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戴季陶是追随孙中山的同盟会元老，早年与陈独秀关系密切，曾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参加了陈独秀筹建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却成为了蒋介石的忠实亲信，是反*共急先锋。

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后迁四川广汉。早年家境贫寒，以至除夕夜祭祀祖先只能以灯代烛，后经营景德镇瓷器渐渐富裕起来。

少年时代在成都客籍学堂读书，聪明伶俐，考试名列前茅。因聚集同学抗议校方袒护富家子弟，被开除学籍。长兄卖掉土地，资助其赴沪，拟东渡赴日留学。但在上海码头，钱财被流氓抢劫一空，好在遇到一位旅沪四川同乡也要去日本，对他的处境很同情，携其一同东渡，得以进日本大学法律系学习，时年15岁。

戴季陶在日本受到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和革命思想的熏陶，但并没有加入同盟会。留日学生中有许多富家子弟，在异国他乡挥金如土，极尽奢华。他家里接济有限，常常衣食无着，全靠同学帮助，才得以渡过难关。但他发奋学习，倚年龄小的优势，掌握了一口流利的日语，这为他以后出使日本从事外交活动奠定了基础。

当时留日学生虽多，却没有统一的组织，全以地域同乡为组带，成一派系团体。戴季陶与后来任《大公报》总经理的胡政之，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得到留日学生的赞同。

成立大会上，日本文部省和许多大学校长出席，戴季陶以发起人当选为会长。意外的成功，使年轻的戴季陶竟激动得回到宿舍大哭起来。

由于家中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同学帮助也是杯水车薪，难以长期支持，戴季陶遂决定回国。临行与他同结为“松滨四友”的伙伴，卖掉了讲义、妻子的首饰，为他凑足了路费，终于在辛亥革命前夕，回到了山雨欲来的祖国。

他先应江苏巡抚端方之邀，任教习之职。后赴上海，通过考试进入《中外日报》和《天铎报》当记者，开始了笔耕生涯。因才华横溢，兢兢业业，被任为《天铎报》主笔，他取与清朝政府不共戴天之意，以天仇笔名，抨击清王朝的黑暗腐朽。

不久结识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夕加入了同盟会，赴槟榔屿主办革命派在这里的报纸《光华报》，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清王朝的假立宪阴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陈其美在上海与纽永建起兵响应。戴季陶回沪参加起义，见到了在日本即已相识的蒋介石。上海武装起义胜利后，蒋极力推戴陈其美出任都督，戴季陶也极力说服纽永建勿与陈相争，终于避免一场内讧，这可以说是他与蒋介石的首次政治默契。

12月25日，在国内外具有崇高威望和社会影响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自海外返回祖国。戴季陶以革命党记者身份，前往上海码头迎接。首次目睹孙中山的领袖风采，钦佩不已。

孙中山对戴季陶的年轻而富有才华，也十分欣赏，携其赴南京参加大总统就职仪式和中华民国成立大典。孙中山让总统之位给袁世凯后，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带着修十万里铁路的幻想赴日访问，戴季陶随同前往，任翻译兼机要秘书。孙中山在日本受到朝野各界的热烈欢迎，并与许多政界要人进行过多次密谈，只有戴季陶一人在侧，可见此时他已得到了孙中山的极大信任。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之位后，由排斥异己，步步走向独裁专制。

戴季陶在自己主编的《民权报》和于右任主编的《民国日报》上，抨击袁世凯安插亲信，营私舞弊，取缔报刊，控制舆论，以总统之名，行专制之实。文章嘻笑怒骂，泼辣锋利，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袁世凯的丑恶面目。

袁世凯恼羞成怒，查封了《民权报》社，将戴季陶逮捕入狱。

可以说在许多国民党人都陶醉于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对袁世凯的幻想时，戴季陶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清醒的革命党人之一。

“二次革命”爆发后，戴季陶在友人营救下出狱，立即加入了“武力讨袁”的行列。他曾在南京协助黄兴调兵遣将，失败后又曾秘密返回南京，准备再次策动中下级军官起义，因被出卖不得不再次离宁赴日。

1914年，孙中山鉴于“二次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组织的涣散无力，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

1917年7月，孙中山为抗议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保卫《临时约法》，率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宣布护法。“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戴季陶出任大元帅府秘书长。

