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北斋
编辑| Talk君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俄国的保守主义者主要分为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以及较温和的保守主义者，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以黑色百人团为代表，其主要领导人包括杜布罗文、普里什凯维奇、马尔科夫等人。
而较温和的保守主义者主要有民族主义者和十月党的右派，其代表人物有舒里京、扎米斯洛夫斯基以及罗将柯等。
斯托雷平改革让保守主义者出现了分裂。
无论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还是温和派的保守主义者，都支持俄国的君主制度，并反对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但随着战争的爆发，战前受到挫败的保守主义者们团结起来，经历的短暂的崛起。
“黑色百人团”的产生19世纪末的俄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之一。
一直以来，帝国在非俄罗斯地区的管理上非常依赖当地精英，这些非俄罗斯裔的地方贵族成为了帮助沙皇治理当地民众的中介。
这一相对灵活的安排在几百年里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帝国的稳定，但身处当地的俄罗斯贵族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这种管理方式逐渐受到了来自帝国内部和外部的挑战。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国内出现了一种“大俄罗斯主义”思想，贵族的言论越来越开始倾向于民族主义，要求建立“属于俄罗斯人的俄国”的呼声不断高涨。
帝国在这些地区，如波兰、芬兰实行“俄罗斯化”的政策，例如借助1863年波兰起义的机会，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波兰贵族进行了系统化的清洗。
除处决了400名起义的直接参与者外，还流放了20000名波兰贵族，没收了约3500个贵族庄园，甚至取消了“波兰”的称谓，代之以“维斯瓦河地区”。
作为极端保守主义者的黑色百人团的产生与俄国的1905年革命存在很大关联，20世纪初，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冲击俄国传统的君主至上的专制思想。
为了对抗自由主义思潮，俄国保守主义者开始复兴，保守主义者打着维护沙皇正统、俄罗斯人至上的旗号再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俄国面临着社会转型。
为了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俄国在1861年废除了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农奴制，并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这也造成了大量要求改革，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呼声。
同时，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并不彻底，农民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而传统贵族的地位和生活方式也受到新秩序带来的冲击。
因此，虽然保守主义者承认俄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也认同俄国的改革是必要的。
但他们强调改革的前提是不能破坏现有的秩序，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试图削弱沙皇的权力，甚至推翻沙皇，这在一些极端的保守主义者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1905年，沙皇的专制统治遭到了革命者的冲击，极端保守主义组织“黑色百人团”应运而生。
黑色百人团的领导者主要是传统贵族地主、知识分子以及东正教神职人员，著名的有杜布罗文、普里什凯维奇、马尔科夫、杜尔诺沃、沃斯托尔戈夫等人，而基层组织大多由无产者组成。
黑色百人团坚持维护沙皇专制，推崇东正教在俄国的领导地位，坚决反对来自西方国家的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思想。
黑色百人团一度认为俄国的革命运动是犹太人等帝国内部的少数族裔所煽动的，因此他们对犹太人普遍采取了敌对的态度，甚至组织了大量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并造成了大量犹太人的伤亡和财产损失。
黑色百人团的大部分活动资金是俄国政府秘密提供的，此外，一些支持保守主义的贵族和商人也向他们捐款。
尽管极端保守主义者认为俄国的农民是俄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俄国传统思想的良好载体，因此他们把农民当做可以被拉拢和团结的对象。
他们认为，俄国必须以农民和农业优先，并声称：“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应该把俄国视为一个以农民和农业为主的国家”。
然而讽刺的是，农民和土地问题同样也是黑色百人团的软肋，主要由保守贵族地主组成的黑色百人团领导人并不想放弃父权主义性质的“帝国思想”。
即贵族而不是农民是帝国土地的主人，农民仍然是贵族可以随意剥削和压榨的附庸，而贵族则以“维护帝国”的名义控制农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此外，黑色百人团认为给予波兰和芬兰地区自治权利是有害的，会给俄国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他们宣称，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与俄罗斯人之间没有根本上的差别，但有罗马天主教传统的波兰人却是帝国的潜在敌人，应当予以镇压，而不是加以团结。
黑色百人团认为并不是所有斯拉夫人都是可以被团结的，因此并不接受当时俄国国内流行的“泛斯拉夫主义”。
起初，黑色百人团得到了俄国政治家、总理大臣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1862-1911）的支持，以对抗俄国国内愈演愈烈的革命活动。
作为俄国政府的领导人，斯托雷平很清楚地认识到革命会对俄国的君主制产生毁灭性的破坏。
斯托雷平认为，君主制的存在是俄国社会能够稳定发展的根基，虽然经过了农奴制改革，俄国的农民在法律层面上获得了公民权，但他们在思想上仍然不具备彻底转化为公民的条件。
就目前的情况下，俄国仍然需要君主，因此就不容左派革命者提出“推翻沙皇”的口号，而这一理念与黑色百人团的忠于沙皇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因此，二者顺理成章地展开了合作。1905-1907年革命期间，黑色百人团在斯托雷平的资助下对镇压革命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革命得到镇压后，黑色百人团与斯托雷平逐渐产生了分歧。斯托雷平认为，如果要避免革命，就必须彻底解决俄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
斯托雷平认为，必须通过土地改革来让农民获得土地。
按照斯托雷平的设想，这些拥有土地的富裕农民将成为俄国社会中的稳定因素，他们会成为俄国政府的盟友，支持政府的各项政策，从而有利于推进改革。
斯托雷平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俄国的地方自治改革，斯托雷平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发现，俄国地方的首席贵族成为改革的阻碍因素，因为他们经常以权谋私，对政府的政策加以阻挠。
因此斯托雷平提出以地方行政长官代替原来的首席贵族，并设立归政府管辖的自治局。
但斯托雷平的改革触动了保守派贵族的利益，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是要将贵族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无疑会牺牲贵族地主的利益。
而大量占有土地并且习惯把农民作为剥削对象的保守派贵族并不愿意为改革做出牺牲。
在地方自治改革方面，斯托雷平取消首席贵族制度也会使担任首席贵族的保守主义者遭到严重削弱。
因此极端保守主义者坚决反对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和地方自治改革，他们从维护俄国专制制度、东正教传统和人民性的角度反对斯托雷平。
保守主义者声称，土地私有化会让农民变得自私，并且助长投机行为，这与俄国的东正教传统是不相符的，长此以往必将动摇俄国社会的根基。
极端保守主义者还反对俄国实施宪政，他们认为国家杜马应当回到为完全为专制服务的咨议式杜马。
为了阻挠改革，保守派贵族开始对沙皇尼古拉二世施加影响，鼓动沙皇反对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在地方自治改革受到阻挠后打算将地方自治的地区转移到帝国西部。
如波兰地区，推动西部地方自治改革，斯托雷平打算在这些地区削弱波兰贵族的力量，并且增加俄罗斯民族的力量，从而维护帝国政府在这些地区的行政控制。
斯托雷平确立起“六三政体”后，保守派认为斯托雷平在挑战沙皇的权威性，因此坚决加以抵制，沙皇也在反对者的游说下开始猜忌斯托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