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所以享有这等“荣耀”，不仅是由于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时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在支持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静江，谱名增澄，字静江，又名人杰，别署饮光，晚年又号卧禅。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生于1877年9月19日。先世以经营丝、盐起家，至其祖父时，已有价值白银40万两的资产，是南浔巨富之一。张静江20岁时因患骨痛症，致双脚行走不便。同年，他的父亲为其捐得道员衔。1902年，孙宝琦出任驻法国公使，张静江以江苏候补道随赴巴黎，任使馆商务随员。

张静江抵达巴黎后，在使馆中无事可做。他根据中国商品在欧洲市场上的行情，决意集股筹办一个推销中国货物的公司。1903年，他专程回国募款招股，却无人愿意冒险投资，最后由其父张定甫出资30万元，在巴黎开办起独家经营的通运公司，经营古玩古瓷，兼销丝茶绸缎，其中尤以经销古董获利最丰。不久，他又将营业扩展至纽约和伦敦。

从甲午战败时起就不满于清王朝腐败无能的张静江，受法国盛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很快成为一名反清革命的导者。

他以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宣讲师”自居，常在旅欧华人中发表反清言论。由于他清使馆随员的身份，当时中国留欧学生中的反清革命者怀疑他口言激进言辞却可能别有用心，多不敢与之交往。

一次，张静江陪同孙宝琦赴比利时参观列日城博览会，逢人必谈革命，竟被留比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误认为奸细，几乎遭到群殴，他一阵急走才得以幸免。

这段狂热而孤独地宣扬革命的经历，带有那一时代渴望革命又找不到具体道路、并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许多反清志士的共性，虽然他们在加剧旧秩序的崩溃和扩散革命情绪方面具有某种积极的作用，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幼稚，革命激情大都流于无法持久的情绪表现和发泄。

因而，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容易倾向具有真正理论素养和高尚人格的革命领袖。张静江即归属于这一类型。所以，直到他遇到了孙中山，他的革命热忱才有了真正的现实基础。

1905年冬，张静江乘轮船赴法，当得知孙中山恰与同船时，便立即前去拜访。他非常诚恳地对孙中山说，“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并相约通电暗号， 款项多少以ABCDE为序：A为1万元，B为2万元，C为3万元，D为4万元，E为5万元。孙中山虽不敢深信这位萍水相逢的阔佬能有求必应，仍为其雄风侠骨所动，视为“奇人。

1906年底，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等在巴黎成立世界社，次年刊行《新世纪》周报、《新世纪丛书》和大型美术画报《世界》，开中国人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先河。刊中所载文章广泛介绍世界各国革命的壮举，猛烈攻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漏弊，适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张相呼应，使反清革命的声浪更加高涨。

1907年，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枯竭，筹款无着，孙中山于窘迫之中偶然想起与张静江邂逅之事，便对黄兴谈起，拟往巴黎发电一试。黄兴听说张静江是清使馆人员，颇怀疑虑。孙中山按地址拍出一电，电文只一个“C”字，数日后即有3万法郎从巴黎汇到。

一时间，东京同盟会员奔走相告，传为“天佑”，党务顿呈活气。次年3月，孙中山筹集两粤及云南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又先后以A字和E字致电张静江。两次均于电发后数日如约汇到1万和5万法郎。事后，孙中山让胡汉民代笔函谢张静江，并详述举事经过及款项开支情况。

张静江复信称：“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孙中山后来忆及此事时说：“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对其慷慨资助革命之举，给予高度评价。

上1906年，张静江于返国途中在新加坡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但没有举行入会仪式。次年7月，他在香港养病，同盟会香港分会负责人胡汉民、冯自由请他补行入会手续。

但看到同盟会盟书中有“当天发誓”字样，乃对胡、冯二人说：“余为无政府党，不信有天，如许余不用‘当天’二字，当可如命。”主盟人胡汉民和冯自由鉴于张静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乃破例许之。