次年5月，孙中山受地方军阀排挤赴沪，戴季陶随同离粤。

1920年底，陈炯明驱逐桂系，孙中山重返广州，重组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戴季陶被任为外交次长兼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不久蒋介石以留日士官生和陈其美部下的身份，持老国民党员张静江荐函来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戴季陶多有美言。

但不久蒋因受陈炯明排挤，跑回奉化溪口闹起了情绪，孙中山屡电催其返粤，蒋介石均置之不理，戴季陶亲往奉化劝驾，结果两人闹翻，不欢而散。

事后蒋介石曾致信戴季陶，表示“自愧而又可笑”，戴季陶则回信说：“杯酒失意，辄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处世，深虑召祸，即不然，亦足碍事业之成功”。

蒋介石深受感动，复信说：“兄之待我者，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在戴季陶的敦劝下，1922年6月，蒋介石回到广州，在陈炯明炮轰观音山，包围总统府的危急时刻，保卫孙中山登上永丰舰，进一步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升任粤军中将参谋长，并于次年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

南方“护法”几落几起，北方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思想解放浪潮则不断发展。西方各种思想学说纷纷传入中国，给辛亥革命后趋于沉寂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生机活力。

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在第一次护法失败后主办了《星期评论》，侧重于劳工问题的研究。他本人也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在当时进步思想界有一定影响。在共产国际帮助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戴季陶与后来参加“西山会议派”的沈玄庐均有所参与，但组织上并没有加入。他的理由是：孙中山在世一日，他就不能退出国民党而加入他党。

民国初年，戴季陶确实是作为孙中山先生忠实的追随者和反袁健将，活跃在政治舞台的。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戴季陶不赞成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此和廖仲恺还发生过激烈争论。多次函电催促，他才勉强参加大会。

讨论到《中国国民党章程》，戴季陶又纠合一部分人提出反对“跨党”案，共产党人李大钊等据理驳斥，指出共产党人跨党加入国民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有所贡献于国民革命事业，并不是为了讨便宜，戴季陶的提案虽被否决，但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担任了宣传部长之职。

1924年6月，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黄埔开学。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建校初期，戴季陶曾为解除校内两党之间的猜疑和偏见，做过一些工作。但他多次游说，让共产党员放弃党籍，加入国民党，受到许多共产党人的抵制。

作为与蒋介石兄弟相称的至交，他积极策划，协助蒋介石培植个人势力，控制军队，取政治资本。他的“戴季陶主义”更是极大地影响了蒋介石，并成为蒋介石阉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建立新军阀反动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1924年10月，孙中山首次依靠黄埔学生军，迅速平定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商团叛乱。戴季陶乘机向孙中山进言，说蒋介石励精图治，建校有方，智勇双全，才堪大用，使孙中山进一步加深了对蒋介石的信任。

戴季陶还奉承蒋介石“以饱经忧患之身，具坚贞不拔之气，沈毅毫爽，殆聚程不识、李广为一人”。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篡夺军政大权的野心。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受广东革命形势影响，发动“首都革命”，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议国事。

孙中山于11月带病自广州出发，经香港、上海，取道日本，行程一个多月抵达北京，受到10万多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

由于一路辗转劳累，致使肝病复发迅速恶化，戴季陶闻讯赶赴北京，随侍于孙中山病榻左右。

据戴自称，孙中山病中，他曾陈述己见，认为三民主义实洲源于中国古代正统思想，请示是否可就体会心得，写成文字问世，以“正人心而端趋向”，孙中山听后“许其尽情倾吐”。

戴季陶遂“勇气百倍”，竟改名传贤，以孙中山精神遗产的继承人自居，声称要对三民主义学说“金声而玉振之”。料理完孙中山的丧事后，戴季陶直奔上海，在萨坡赛路慈安里，设季陶办事处。用两个月时间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

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戴季陶提出，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学说，完全来源于中国古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孟的忠孝仁义道德思想；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戴季陶强调，欲图中华民国之生存，必先图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更须充分发挥为中国国民党生存所必须具备之独占性、排他性和统一性，才能实现各阶级的联合革命。

这两本小册子片面夸大了孙中山思想理论的消极成分，否定了三民主义学说的革命性、战斗性，其实质是排斥中国共产党人，争夺大革命的领导权。

孙中山生前，尽管国民党内对国共合作有种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但由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和领袖地位，足以使全党保持统一，即便是一些右派元老，也不能不敛手就范。

