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在真宁湫头镇之战中设伏击溃明悍将曹文诏部，曹文诏见“贼兵” 数倍于己，仍率残部奋战不已，史载他

“左右跳荡，手击杀数十人，转战数里”。

农军却愈聚愈多，曹文诏心知大势已去，无法摆脱农军追杀，已经年老的他又不愿被俘受辱，遂拔剑自刎而死。他麾下将领战死者20余人，只有其从子（侄儿）曹变蛟率少数勇士杀出重围，逃出生天。

曹文诏以勇猛善战闻名于世，在与农民军的多次较量中几乎是所向披靡，但这次却彻底失败了。李自成以数万之众击溃曹文诏三千兵马后，大有报仇雪恨之感，自然格外兴奋。诸部农民军首领得知曹文诏这个劲敌已兵败身死，算是除掉了一个克星，都置酒高会，相互祝贺。明三边总督洪承畴闻听得力驻守曹文诏的死讯后，不禁大放悲声 ，好似自己的左膀右臂被人砍掉一般。崇祯帝得知这个噩耗后也很哀伤，追赠曹文诏太子太保、左都督荣衔，以示褒奖。李自成连续诛除艾万年、曹文诏两员明军大将，使他在十三家农民军中的声望又大大提升。

由于李自成等“三秦流贼”屡扑不灭，反而势力有所扩大，已经对明廷统治构成极大威胁 ，艾、曹两员骁将又先后成为烈士，崇祯帝只得另派得力将帅前往镇压，卢象升也是位非常出色和名扬四海的不凡人物，也是崇祯非常器重的统军大将。卢象升字建斗，号九台，江苏宜兴人，原本是位文臣，但深谙军事，按古人的说法叫“颇知兵”。明末天下大乱，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大概是因为形势所迫，在烟尘四起、战乱不断的年代，许多舞文弄墨、吟诗作赋的人也不得不投笔从戎，将笔杆子扔掉拿起刀把子奔赴战场。洪承畴、卢象升等人都是这类人物。

崇祯二年底，清军忽然捣入关内，书生带兵的卢象升把大名府一带的兵备整饬得有模有样，亦颇有成效，他亲自组建、编练的军队号为“天雄军”，军纪严明，令出必行，非常精悍。卢象升自幼攻书，成人后又是科举赢家顺利进入官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不仅学富五车，还非常有气节——“治行卓异”，因为能力出众，品行端方，很快便被擢拔为按察使。他虽然是个书生，但绝非书呆子，他善于骑射，精通谋略，算得上文武兼具的能吏。《明史》说他：

“象升虽文士，善射，娴将略，能治军”。

随着农民军死灰复燃并愈烧愈旺，卢象升也被卷入到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来。崇祯六年，从陕西流入山西的农民军受到明军的围追堵截，压力山大，有几支农军被迫先后进入河北活动。卢象升的“天雄军” 本为防御满清入寇而建，这时转而进剿进入河北的几股“流贼”，颇有斩获。在卢象升的严厉剿杀下，这几支农民军无法在河北立足，很快就移师他处去了，甚至有的又掉头逃回山西。卢象升又督军穿越太行山追入山西 ——

“连斩贼魁十一人，歼其党，收还男女两万”。

每遇战阵，文官出身 的卢象升总是——

“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 。

卢象升并不文弱，而是悍勇异常。正因如此，许多农民军首领对卢象升非常惧怕，可用畏之如虎来形容。

崇祯七年，农民军在山西、河北、河南等地作战不利，纷纷南下湖广，连克湖北郧阳等七座州县，引发明廷震动，崇祯帝忽然想起卢象升，于是任他为右佥都御史，到郧阳一带去督剿。卢象升果然了得，他到前线后调兵遣将进剿农民军，数战皆胜，歼灭农民军将士5600余人，迅速收复郧阳府城。随后，卢象升上奏明廷，建议增兵镇守郧阳，减轻当地百姓的税赋，加固城防，增修各类防御设施，使郧阳变成防守坚固的军事重镇。后来，湖广北部的大片地区都被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攻占，围堵郧阳这座孤城 却屡攻不下，这与卢象升在郧阳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

到崇祯八年五月，崇祯将卢象升擢为左副都御史，替代唐晖为湖广巡抚。三个月后，又命卢象升节制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仍兼湖广巡抚，等于大大增加了他的行事权。彼时，洪承畴仍做三边总督，负责剿杀陕西、山西一带的农民军，卢象升主要负责追剿活动于关外（此处的“关”指潼关、函谷关）的各股农军。

没多久，崇祯又把卢象升抬上了兵部侍郎的宝座，不再兼任湖广总督，而是兼管山、陕军务，赐尚方宝剑，允许他“便宜行事”。很明显，这时卢象升的事权已超过洪承畴，地位在洪之上。两人都是书生带兵，都足智多谋，且久经沙场，实战经验丰富，两人携手“剿寇”，使李自成等农军首领都感到了巨大压力。

当时，由于官军接连遭遇到几次大败，尤其是艾万年、曹文诏两位名将相继殒命，所以士气低迷，每遇厮杀都有畏战退缩之势。卢象升常“激以忠义”，鼓励麾下将士奋勇杀敌，以报效国家——“每慷慨涕泣”。某次军中欠饷三日，粮食又耗尽，卢象升身为一军统帅，和普通士兵一样饿了三天肚子，与将士同甘共苦，“是以得将士心，战辄有功”。

因军中经常缺粮缺饷，卢象升再次上书朝廷，说官军之所以屡遭失败，主要是“流贼”声势浩大。剿贼需要增兵，增兵就要增饷，因饷银不足，导致官军也和“贼寇”一样去抢掠百姓财物。各地官员皆有守土之责，不能一有贼情，就向朝廷求援。一些朝中大臣不了解战场实情——

“不问难易，不顾生死，求全责备”。

朝臣不问青红皂白任意苛责，使得前线将领备受掣肘，不能因敌而变，才干也备受压抑，无法充分施展。卢象升的奏言都“切中机宜”，但由于明王朝已经完全腐朽衰败，积重难返，各种积弊很难矫枉过正，任何好建议和措施都无法得到认真贯彻执行，卢的意见也被束之高阁，没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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