张静江为革命连续支出巨款，使通运公司周转不灵，以致停业。他一面设法维持经营一面继续尽其所能资助革命事业。

一次，他接到孙中山催汇巨款的电报，即决定变卖通运公司下属的茶店以筹款项，但尚未找到买主起义即已失败。这座茶店后来终于卖出，大部款项仍用于革命活动。

1909年，于右任得张静江资助，发刊《民吁报》，因声援朝鲜革命，被捕入狱。张静江多方营救，出狱后又资助其东渡日本。是年，他为摆脱经济困境，曾拟筹设通义银行，但未能实现。所办《新世纪》等刊物也因耗资巨大而于1910年5月停刊。

武昌起义后，张静江回国，对陈其美、周淡游等人在苏浙各地的举义，给予大力支持。

就在此时，他结识了陈其美手下的蒋介石。他在止海的寓所，成为革命党人的秘密交通站，催促孙中山回国的电报即由此发出。时东北革命党人兰天蔚到上海寻求援助，张静江即为之秘购大炮4门、步枪3000枝。南北对峙之时，同盟会员彭家珍在北京舍生炸良弼，也得到了他的经济资助。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提请张静江出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张静江坚辞不就，准备约集兄弟数人，加股通运公司，专心致力于贸易。当时，南北尚未统一，他与褚民谊等以商人身份输集款项10万两以资助临时政府北伐。

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陈其美就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率军进攻北洋军占据的江南制造局，张静江亲赴前线鼓励士气，并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此役失败后，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多秘密往来于张静江家中，或由其资助生活，或得其馈赠旅费，出走日本。

张静江除在经济上倾囊接济革命党人之外，也亲自参与和组织武装活动。1913年5月，驻节扬州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受抚于袁世凯。为除掉袁世凯的这个帮凶，张静江组织了一次成功的暗杀活动。

他知道徐宝山嗜好古董，遂请四川革命党人黄复生密造一枚炸弹，放入通运公司预制的古董箱内。并摹拟徐宝山派往上海寻购古董的亲信艾某的笔迹致书徐宝山，诡称找到一青铜器，为三代古物，先派人呈鉴，如中意然后议价。另派人把古董箱送到扬州徐宝山的副官处。徐宝山开箱观看古董时被炸，场毙命。时人均为除掉袁氏一爪牙而拍手称快。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任命张静江为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他毅然受命。但因其住巴黎主持通运公司，加之宿疾难愈，不能赴日本就任，故由次长廖仲凯代理其事，并凭其信誉向各地华侨借款。

1917年，他因腿部不能行动，由法国回上海就医。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处于低潮，张静江每日以奕棋书画自娱。1920年，孙中山为筹措革命费，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由张静江、戴季陶等具体主持。1924年1月，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静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孙中山对这位以万贯家财资助革命的富翁，始终抱以敬佩之情，誉之为“革命圣人”，并亲题“丹心侠骨”四字相赠。他对张的健康也十分关怀。1923年1月8日，孙中山得悉张的病经电疗有效，“甚为喜慰”，致信希望他能坚持治疗，“排除三十年旧疾，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

1924年6月，张静江的病情加剧，孙中山又特意写信推荐新近由德回国的医生前去诊治，对此，张静江感念至深。1925年2月，他于上海收到孙中山在北京病危的急电，即刻启程北上探视，在孙中山临终前签署遗嘱和逝世时一直守护在身边。在孙中山的有生之年，他始终是其忠实的追随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不同的革命时期中，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

风云激变的现实，迫使生活在政治急流中的人物必须迅速做出抉择。追随孙中山20年的张静江，以背叛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帮助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旅途。

孙中山逝世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的：中山舰事件，是其公开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信号。远在上海的张静江闻讯后，“不辞道远，刻日南行”，希望能在这场变故中，为蒋介石“稍尽其献替”。