但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失去重心，各种政治力量“道不同，不相为谋”，党内纷争，势所不免，特别是国民党老右派，更是有恃无恐。

戴季陶从东方文化观和传统道德的角度，解释三民主义学说，是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歪曲，意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他所鼓吹的独占性、排他性、支配性，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一大”宣言背道而驰，为国民党极右势力排斥打击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破坏北伐和国民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根据。难怪后来他常常自吹自擂，以反共的“先知先觉”自诩了。

戴季陶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强烈谴责。苏联顾问鲍罗廷称其为国共合作的一大魔鬼；瞿秋白、李大钊等人写了大量文章，针锋相对地批判了戴季陶的谬论。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书，在全国各地被焚毁很多，仅北京、武汉就有一万多册。

戴季陶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发言人”自居，从广州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一路哭哭啼啼，大讲其“戴季陶主义”。

他献于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的挽联，上款“夫子大人”，下款“受业戴传贤”，更颇有“孔子传之于孙中山，孙中山再传之于戴传贤”的味道了。

这种自封为孙中山“道统”继承人的做法，也引起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包括一些右派分子的不满，谢持和杨庶堪就气愤地说，总理生前既没有收他做门生，他也从没有拜总理做先生的一回事，僭称受业，不仅欺人，也欺总理在天之灵。

1925年11月，以邹鲁、谢持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决定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戴季陶作为“反共先锋”欣然前往，并与邹鲁、林森联电汪精卫北上赴会。

但当时在京的右派冯自由，误闻戴季陶是共产党，便雇了几个流氓绑架了他，对其劈头痛打。戴一再哭诉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他不待开会即返回上海，但声明可以同意大会决议。

“西山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职务，开除汪精卫、李大钊党籍等一系列反革命决议，并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创《江南日报》，宣传右派主张，公开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纷纷要求予以惩戒。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贯彻三大政策，并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对林森、居正等人予以警告处分；戴季陶没有与会，听说形势不妙，便对代表中央前来让他表态的邓演达痛哭流涕，说自己从未参与“西山会议派”的实际活动，非常痛悔于列名通电，正闭门思过。

邓演达返粤后向全会报告，戴才得以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但许多委员仍指出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对引起国共两党纠纷和统一战线内部思想混乱，难辞其咎，所以大会严令他迅即猛醒，“不可一误再误”，三年内不准发表文章，以免扰乱视听。

二大结束后，戴季陶又发表声明，说邓演达向大会的报告并不是他的本意，借以平息“西山会议派”指责他反复无常，背信弃义；同时又表示决不接受大会警告，并继续从事分裂统一战线的活动。

他给蒋介石写信说，一党应有一党之中心，亦有一党之历史地位，若丧失历史地位与组织中心，必召他日无穷之纷扰。进一步向其灌输一党专政思想。

二月黄花岗起义纪念日，他返广州与共产党人谭平山及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同到72烈士墓致祭，归至廖宅，还对谭平山说，现在最能奋斗的青年，都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大多腐败退缩，但今日中国需要一有力的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所以共产党应放弃党籍，加入国民党。遭到谭平山的严词驳斥。

1926年10月，国民党任命戴季陶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长，但他郁郁寡欢，不安于位，不久即应蒋介石之邀上了庐山。

此时，北伐军在两湖和东南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被他视为“国民党后起之秀”的蒋介石，已身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随着权力的增长，篡党夺权的野心日益显露。

蒋介石军政大权在握，又得英美列强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但若反苏反共，还必须求得近邻日本的默契，所以拟派一特使赴日，疏通关系。左右平衡，无论就个人亲密关系，还是论外交能力，戴季陶都是最佳人选。

在庐山，戴季陶与蒋介石就军政大计进行了秘密策划。2月8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为将中国国民热诚所贯彻之国民革命运动真意传诸日本，求得日本国民的谅解，并将中日两国将来亲善基础，筑于民族平等人道主义之上，特派戴季陶为国民政府代表赴日。

25日，他携夫人纽有恒以及李煜瀛和易培基由上海乘山城丸赴日。当时国民党东京支部怀疑戴季陶出使受蒋介石指使，有秘密使命，所以特为其设一办事处，以便监视。但他利用许多私人会晤的机会，积极寻求日本对蒋介石的支持。

