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惠公杀里克
按照鲁僖公十年《左传》的记载，晋惠公，也就是子夷吾回国当上晋国国君，就急不可耐地做了四件大事。这四件大事，按照《晋语》的说法，归结起来就是“背内外之赂”。
1.再立晋侯
第一件事，是再“立”晋侯。鲁僖公十年四月，晋惠公派出使者，找来周王室的大臣周公忌父、王子党，并把依旧滞留在晋国的齐国大臣隰朋请来，以周王室的名誉，加上霸主齐国的加持，给公子夷吾登上晋国国君宝座正式背书。这个背书方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登基典礼，当然算是那个时代最正式，最名正言顺的方式了。而晋惠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排斥秦国，尤其是为了淡化秦穆公在选择他做国君一事上的功劳。只有淡化了秦国对自己的功劳，晋惠公才能心安理得的拒绝曾经答应给秦穆公的贿赂。
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阅读鲁僖公九年的《左传》可知，公子夷吾为了能当上晋国国君，答应秦穆公，将在事成之后，不惜割让晋国土地以报答秦国。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秦穆公才同意动用秦国之师送他回到晋国，因此也就有了鲁僖公九年《左传》“齐隰朋帅师会秦师，纳晋惠公”的记载。按照这条记载，证之《左传》中其它的类似情形，公子夷吾在上一年底其实就已经成为了晋国的国君。
但是，公子夷吾回到晋国，在当上了晋国国君之后，想法就变了！
首先，晋国虽然出现内乱，但晋国内乱的性质却有所不同。即这种内乱的规模仅仅局限于晋国的顶层，并没有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讧与内乱，因此晋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并没有被明显削弱。而这样的晋国，是秦国根本无法匹敌的。这，自然是晋惠公敢于和秦国翻脸的关键所在。
其次，公子夷吾在晋国拥有的人事基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些人事基础中，除了曾与公子夷吾结过盟的那些同党之外，他大概还会收拢故太子申生的余党，以及与奚齐、卓子相联系的一干人马。一旦公子夷吾把这些人马联合起来，就能够在短时间内稳定住晋国的局势。有了稳定的晋国局势，公子夷吾的心气自然就会提升，自然也就不再甘于让晋国的内政外交呈现受制于人的局面。因此，“背内外之赂”就成了他必然的选择。
第三，就是公子夷吾本身的性格特征。此人不但极度自私，更是心机深沉，尤其善用权谋。这样的人，十分看重自己的利益，是不会相信信、义等大道理的。所以，晋惠公作为新任国君，让他新官上任就割让城池并受制于人，是很痛苦的！当然，晋惠公作为国君，他的那些贿赂之举，其实也是无法向国人交代的。
第四，不过，最重要的是，在公子夷吾回国当上国君之后，他就会发现，由于公子重耳的拒绝回国，自己其实就成了晋国唯一的选择，秦穆公选择自己，也只是顺水推舟做人情而已。为此，公子夷吾必然十分后悔自己曾经作出的贿赂承诺！反过来，他对秦穆公向他封锁有关公子重耳拒绝回国的消息，并毫无愧色的接受自己的贿赂承诺，那是何等的恼羞成怒！
以上四点，是公子夷吾的性格特点及其人生处境来分析，是合乎情理的。果真如此，他必然会思谋怎样把自己已经到手的国君宝座与秦穆公对自己的那些“关照”进行切割。晋惠公与秦国进行切割，就必然想着在“继位”一事上另起炉灶。而要另起炉灶，晋惠公最好的途径就是借助周王室的名义，并拉上齐国的力量为自己壮胆。而这两点，对于周王室和齐国的隰朋来说，也正是求之不得的呢。
