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冶 伍星
在延安军委二局(上)—— “创造新技术，攀登新高峰"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迎来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1937年1月中旬， 二局随中央军委从保安移驻延安。位于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延安，环境比 江西苏区和长征时期安定了许多，条件虽然仍很艰苦，却也有了较大改 善。二局抓住时机，总结经验、壮大队伍，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党中央对二局干部的学习和成长很关心，一到延安就调曾希圣、胡立教、邹毕兆、马文波、钱江、何廷一等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4月下 旬，曹祥仁带援西军二科返回延安时，许多老战友都已从抗大结业。
就任军委二局局长
1937年春、夏，面对侵华日军的威胁，国共双方紧锣密鼓地先后 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谈判，达成了国共团结抗日的协议。5 月，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抵达延安，“考察”了二局。
邹毕兆回忆：
“一九三七年春，蒋介石派考察团来到延安，指定要考察二局，二 局当然事先做好了准备。当叶剑英参谋长陪同考察团来考察已经准备后 的二局时，除了几间空房和屋中简单家具，什么也没有。问二局的文件， 留下的同志答复说烧了，便算完事。考察团一定要考察二局，可见蒋介石也是知道二局是干什么样的名堂的。”
这一时期，延安的环境比较宽松，二局的工作也不那么紧张了。有了一些空闲，大家抽出时间读书学习，也有不少人开始考虑去留。
龙舒林从前总二科回到延安时，马上感觉到不同的气氛：
“离开长年征战的生活来到延安，来到党中央的所在地，心情十分 宽松、欢快。这里的学习气氛特别浓，二局的同事们大都是二十余岁的 年轻人，思想单纯热情，相处无间，政治素质比较高，文化水平也都相 近，求知欲很强。
当时城内仅有的一家书店门面比较大，书的种类很多， 从曾国藩、梁启超、陈独秀文集到鲁迅、丁玲等左翼作家的文学著作， 胡愈之、章汉夫等编的青年抗战丛书诸如《大众哲学》、《通俗政治经济 学讲话》、《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等最受欢迎，还有邹韬奋的《萍 踪寄语》。《萍踪寄语》厚厚两册书介绍了当时苏联及欧洲的情况，亦是 大家爱不释手的读物。
那时我们每人每月有几元钱技术津贴费，可以自己选择购买书籍。为了省钱又能读到更多的书，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各购买不同的书互相交换，形成了如饥似渴的读书潮。
但是伴随着这股 读书潮，亦萌生了人心思散的念头，认为技术侦察工作是为战争服务的， 现在内战停止了，应该早日改行。有的要求上前线，有的想进红军大学， 有的想考摩托车学校，有的想考中华社的新闻训练班。”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 攻，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
8月，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曹祥仁到抗大第三期政治第五队学习。
邹毕兆回忆：
“毛主席曾交待，曹祥仁同志学习完了再回来。毛主席讲过，头脑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二局工作的知识所反映的太窄。”
在抗大，与曹祥仁同期的学员有王树声、许世友、程世才、詹才芳、 洪学智、曾传六、丁国钰、罗舜初、欧阳毅、杨光池、李天焕等。
曹祥仁与许世友等睡在一个炕上半年之久，2人无话不谈。其间， 曹祥仁还遇到江西时期红三军团四师连政委训练班的老同学杨勇，谈到训练班的学员大多已战死，眼下只剩他们2人，不免对走过的悲壮历程感慨万分。
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坚持统 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 人民应有的政治权利；
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 本政策。
8月25日，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 一五师、 一二0师和一二九师3个师，全军编制4万5千多人。