与此同时，他目睹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备战，矛头直指中国，也“引为至忧”。出于民族义愤，他以一口流利的日语，先后在日本各地发表演讲64次，为维护民族尊严也多有抗争。

3月，东京贵族院议员宴请戴季陶，一贵族大放獗词说，世上最不公平令人讨厌的东西就是领土主权这个名词。

日本人口每年过剩很多，却无法移民出去，中国满洲空旷得很，日本要移民，为什么不行?戴季陶回答说，就人口而论，北美合众国每平方英里住50人，南美洲每平方英里20人，加拿大每平方英里仅10人，而中国是每平方英里340人，几乎和日本密度相同，日本既要移民，为什么偏向人口密度差不多的中国移，而不向人口稀少的北美、加拿大移呢?直驳得这位议员瞠目结舌。

16日，大阪实业界宴请戴季陶、席间一人士问道，照目前形势，国民革命军势力巳及于江浙，但国民政府是否有能力保障上海租界的秩序和外侨的安全呢?戴季陶立刻说：“不能”!

全场一惊，他接着说，我虽然至今没有接到国民政府的训令，但可以代表政府回答这个问题。何以说国民政府不能保障上海租界的秩序和外侨的安宁呢?因为从政治学原理上说，要保障一地方的秩序和安宁，重要的是统一和主权。

上海租界的情形，翻开近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便一目了然，甲国一个领事裁判权，乙国一个领事裁判权，背后都带一大群士兵，所以上海的主权不统一，竟是不可胜数，秩序安全又何以保障?唯一的方法，就是将上海租界的主权还于国民政府，日本既看到这个问题，我们十分感激，还望能付诸实施，毋做口头禅才好。

1928年8月，蒋介石依靠军事实力已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仍面临地方军阀的威胁。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为实现“整理军事”、“实施训政”的要求，首先改组中央执行委员会，戴季陶被选为7常委之一。

为建立蒋家王朝“法统”，镇慑地方实力派，根据蒋介石的“训政”纲领，全会通过了《五院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草案》。10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正副院长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宣誓就职典礼，戴季陶出任考试院院长。

就职后，他选择南京鸡鸣寺东关岳庙，开始兴建考试院大楼，次年落成。院外大墙书醒目大字：“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材，鼓励有方，则野无抑默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俸进之徒。”

考试院接待室悬挂一联：“入此门来，莫作升官发财思想；出此门去，要有修己安人功夫”。戴季陶的办公室，则命名为“待贤馆”，以“选贤任能”相标榜，欺骗社会舆论。

1931年，考试院举行第一次高等考试，戴季陶担任主考官兼典试委员长，亲自主持命题。考试完毕，数万考生停候南京等待消息，戴组织人员日夜阅卷核分，根据录取人数，典试委员会决定凡55分以上者一律给予及格分录取。

放榜后，他又组织复审，发现一考生已达55分以上，却未能录取。戴季陶一面下令录取，一面上报呈请处分。

在国民政府会议上，他声泪俱下，认为首次高等考试，承办人因受催促忙中出错，情有可原，处分不妨从宽；至于他本人急于放榜，领导无方，必须从严处分，才能教育属下，以做将来。

直到蒋介石表示过严处分，恐今后再无人敢做主考官，才决定戴季陶本人罚扣薪俸3个月，秘书长罚俸一个月，科长记过一次。从此考试院官确较其他院部谨慎，不敢粗枝大叶。

戴任院长20多年，颇有“使天下人才尽入中”之意，为国民党黑暗统治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虚伪面纱。

戴季陶常以“东方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宣传封建文化，抵制共产主义学说，并借以笼络一部分封建文人，为蒋介石反动统治效劳。

当时中国社会剧烈动荡，中西文化之争十分尖锐。戴季陶发表文章，认为文化是有时代性、历史性、地域性的。西方文化虽光彩夺目，但东方文化也有其根深蒂固坚强不拔的基础，所以东方民族决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传统。其实质是维护封建的意识形态和独裁制度，抵制科学民主思潮。