因为，以周王室的角度，这是拉近与晋国关系的绝好机会，更是在战略上借重未来晋国力量的重要契机。对齐国而言，那是送上门来的机会，是在此彰显齐国霸权的时机，更是把秦国影响力挤出晋国的一次战略机遇。所以，对周王室、齐国和晋国来说，在这一点上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但是，晋惠公要实现这个目标，应该还是颇费心机的！首先他要做的，是把秦国与齐国的力量分开。从道理上看，公子夷吾在当上国君之后，秦国和齐国在晋国执行任务的军事力量就应该离开晋国。但从《左传》的记载看，齐国的隰朋是留了下来并参与了后续“立晋侯”的活动。这有可能说明，公子夷吾在私下是做了隰朋的工作，而隰朋答应了公子夷吾继续滞留晋国。
其次，在秦国军事力量退出晋国的同时，晋惠公估计是秘密派出使者去了周王室，并请来了周公忌父和王子党。周公忌父，就是那位劝返晋献公的宰孔。而王子党，从称呼来看，应该是一位王子，当是周惠王的另一个儿子。有了周王室的配合，晋惠公的继位就有了更高的合法性！单从这点来看，公子夷吾的确是一位心机深沉的公子。以这样的心机来看，其年龄不会小！
关于这一点，作为反证，可从十四年后公子重耳回到晋国的情况加以对比。重耳回到晋国，全凭秦穆公的支持，根本没有周王室的事。
晋惠公迈出这一关键步骤，就意味着未来要和秦国翻脸！但是，如果立即与秦国翻脸，那也是冒着风险的！比如，一旦秦穆公大怒，发兵来攻，这于刚刚坐上国君宝座的晋惠公而言，也是十分被动的！所以，晋惠公得赶紧向秦国派出了使者！
2.丕郑聘秦
晋惠公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稳住秦国！为了稳住秦国，就得派出一名使者前往秦国，去做外交工作。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看点。其一是，晋惠公选择派出使者的时间，是鲁僖公十年的四月份。这个时间，按照《左传》的记载，是周公忌父、王子党、隰朋再“立晋侯”之后。这一情况似在说明，晋惠公请来周王室为自己加冕一事，并不想让秦穆公知道。但秦国作为晋国当时最强大的诸侯邻国，对晋惠公又有入纳之恩，晋惠公如果不能及时安抚，这不仅是对秦穆公的严重无礼，更是对自己作为一国国君形象的严重损伤。所以，必须派出一名身份很高的使者前往秦国说项。
其次，作为第二个看点，就是晋惠公派出使者的人选，即大夫丕郑。关于丕郑，按照《晋语》记载，丕郑是里克发动政变，并解决掉奚齐和卓子的重要同盟者，其身份必然不低。为此，晋惠公也曾答应，一旦他当上晋国国君，将赐给丕郑负蔡之田七十万。故而，丕郑也是晋惠公行贿的对象之一。所以，晋惠公决心要“背内外之赂”，则丕郑也将是他需要一并解决的对象。
这也就是说，丕郑作为出使秦国的人选，晋惠公可能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如果秦穆公听闻晋惠公的这一番举动，尤其是一时恼羞成怒，迁怒于丕郑，则有可能把身在秦国的丕郑杀了。其二，丕郑出使秦国，秦穆公如果不杀丕郑，则安抚秦国的目的就有可能达到。同时，丕郑离开晋国，则是断里克一臂膀，而晋惠公在丕郑走后再杀里克，也会容易一些。
从丕郑出使秦国的情况看，秦穆公明明知道晋惠公背弃了自己，更不可能割让晋国城池，但秦穆公并没有恼羞成怒，立即发兵攻晋。其中原因，正如秦穆公对晋惠公的判断：“失众安能杀人？”也就是说，在秦穆公看来，晋惠公能在晋国如此大折腾，即对外敢背弃对秦国的贿赂，对内能杀掉功臣里克，那一定是得到了晋国人的普遍支持，是有群众基础的！
当然，这里最重要的，应该是晋国的国力，以当时的秦国，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3.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第三件大事，当然是杀掉功臣里克！从时间上顺序上看，鲁僖公十年的四月，晋惠公在周王室的主持下，正式即位之后，立即就派出了丕郑作为出使秦国的使者。在丕郑离开晋国之后，晋惠公就举起了自己的杀人刀，向里克下手了。
晋惠公杀里克的动机，按照《左传》的说法，是为了向国人有所交代！即“晋侯杀里克以说。”这里的所谓的交代，是指里克有弑君行为，是以下犯上，是乱臣贼子！但是在《晋语》里，却并没有这种说法。
