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冶 伍星
拼命工作，诚恳待人
曹祥仁工作雷厉风行、个性鲜明，老二局的人对此印象深刻。他注 重技术和业务，总是站在业务工作的第一线。他认为，二局这种技术部 门的领导不能长期是外行，领导就是要亲历亲为，身先士卒，做出榜样 来，这样同志们才会跟着干。
曹祥仁常说：二局工作侦收是基础，破译是关键；他对这两项工作 都极为重视，投入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对核心业务死抓不放，一竿子插 到底；强调要抓住问题，解决问题，要抓出成果，抓出效率。
余湛回忆：
“曹祥仁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热忱。他经常亲临第一线 了解工作情况，指导工作，同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一道解决工作中的难 题，推动工作前进。哪里是工作的重点，哪里工作有困难，哪里就有他。
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都装在自己的脑子里，并不断地思索着。只要 有所发现，第二次来到你面前时，他就会告诉你。他的记忆力特别好， 对遇到的问题又夜以继日地思考，有时过了好几天，他突然跑来告诉你， 那几组密码是什么字。每有紧急任务，他总是从破译密码的第一道工序 到最后一道工序，逐个跟踪指导，直到把情报送出，他才高高兴兴地离 开。
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中央需要及时了解情况，有时要分秒必争。 在长征途中，常常一到宿营地刚刚把机器架起来，周恩来、王稼祥等同 志就跑来看情报。曹祥仁同志的成就不只由于他有过人的聪明，更重要 的是他有一颗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是他不怕困难、不知疲劳地 苦心钻研的结果。”
何津对曹祥仁的领导作风也有类似的回忆：
“根据中央指示，抗日战争时期军委二局主要力量用于对付国民党 的反共投降阴谋，其次用于开辟日军工作。他(指曹祥仁——引者注) 在担任局长期间，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在我党我军胜利地进行反 击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阴谋的斗争中，军委二局发挥了很好作用。特别在 反对国民党第一、第二及第三次反共高潮斗争中，取得了特殊的成绩。 这和他深入业务实际，掌握第一手情况，实施正确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每次配合斗争，他往往到侦收报房，了解和指导侦收员侦察敌台通联情 况，抄收敌人通讯电报，同时又到破译办公室了解和指导破译密码，情 况紧急时往往亲自动手参与破译。密码破译后就到情报整编办公室，了 解与指导情报的整编与通出。他经常深入到业务第一线，掌握技侦情报 生产的几个环节，所以他对下属的业务情况非常熟悉，领导十分有力。 他的这种领导作风，受到了同志们的敬佩。这和那种只坐办公室，光听 汇报指导工作的，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彭富九谈到曹祥仁和王永浚这两个二局破译工作的领军人物迥然 不同的工作风格：
“曹祥仁和王永浚这两个人技术高超，贡献大，在一段时期代表了我军破译的最高水平，他们共同特点就是责任心强、专心。当然，特点又各有不同。我与他们俩一起工作的时间长，可以讲讲我的所见所闻。
这两个人背景不一样。曹只上过小学，是红军自己培养出来的，通过丰富的实践成为技术能手。王是高中文化，在军校受过正规的无线电 技术培训，当时就算知识分子了。搞破译，这两个人都是从实践中摸索、 钻研出来的。
曹祥仁破译很有特点，大胆设字，又大胆否定，涂涂改改的，只有 他自己能看明白。有时还没搞开，抄报纸就写满了，他叫我们换张纸， 把码子再重抄一遍给他。
记得在前总二科和援西军那段时间，我夜里给 他送报，他拿着毛笔埋头钻研，脸上尽是墨迹，成了一个大花脸，自己 还不知道。
王永浚也是高手，但风格不一样，他设字比较谨慎，反复思 考之后才动笔，一般不会把抄报纸写满。
要论速度，还是曹快一些。
曹祥仁的破译水平很高，曾希圣多次在我面前赞扬曹，最后在301医院还讲：‘破译上曹祥仁最棒，太快了。他脑子真好，我搞不过他’。”
宋兆宜说起曹祥仁的“功夫”,更是带着一股油然而生的钦佩之情：
“破译的人，悟性要特别高，曹祥仁就是这样的人。他和王永浚不 一样。曹祥仁特快，一下子就通了。我佩服曹局长，他脑子特快，眼睛 一扫就知道怎么回事，耳朵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说‘特异功能’, 我看曹局长就是有‘特异功能’。”
学习是曹祥仁不断进步的源泉。何津回忆曹祥仁的学习精神时说：
“技侦工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又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二局工 作需要科学技术知识。他从亲身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为了掌握 知识，他勤奋苦学，我在当他秘书期间，看到他工作之余，总是如饥似 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是我们所不及的。他参加革命时不过读了几年 私塾，到抗战初期，他的古文基础已经相当好了，他对国民党的一套公 文格式非常熟悉。我见到二局不少工农老干部有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的好 传统，他是其中的佼佼者。”