戴季陶借用宗教手段，对内蒙、西藏王公喇嘛、上层宗教人士实行怀柔政策。凡是有关边疆地区重要人事变动和决策，蒋介石一般都要先征求他的意见。

1933年12月，达赖喇嘛圆寂于拉萨，当班禅大师于次年1月来京时，戴便提议由国民政府举行达赖大师近孝会，设坛诵经。他陪同班禅大师主法，分内外两坛，内坛设考试院，外坛设鸡鸣寺，历时两日，场面浩大，轰动一时。

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刘半农为此在北平《世界日报》发表了一篇《南无戴传贤菩萨》的文章，将戴季陶官佛两栖生涯刻划得维妙维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深感对日外交棘手而又事关重大，特设外交委员会，以戴季陶为主席，专门处理对日关系。戴秉承蒋的旨意，竭力推行依赖国联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受到国内舆论的纷纷谴责。

在蒋家王朝中，戴季陶辈属元老，但他既不象林森、居正那样表面受到尊崇实际有职无权，也不象陈诚、胡宗南那样杀气腾腾，戴笠那样阴森可怖，更不同于陈立夫、陈果夫权势显赫，活跃于前台，他始终作为幕后智囊，参与蒋介石的重大决策；在关键时刻起着特殊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南京国民党内乱作一团，连夜召开最高军政会议，数小时无大提出具体主张，独戴季陶力主讨伐，并提出了“以国家纪纲为重，以个人安危为轻”的口号，声言必须以武力使叛逆知中央威严，方可确保委员长安全。

一时，国民党元老派“讨伐西安”的主张颇占优势，何应钦也曾下令国民党中央军向潼关推进。宋美龄为保护蒋介石生命安全，决定与宋子文、端纳前往西安，戴季陶闻讯曾亲到机场阻止，被宋美龄抢白了一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何应钦大受蒋介石的冷落，戴季陶却依然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在国民党五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蒋介石决定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各方以为宋子文救蒋有功，行政院长非其莫属。

果然蒋推宋子文继任，无人异议，独效季陶站起来说，子文同志侃侃大才，党国倚畀正殷，将来必委以重任。但在今日之情况，则天下将以为委员长以国家名器为私人酬庸之具，反为子文同志出处之，非所以爱子文之道。

这一番慷慨陈词，显得堂堂正正，无可辩驳，宋子文的行政院长就眼睁睁地丢了。其实这是他和蒋介石早有密议，虽然宋子文与蒋为姻亲，但因其颇具才干，在英美方面又很有影响，蒋介石十分嫉视；宋子文有英美撑腰，不愿俯首听命，这更是蒋介石所不能容许的，所以，便借戴季陶的元老地位阻止了宋子文的出山。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同庆，戴季陶竟忧惧无喜色。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他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即十分忧虑，认为系心腹之患，其害无穷。

9月，他约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朱家骅，在陈立夫寓所商讨东北战局，力主不要匆忙派兵出关，以免兵力分散被各个击破。

但蒋介石当时十分狂妄，不久即派大军抢占东北，直到辽沈战役前才酝酿收缩，迟疑未决时即被人民解放军全歼。

戴季陶之成为几十年政治上的不倒翁，是因为他始终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为己任。为了讨蒋的欢心，即丧失人格、出卖友人也在所不惜。

宁汉合作之初，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当时蒋胡所以尚能相安无事，除了政治形势所致，还多得力于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调和。谭死后，戴季陶作为与胡汉民私交颇厚的好友，当得知胡准备辞职出走的消息后，竟向蒋介石告密，结果导致胡汉民汤山被扣。

戴季陶长期在文化教育领域任职，为标榜其作为一个佛教徒以慈悲为怀，也做过一些善事。

他任中山大学校长多年，使国民政府对该校的教育经费由9万增至14万，中文图书由4万册增加到12万册，西文图书由3000册增加到4万册，中西期刊500余种，学校下设两个附属医院，开荒种地2.5万亩，为中山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与于右任先生共同呼吁努力，创农林专科学校子西北武功：在家乡吴兴，也创设了后林小学。

旧中国军阀混战，天灾人祸并行，戴季陶对于救灾事业，尚能表现出一点热心。民国以来四川战乱迭起，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四川省请愿代表来南京请愿，戴季陶在国民党中常会第178次会议提出川政混乱，苛税繁多，民生凋敞，应从速解决。同时提交了苛税一览表。

11月，国民政府为笼络人心，发布命令：四川应裁减军队，统一政令，废除杂税，“不容丝毫敷延”，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处境，尽管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但呼吁之劳，总比唾声默认还是好些!