在《晋语》中，杀里克的记载是这样写的：“惠公既即位，乃背秦赂。使丕郑聘于秦，且谢之。而杀里克，曰：‘子杀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同时，《晋语》记载说，晋惠公杀了里克之后，也很后悔！并有“使寡人过杀我社稷之镇！”的惋惜之语。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晋惠公杀里克，并不是因为他有弑君之罪。即使其中有向国人交代的意味，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晋惠公之所以能够即位，正是来自于里克连弑二君的最终成果！其实，在春秋乱世之中，弑君杀人并不新鲜。当时之人，应该还没有发展出来后世成为纲常的君君臣臣的那些礼法禁忌。
所以，晋惠公杀里克，其动机是复杂的。比如，其中有对里克作为功臣和重臣的深深忌惮！这种忌惮中，既有“为子君者，不亦难乎？”的担忧，更有对其兄长公子重耳依旧在外的戒备与忌惮。晋惠公一定会想，按照里克与公子重耳的关系，保不齐自己也会成为下一个奚齐。除此之外，晋惠公要“背内外之赂”，要消除这个授人以柄的把柄，就必然包括他答应给里克的汾阳之田百万。面对需要兑现的巨大的利益，以晋惠公的自私，里克的死是必然的！
晋惠公能杀里克，足以说明晋惠公已经能够牢牢把握住晋国的政权。这说明了晋惠公的手腕不容小视。不光如此，团结在晋惠公周围的人，比如卻芮等人，从争宠争功的角度去理解，也是需要杀掉里克的。
按照《左传》的记载，晋惠公当时要杀的，不光是里克，也包括丕郑。只不过丕郑当时正在出使秦国，所以暂时躲过了。但最终还是被晋惠公杀了。
所以，当晋惠公让人给里克传递口信，里克不得不死的时候，里克说道：“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伏剑而死。
作为今天的读者，看到“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这样的说法，就会想起另外一个古代忠臣岳飞。岳飞之死，应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这样的罪名，不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我在想，里克在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是否也曾想过丕郑对自己的那些“劝进”之言？“国，谁之国也？”丕郑的这句话，其实是在勉励里克：与其为他人做嫁衣，何不取而代之？！孰料里克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就是想在晋国拨乱反正，让晋国太平强盛！里克对丕郑的那番言辞，是何等的激扬恳切，何等的忠肝义胆！这当然是《晋语》中的记载。
里克的伏剑而死，其实是对晋惠公的蔑视！彰显的是古代大丈夫的浩然正气！当然，也是古代所有忠臣绕不开的最后归宿！
4.改葬太子申生
晋惠公上任之后做的第四件事，便是改葬故太子申生。这一年，距离太子申生之死，已经六年。晋惠公之所以会改葬太子申生，其中原因，大概在于申生蒙冤，自缢而死，死后没有得到很好的安葬，也没给予有谥号。所以，从晋惠公的角度，改葬太子申生，给予谥号，这不但是对太子申生的平反昭雪，更是对国人舆论的一种呼应，有利于团结申生之党，并稳定晋国局势。这些举措，与以上三点，其实都是围绕巩固他自己的权力而展开的。
不过，晋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的这一举动，似乎并没有得到其国内相对积极的反响，反倒成为了晋惠公仔晋国舆论面前的一次严重公关翻车事件。关于这一问题，将留待下文继续讨论。
总之，通过研读鲁僖公九年到十年的《左传》，加之对《晋语》中相关内容的阅读，笔者对于晋惠公即位之后的一系列言行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笔者对晋惠公敢于“背内外之赂”的心理活动分析，大概是接触到了久远历史中更加真实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