张静江此行受双重因素的驱使：其一，他与蒋介石私交甚笃。

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中，存在着许多以地域为标志的派系集团，张静江与蒋介石同属上海诸多帮派中的一支。辛亥革命中，蒋介石追随陈其美在沪杭一带活动，张静江就以经济上的资助与其结合在一起。随后，他们共同参与了讨袁之役，又一起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更时时奔走于张静江门下，两人关系日臻密切。1920年，蒋介石不安心在援闽粵军中供职，跑到上海同张一同经营交易所。

其间，孙中山、张静江对其时常给以指教规劝。蒋介石感佩张静江能“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对其常怀“敬惮之心”，并将其视为仅次于孙中山的“良师”。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困孙中山于永丰舰，蒋介石奉召赴难之时，特意致书张静江，以后事及两个儿子相托，对其抱以最大的信赖和倚重。

次年，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出使苏俄考察，行前归后都与张静江进行商议。蒋介石性情骄躁，因负气而擅离职守的事时有发生，张静江总是促其尽快回到孙中山的身边。

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对蒋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极为关注，得悉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他唯恐骤行不义的蒋介石会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境，遂急驰广州，自觉地扮演起蒋氏军师的角色。

驱使他奔赴广州的更重要的因素，是他与蒋介石阶级立场的一致。张静江身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推翻满清封建统治是其诚心所愿，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却抱敌视态度。

尽管早年他在为宣传无政府主义所办的《新世纪》周刊上，曾专辟《万国革命之大风潮》栏目，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概况，甚至登载赞扬巴黎公社的文章，但其目的，只在汇集反清革命的力量。及至他自己也进了“政府”，看到工农运动并非按自己的意愿去发展，便不由自主地暴露出叶公好龙的本相。

他决不允许无产阶级的壮大危及本阶级和集团的利益。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蒋介石具有先天的一致性。他到达广州的当晚即赶到蒋介石的住地，鼓励蒋“止其(共产党)包办之运动而约束之”，对蒋在中山舰事件中采取的阴谋手段大加赞赏，称其为“天才”。

张静江的到来，使深陷孤家寡人境地的蒋介石顿觉有了支撑，每日相与密议反共。按其预谋，蒋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使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为下降，由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原定蒋介石担任，后由张静江任代理主席。至此，蒋介石权势大增，为日后实行反革命军事独裁打下了基础。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率师北伐，张静江留守广州，成为后方策划反共阴谋的核心人物。当时任组织部代理部长的陈果夫在组织部内专行反共之事，每遇重要事项都请张静江决策。陈果夫曾计划以自己的亲信接管主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广东省党部，因感事关重大，问张是否应请示蒋介石。

张静江乃告以：“应该做的事，就负责做去，不必请示，本党整个政策并没有变更，领袖不能表示态度。如果去电，叫他如何答复?我们的事只要审慎处理，不要增加蒋先生的麻烦。”

在其授意下，陈果夫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其反共计划，在“改组”广东省、市党部之后，又陆续向各地党部选派反共顽固分子。这些人出发前，张静江总要亲自接见，讲些“救党的责任放在诸位身上”之类的话，以示鼓励。

7月间，中山大学发生沈某组织法西斯组织残害共产党员的事件。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置沈某时，张静江对其百般庇护。为培植从事党务活动的爪牙，陈果夫与张静江商议，由组织部创办了党政训练所，但诸事并非尽其所愿：一些共产党员也进入训练所学习。张、陈对此耿耿于怀。

当训练所发生风潮时，张静江要市公安局长李章达派警镇压，因后者未予理睬，他竟请政府将其免职。同时借学校风潮之机，把共产党员和参与风潮的学员悉数开除，使原有的100名学员仅剩下50余名，且多是顽固的反共分子。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全国革命的重心移到了长江流域，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1926年12月中旬，谭延闿等中央执监委员启程北上，途经南昌时，被蒋介石截留。蒋无理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挑起迁都之争，旨在置国民政府于自己的肘腋之下。

张静江支持蒋介石，留在南昌，拒绝赴汉。此间，他与陈果夫指使爪牙占据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大肆摧残工农运动。