11月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来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 的指示。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抹煞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原则分歧，轻视共产 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 生，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 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取得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有中央高级领导在谈到二局工作时表示：国共合作了，二局不要再搞了，要搞到内蒙去搞。
在此背景下，二局大规模缩编，不少同志调离， 工作陷于低潮，侦听力量持续削减：1936年冬，3大主力红军会合后，前后方侦收人员共40余人，机 器共有9部。
1937年4月援西军司令部二科回到延安，侦收人员仍为40余名。 后因受和平观念影响，工作范围缩小，机器减至6部，人数减至20余 人。
1938年，机器减至3部，人数减至10余人。
1938年3月，曹祥仁从抗大学习结业，政治、军事素养有较大提 高，回到军委二局后，被任命为副局长。7月，曾希圣局长去武汉，曹祥仁代理局长。
9月29日~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在延安举行。 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的政 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会议批 评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错误，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延安的消极和平观念开始得到纠正。
11月，曹祥仁接替曾希圣，成为军委二局第2任局长，是年24岁。
曾希圣接受新的任命，1939年1月随周恩来赴重庆工作。
任职期间，曹祥仁经常到毛泽东那里汇报工作。毛泽东对二局的工 作方针、部署，乃至生活上的具体问题都很重视和关心。毛泽东看透蒋 介石的反共本性，高瞻远瞩地指示曹祥仁：
二局要发展，工作重点仍是国民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二局重新走上发展、壮大的道路。
军委参谋部，1939年11月
左起：一局(作战)局长郭化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 二局(情报)局长曹祥仁、三局(通信)局长王诤
迁至安塞
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二局迁至延安西北约60 华里的安塞碟子沟，一住就是9年。
彭富九几十年后仍然记得轰炸时的 情景：
“当时二局一些同志正在打球，第1架飞机来时，听见警报。开始 没注意，紧接着又来了2架、3架，后来就跑，原地趴下。结果炸了毛 主席的窑洞。毛主席原来住在延安城凤凰山脚下，以后搬至杨家岭。于 是二局搬到安塞，第2、3天就搬了。”
碟子沟在安塞老城旁边。沟里窑洞多，还有个小学校，是人口比较 集中的地方。沟不深，1、2里地。
傅英杰回忆：
延安轰炸时，毛主席 说，要保护二局，要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把二局迁到安塞。刚来 的时候，把老百姓都请走了；老乡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挤到旁边的村 子去住了。不久又向西北扩展到黄崖根、严家湾等方圆几里的范围。二 局的局部和研究、校译、通报部门驻碟子沟，侦收和训练部门驻黄崖根。
当时的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参谋杨迪这样描述延安时期的二局：
“二局是负责截收、破译国民党及其军队的电报。为了保密，将二局 安置在距延安以北有60公里(应为60华里——引者注)的安塞县城郊， 警卫很森严。延安人谁也不知道有这个机关，更不知道住在那里了。”
曾希圣举办日文训练班
1937年4月，面对中日民族矛盾加剧的新形势，曾希圣组织人员 学习日语，兼学文化、党史等知识。训练班设在延安城内的孙家大院。 曹祥仁率援西军二科归建后，立即投入日语学习，任训练班班长。
龙舒 林回忆：
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二局许多同志想改行的情况。
毛主席听后 指示：这支力量不能削弱，更不能散伙。但他们的学习要求应该满足，二局可以开办学习班，轮流学习。于是有关方面购置课桌、板凳，在驻 区内设立教室，曾希圣同志亲自安排课程，并聘请伍修权同志讲社会发展史，朱光同志讲中国革命史，丁玲同志讲语文， 一位新从日本回来的 同志教日语。
第一批参加学习的约二十人，由曹祥仁同志任班长，大家 的学习热情很高。但两三个月后，因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国民革 命军第八路军，并开赴华北前线，直接与日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军 委二局的任务随之加重，训练班只得停办，部分同志参加八路军总部的侦察机构奔赴前线。”
