白照片。 他一边指着相片中的人，一边喃喃自语地呼唤着他们的名字，还不停地询问这些人的近况，或许，只有这些才能唤醒他内心深处的美好记忆。寒暄一阵后，他告诉我们，最小的儿子娶了媳妇后，将他们老两口从大房子中撵出来，不然儿媳妇就离婚。 无奈七十多岁的他，与老伴相依为命，为了生活还要下地干活。 农村虽然富裕了，但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在悄然响起。听张志生讲，农村娶媳妇除了要彩礼十二万，还要有“三金”、房子和汽车（大多数是四万左右的夏利），结了婚就要搬出去另过。在农村，上级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村屯规划，如果扒掉土坯房盖砖房，国家给补助一万五，不过剩下的盖房钱要自筹。 孩子多的老人为给儿女办婚事，早已弄得山穷水尽，有的还拿得出钱要自筹。这儿子里我们见到的那些土坯房，住的都是老两口或寡居的老人们。 沉寂的村里很难见到40岁以下的年轻人。那种自古以来子承父业、老守公园的观念早被冲破，村里的年轻人为了多挣些钱，过上好日子，都离开家，从想到外地打工去了。他们每年带回家里的财富可不少。 眼下家家饭桌上没有了“晋杂五号”（一种高粱），早就换上了大米白面。现在农村也很少种高粱了，说是高粱比起其他农作物，产量低，又不好侍弄。以前的锄地、割地、刨茬子等累活儿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化的农具。 春天耕种有播种机，秋收有脱粒机。就是农村最难干的活——打茬子，都有翻茬机代替了，把茬子直接翻在地里，烂掉做肥。 张志生讲，分田到户后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现在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更好了，不仅免了农业税，每亩耕地还补助七十元。国家统一收购玉米每斤一元。现在家家除了一些经济作物，种的大多是玉米，这也是我们看到几乎家家都有占据了近半个院套的玉米囤子的原因了。 村中小型两用汽车和拖拉机的数量越来越多了，几乎家家都有农用四轮车、三轮车，最少也是手扶拖拉机。在农田里劳动的农民也不像过去那么劳累了，一年只忙三四个月农活，其余时间到地头看看就行了。 离开张家，站在白音歹村的最高处，我努力地向四里张望，力图找出我们熟悉的院落和那些记忆中稀稀落落的树木，太少了，变化太大了。 有些我认识的人都去世了，留下他们的子孙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在村屯里，很多不熟悉的人依旧年复一年地春种秋收，但生产方式变化了，进步了。人们的头脑也更灵活，生活好过了，富裕了。 东白音歹村的房屋大多焕然一新，显得颇为气派，家家户户的院落也愈发宽敞，且村中增设了卫生所与药店，使得村民们看病就医愈发便捷。但我还是很怀念下乡时的土房子，那时干打垒农房沿街排列整齐，民风淳朴，到处是一派田园生活的景象。 然而，现今整个村落的环境却显得杂乱无章，废弃物在村边杨树林中肆意丢弃，散落的秸秆随意堆放，而那些遍布的大粪坑，几乎全部建于民居之外，散发着刺鼻的腥臊之气……这可能是因为现在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了，谁还去管自家院外的事呢？ “知青房”没了，房东大嫂去世了，我们只能下榻在皮耀东家。 乡村的傍晚静静的，没有城里的喧哗和嘈杂，没有汽车的鸣笛声。我们聆听着房前屋后菜地里的虫鸣阵阵，用心感受着田野里玉米生长的拔节声。虽已是初夏，但丝丝的凉意不断地袭来。 我躺在那熟悉而又略显陈旧的土炕上，头枕着装满荞麦皮的柔软枕头，身下的火炕虽因皮嫂的谨慎未曾多加柴火，却仍散发着温暖的气息，轻轻熨帖着我的腰背，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适。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数十年前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放映着，有悲欢离合，有苦乐酸甜，快天亮了才稍有睡意。 #说知青,你们当过知青吗?##讲述女知青的故事##你有知青生活阅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