1927年3月10日，为扩大蒋介石的政治力量，张静江致书一年前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的汪精卫，为蒋介石说项，劝其捐弃前嫌，尽快回国，与蒋氏携手反共。

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立即与中外反动势力达成了叛卖革命的交易。从4月2日起，蒋介石、张静江、李济深、李宗仁等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反共“清党”问题。

2日，由吴稚晖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随即由张静江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呈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各地共产党员实行“非常紧急处置”。

4月9日，张静江等又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所谓《护党救国通电》，为反革命政变大造舆论。上海的阴谋准备就绪，4月10日，张静江又乘专轮赶赴家乡南浔，亲自布置武装“清党”。4月18日，在屠杀革命人民的腥风血雨中，蒋、张之流额手称庆于南京，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蒋家王朝。

陈果夫在回顾这段反共历史时说：“静江先生代理中央党务会议主席的时间虽不久，但是清党的基础由此奠立。”蒋介石对张静江“北伐之际，居守中枢”，其“倡言清党”以及帮助自己奠定朝基的“功绩”更是盛赞不已，称之为“安厄斯仗”之人。

其实，蒋介石也只有在危难时才真正需要他，张静江也总是鼎力相助。在后来的双十二事变中，蒋介石被扣于西安，南京的国民党巨头们各怀心曲，政坛一片混乱。陈果夫于情急之中同CC派骨干商议，认为“中央必须有重心，其重心人物在此时以静江先生为最宜”。遂派人将已很少过问政事的张静江从上海接到南京，再次坐镇“中枢”，支撑蒋派渡过危局。

只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迅速返回南京，才使张静江失去了继续为蒋“献替”的机会。

陈果夫对张静江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能为国家建设，能为国家增加资本。会赚钱，又有会用钱的本领。在全国，在本党，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中国会赚钱的不算少，而真正会用钱的却不多。本党同志当中，会替自己赚钱的大有人在，能为国家为党赚钱的就更少了。至于肯为国家为党用钱，又能够在短期内替国家赚钱的，则惟静江先生一人而已。”此话虽有过誉之嫌，却也并非全无道理。

张静江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耗在赚钱与用钱上。早年，他凭借个人资本和经营中的机智，投资谋利，用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晚年，他则依靠手中的权力，敛财于民间，用于蒋记“民国”的“建设”。

蒋氏政权建立后，为巩固其统治，在经济上做出励精图治的姿态，张静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由张静江担任委员长。据说，他是经过一番争逐才获得这个职位的。

他直言不讳地宣称：“总理说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

他显然以经济干才自居，大有施展一番抱负的雄心。建设委员会初建时，职权范围极广，凡属国营事业的设计与开创，都归其统辖。

在张静江主持下，建设委员会改建了南京发电厂和常州戚墅堰发电厂；设立国际广播电台1座、国内无线电台27处；兴办江南汽车公司，江南、淮南铁路及淮南、馒头山、宜洛、长兴等煤矿。

1928年11月，张静江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在任期内集主要精力于发展全省的交通事业，并筹设杭州电厂、举办全省电话事业。

1929年6月到10月间，张静江以发展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为名，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并为此在杭州市内铺筑柏油路。这次博览会耗资巨万，吸引了众多的中外人士，可谓盛况空前。然而其效果，除了满足人们观光游览的雅兴，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并不显著。

张静江以增加苛捐杂税为浙江建设经费的主要来源。他巧立各种名目，有所谓“建设特捐”、“建设附捐”、“水利费”“土地测绘费”等，一律在原有田赋项下附加征收。

其中，以“建设特捐”一项最重，按田赋正税每元附加1元4角，附税超过了正税。同时发行公债，并向上海、杭州、泞波、绍兴等地银钱业进行抵押借款。后来又增加一“积谷”项目，按亩征谷2升，商人积谷则在营业税项下附征。

国民党政府曾在裁撤厘金改征营业税时，声明营业税不得征收任何附加，因此一再令张静江停收，张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