戴季陶的个人生活，始终得到蒋介石的特殊关照，因此豪华舒适，足以暴露出其标榜“舍己为群”的虚伪。他在南京汤山购地引泉，修建别墅，落成“望云书屋”，中刻太夫人手书孝经，以当代名流题咏刻石镶入壁间；又在上海觉园修西式住宅，所用费用都用蒋介石赠与，实是挥霍百姓膏血。

难怪1932年在西安各学校联合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他大谈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兴乎万事以保养先务为遗教，学生恶其老朽虚伪，愤怒地烧毁了他的汽车。

在国民党军政大员中，戴季陶颇具扑朔迷离的色彩。他手捻佛珠，为蒋介石怀柔西藏、蒙疆；每当政局于己不利，又可入深山古寺，等待时机。考试院位于古同泰寺下，钟磬之音，密迩相间，他在处理政事完毕后，便前往打坐诵经。

其妻纽有恒，是个比他更虔诚的佛教徒，纽氏7岁即吃斋念佛，并曾出家赴南浔塔院，依古德比丘尼学戒。1930年依班禅大师受观音菩萨药师如来金刚灌顶，投花授经，名莲花金刚。可能纽氏以为丈夫也和她同样笃信释教，早已了却尘念，所以不太注重夫妻生活，这使戴季陶大为失望，不久即与其一位亲戚赵文淑发生了暖昧关系，纽氏死后，便正式结了婚。

戴季陶多愁善感，又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所以性格奇特，近于神经质，身为政府要员的他，有时竟会象孩童般大哭不止。

担任中山大学校长期间，听说许多学生都在从事孟姜女哭长城的研究考证，且争论激烈，他便召集这些同学开会，一言未发先哭将起来，学生愕然，他却说，闻诸君但知孟姜女哭长城，所以不能不为诸君痛心而哭。学生们哑然失笑，表示以后不在此下太大功夫，戴才破涕为笑。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首都南京仍是一片歌舞升平景象，戴季陶一天夜里与友人偶到首都饭店，见达官贵人仍沉浸在笙歌曼舞之中，便当场大声哭嚎，以抒发其对于“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痛愤之情。

声势显赫的权贵总是特别惧怕死，总是千方百计寻求延年益寿之术。戴季陶却是几次自杀未遂，而且大多是想往江海里跳。据他说是于茫茫碧波之上，便有万事皆空绝尘去世之感。

1922年秋，他奉孙中山之命赴四川宣传废督裁兵主张，调解各派冲突，不知何故，半夜投入江中。上海一友人闻讯，成哭戴季陶诗若干首，后又听说他被渔民救起生还，遂改成贺诗，戴曾将此裱成屏条四幅，悬挂于成都四道街寓所。

“西山会议”后他受到警告，心情烦躁，神经衰弱加剧，到香港治疗途中，又几次寻找机会跳海，吓得护送的朱家骅等人不敢离开半步。

尽管戴季陶几次自杀未遂，但最后又并非死于自杀。

他长期患有神经衰弱，安眠药由于经常服用也渐渐失去作用，只好不断加大剂量。1947年中即曾几次服用过量，幸抢救及时脱险。

解放战争后期，也许是因为国民党江河日下，他才更加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所以，他并不想死，还曾埋怨陈布雷，不该在这危难之秋自杀，离蒋而去。

1949年春，他从杭州抵达广州，和于右任同住迎宾馆。当时，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着华南大地，蒋家王朝已是危在旦夕。

据说于右任曾责备戴季陶，作为蒋介石的密友和智囊，对蒋不加规劝，反助桀为虐，应对蒋的许多罪恶负责。这使他受到相当刺激。

不久，孙科率行政院到达广州，要占用迎宾馆，便不客气地把戴季陶赶到了条件较差的东园招待所。戴气愤不已，大骂孙科，决意离粵赴川。

当时他的儿子戴安国任交通部航空署长，已备好专机，因气候恶劣未能成行。2月11日晚，终于因服安眠药过多死去。

蒋介石闻讯，明令实行国葬，并交付国史馆立传。其子戴安国奉灵枢返回四川，于4月3日葬于成都市郊西枣子巷先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