彭富九记述如下：
“1937年，二局根据军委指示准备开辟对日军的侦察，于5月开办 了日文训练班。训练班抽调有一定文化基础、业务素养较好的20余人， 由曹祥仁带领开始了日文学习，我也参加了。训练班驻在延安城内的孙 家大院。我们以学日语为主，兼学语文和党史。日文教员是一个姓张的 台湾人，语文教员是刚由上海来到延安的丁玲，党史教员是董必武。
‘七、七’事变爆发后，我们奉命组建八路军总司令部二科(对外 称三分队),由邹毕兆任队长，张有年任副队长，随朱总司令开赴前线。 这个日文训练班开办仅两个月就提前结束了，仅学习了日文字母、少量 单词和简单的会话。”
1938年2月，二局正式开办日语训练班。这是二局在延安正式开 办的第一期训练班(习称一训班),为开辟日本方向工作打下了基础。
邹毕兆回忆：
“一九三八年二月，曾局长组织二局的日语训练班。二局的主要人 员都参加日语训练班，分特别组、普通组。特别组为原二局的工作人员， 普通组为调来二局工作的来延安的青年学生，日语教员为屠廷容同志和 石佗同志。算是认真的学习日语了。”
教员屠廷容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他谈到二局开办一训班时的 教学情况：
“迨‘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导致平津陷落， 上海失守，民族危亡，形势日益严重。
军委二局为进一步加速对日技侦 工作的建立，于1938年2月正式开办日语专业训练班，经过中央批准， 由陕北公学调集一批青年学员，计有李曾颉、于璐琳、胡舜华、冀步芳、 朱桂淑、
刘秀清、郭竹轩、陈永捷、王新吾、徐化民、赵润溥、张洪追、 刘德振、武桓、胡晓岚、
晋兰生、薛震虎、高宗恒，以及两名红军干部： 姜钟、符世文等共20名，
加上由前总调回的冯维精、黄华炳二同志及 工作中抽出的王必恭、罗木青、阿智三同志合计25名，组成日语训练 班的普通组，训练期定为一年。我是先期于2月2日由陕北公学调来二 局，担任日语教员的。
普通组开训不多几天，原调前总工作的同志回局了，局里决定组成 一个特别组，吸收前总回来的大部分同志专学日文。
特别组的成员有： 邹毕兆、戴镜元、彭富九、胡备文、钱江、雷永通、李行律、刘少宏等 8名红军干部以及抗大在学中的曹祥仁同志。
两个组的学习紧张地开始了。当时，延安机关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 很艰苦，训练班当然也只能因陋就简，克服困难，开展教学。
被称为“大 教室”的一间平房作为普通组的课堂，木板钉成的课桌和凳子，在高低 不平的土地上，要用砖石填平。特别组则以寝室窑洞兼作教室，摆着几 排长条桌，后排同志以炕沿代替凳子，弯着腰听课、作笔记。
语法教材 等要靠自编、自刻、自印，作业本是本地产的麻纸，厚薄不匀还带小孔。 为了延长铅笔使用寿命，以铁皮、弹壳做笔套，到无法使用时才舍得丢 掉。
晚上，窑洞里大家围坐在一盏麻油灯前，抢做一天的作业。因为灯 油有限，有的同志借月光夜读，或就炉灶余烬复习，有些同志索性在黑 暗中互相提问，背生字和课文。
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同志们却是斗志昂 扬，开展革命竞赛，你追我赶，克服了发音上、文法上以及文化知识水 平等方面的困难，使教学得以顺利开展。
全班同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雄壮激昂的抗战歌声，常常萦回在教室与庭院内外。为了锻炼日语听说 读写能力，提倡日语生活化，并用日语写日记、作文，特别组同志把自 己在长征中的战斗经历，也用日语写出了生动感人的‘作文’。
同志们 顽强刻苦的学习精神和可喜的成绩，激励我倾注全力于教课、编教材和 修改作业之中，更加努力钻研日语结构与语法规律以提高水平，改进教 学，常常加班加点，有时彻夜不眠，也不误课。
以后，组织上为加强教学力量，又调进石佗、杨明等两名教员，负责普通组的教学，我则除专 力于特别组的教学外，仍兼负普通组一段时间的语法课。”
9月18日，日文训练班特别组结业，周恩来到二局参加毕业典礼， 并讲话予以鼓励。彭富九作为学员代表在毕业典礼上用日文发言。
他回 忆：
“因工作需要，日训队特别组提前于1938年9月18日毕业，周恩 来副主席亲自参加毕业典礼。因为我学习成绩较好，被指定在毕业典礼 仪式上用日语致欢迎辞。
周副主席曾留学日本，听了我的欢迎辞后鼓励 说：‘噢，学了六个月，日语讲得不错嘛!’周副主席在毕业典礼上还给 我们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示要尽快开辟对日侦察，并且要大力加强 国内的侦察工作。日训队特别组毕业的学员，一部分组建了二局四科(邹 毕兆任科长),一部分分到一科(科长王永浚)。”
除了日文能力，日文训练班对大家的文化水平和汉语文字能力的提 高也很有帮助。
李行律回忆：
“1938年一月[自一一五师]被调回延安日文训练班(军委二局办的) 学习日文，经过极其紧张的八个月学习，每天正式学习十一小时，由于 能积极苦学，到毕业时已达到可阅读和翻译一般的书籍报纸。
但是，毕 业后并没有被调作日文工作，而是被调作机要技术工作，由于所学非所 用，实际上使我得到不久[的日文知识]就逐渐的忘光了，即使如此，也 还是有收获的，就是对我的语文文法方面得到了不少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