人们对张静江在浙江省的所作所为褒贬不一：有人痛恨其横征暴敛，称之为“败家之子”，有人则说他“用少数钱”，“求多数利”，是几任省主席(国民党时期)中最有作为的一个。自然，不能说他的“建设工作”毫无成绩，但对人民的残酷搜刮，张静江难辞其咎。

张静江的一些举措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原拟以路矿权利向德国借款，从杭州建造浙赣铁路通至南昌，一次建成重轨。而张静江则着眼于牟取高额利润和早些还本，坚决主张先造杭州至江山一段，由他向银钱业借款建造轻轨，认为这样成本低，客货运费收入短期内即可偿清借款，于是执意动工而置蒋介石的主张于不顾。

同时，他对浙江的公路建设也朱能与蒋介石的“军事计划”相配合。蒋介石命令浙江省首先建造浙赣边境及浙东、浙南山区公路，而张静江出于对实利的考虑，先以全力建成杭州至绍兴的一段公路，成为全省唯一有盈余的公路。这都使蒋介石大为恼火。

此间，张静江同国民党中的一些新贵之间的矛盾也在滋长。走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是张静江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只要全力发展资本，国民党的统治即可巩固，因而把戴季陶从理论方面歪曲孙中山的主义、陈果夫鼓吹的“合作运动”“二五减租运动”等把戏统统视为多余，致使陈果夫通过省党部推行的“合作”和“二五减租”在浙江一筹莫展。

此外，他在浙江省政府内也四面树敌：他曾因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民国日报》社长胡健中发表不利于自己的文章而擅自将其逮捕，结果遭到国民党中央和行政院的电斥；为在省府内争权夺利，他与原来的亲信、省民政厅长朱家骅反目成仇，并借故将其免职。

张静江的政治独立性越来越难见容于心胸狭隘的蒋介石，加之在蒋氏王朝的权力再分配中，由于宋、孔家族地位的上升，张静江的地位日趋下降，因而政治上的失意在劫难逃。

1929年8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蒋介石的授意，张静江由中央执行委员改任中央监察委员；1930年11月，蒋介石又命陈布雷、叶琢堂劝张静江“自动”辞掉了浙江省主席的职务；张静江虽仍居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时通过一项议案：“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移交各部接管”，使建设委员会的职权大为缩小。

1931年10月，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建设委员会更是名存实亡，张静江成了有职无权的摆设。然而，蒋介石却不忘作虚情假意的表面文章，在张静江死后的《褒扬令》中，称其“出主浙江省政，兼长建设委员会，推轮肇始，筚路开疆，硕画宏规，民生攸赖”，并以“踔厉无前，以致力建设”，赞扬他的这段“政绩”。

蒋介石的疏远、权力的丧失和瘫痪症的日益严重，使张静江意态消沉，渐渐离开了政治舞台，而“狡兔死，走狗烹”的被遗弃感却深深烙在他的心头。每当看到年轻的僚属和亲友，他总是说：“不要做官，没有做头!”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当得知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无辜的消息时，正举箬向肉的张静江投箬而起，决心从此戒腥茹素，以示对弱肉强食的侵略行径的仇视与厌恶。

1936年8月，印光法师抵上海，他专程登门拜访，法师与其频频耳语，离别时张静江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这位早年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徒、浪迹欧美的阔佬，20世纪初年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花甲之年却在空门之中找到了归宿。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静江携眷由上海乘轮至香港。1938年1月建设委员会撤销。8月荞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张静江因病不能出席，仍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8月，他离港赴欧，继而前往美国，寓居于纽约。1942年12月，在张静江的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国际社团同盟”大会， 旨在向各国政府呼吁和平。美国、法国以及南美各国国际社团代表都出席了会议。张静江被推为大会主席，由李石曾代为主持会议。美国罗斯福总统夫人主持了闭幕仪式。这是张静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有在国际上从事公众事业的荣耀。3年后，瘫痪使他双目失明，只能以收听广播和吃斋念佛苦度残生。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死于纽约。9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为他主持追悼会，并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以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