“科学是老实学”,这是曹祥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对待有知识的同志，曹祥仁是谦虚的，从不不懂装懂。白枫(余湛)、江波、何津 这些来自国统区的知识青年，在延安二局就算是大知识分子了。曹祥仁经常向他们请教， 一起商量技术难题。和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一样，对待同志直率、真诚是曹祥仁的突出特点，所以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也非常 乐意以平等的方式与他交流。
江波说：
对曹局长之学习精神上，我要加上“不耻下问”,有不明之处首长 会当众向我们晚辈询问，感人至深，这是许多人难做到的。
曹祥仁不善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多是通过讲述革命斗争的经历和用自身的行为感染周围的同志。
余湛对此深有感触：
“曹祥仁同志十分重视结合现实斗争和业务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他作大报告不多，更欢喜的是利用休息时间和共同劳动时间，深入基层， 同大家聊天，讲历史，讲现实斗争，讲党的政策，用以教育大家。这种 亲切细致、结合实际的政治思想教育，深深打动着我们的心，至今想起， 还感到激动。
二局从它创建时起就养成的不怕困难、埋头苦干的优良作 风，就是通过曹祥仁同志和他的战友们言传身教，流传至今，成为保证 完成任务的重要因素。”
曹祥仁总是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在第一线工作，特别是出现困难时， 他往往带头攻关。当工作取得了进展，他像孩童一样和大家一起高兴。 但在工作上对自己和同志的要求极其认真和严格。有人做错了事，他会 发脾气，甚至显得粗暴，但却没有一丝恶意，怒容之下可以看到他跳动 的脉搏，火热的心。批评错了，他会马上向你道歉。
彭富九说：
“曹祥仁同志是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最讨厌弄虚作假、欺上 瞒下的邪门歪道，最容不得对工作的懈怠和不负责任。碰到这类事情， 他毫不客气，不讲情面。从优点方面讲，曹局长人特别直率，刚直不阿， 有话当面说，从不背后算计人；从弱点上讲，就是有点简单，不大讲究 方法，容易得罪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其实他是对事不对人。”
从红四方面军调到二局工作的李培基谈到曹祥仁的脾气时说：
“他人是绝对的好，脾气是绝对的坏。在延安谈话时我们之间发生 了激烈的争吵，气得他要关我的禁闭!
这一生中他仍是我最信任、最佩服、最敬重的长者!”
岳军也回忆起他挨曹祥仁批评的一桩往事：
“说起曹局长工作作风，使我想起他在延安训我的一件事。
大约是 1940年下半年，我调来二局不久，搞汇报工作。有一天曹局长来到我们 办公的窑洞里，翻阅我汇的报，发现一份报文有错字，他以为是我抄错 的，就敲着桌子喊：陈新你来!
那时我的名字叫岳新，洛川国民党县党 部有一个经常在情报中出现的人叫陈新，曹局长因为生气就把我的名字叫错了。我听到后，赶紧找出原报给他看，原来是校对上的错误。又叫 来那位校对员，当众把他训了一顿。有时训人是他的一个缺点，但不记 老账，今天训了你，明天见面照常又说又笑。”
蓝聚祥谈到曹祥仁时，总忘不了说起他那句让新到二局不久的“小 知识分子”们感觉很难接受的话：
“曹局长的毛病就是太直。举一个例子：
在延安时有一个女同志， 谈恋爱没谈成，结果要自杀。全局开大会，有几十个人，电台的还在工 作，在一个院子里，我也参加了那个会。曹局长讲，自杀死了，还不如 一条狗!
大家都议论，怎么这么说呀!都是小知识分子嘛。弄得她很没 面子。当时江波、白枫、何津就算大知识分子了。”
曹祥仁也知道自己的毛病，还和曾希圣的脾气对比着说：
“曾希圣脾气不好，在长征时和王稼祥吵架，拔出手枪对王稼祥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多吃了2年洋面包!老子毙了你。
但曾希圣 不对我发脾气，他发脾气，我脾气比他还大。有一次他向我拍桌子，我 把桌子都踢翻了。”
曹祥仁和二局的战友们，1939年8月1日
左起：邱兰标、钱江、游正刚、王永浚、曹祥仁、戴镜元、胡备文、龙舒林
这样的脾气，了解曹祥仁的人知道他并无恶意，但也确实引起一些 非议。
曹祥仁脾气不好，但对技术骨干却爱护有加。他认为，发展技术要 靠尖子，对有突出工作能力的同志要格外保护和照顾。
来自红二方面军的王永浚有曾在国民党军工作的经历，初到延安时 还有包袱。曹祥仁认为王永浚已工作多年，表现出色，在政治上应该获 得信任。为照顾王永浚，曾希圣设法将王永浚在湖南家乡的妻子冯嘉元 接到延安。曹祥仁与龙舒林一起介绍王永浚入党，解除了他的精神压力。
王永浚后来感叹：“勉我最力曹祥仁”。
何津是从国统区来到二局工作的优秀青年骨干，有人指控他是特 务，总政治部准备逮捕他。曹祥仁不仅器重何津的工作能力，在政治上 对他也很信任，即用党籍向总政治部担保“何津绝不会是特务”。何津 因此得以免受牢狱之冤， 一直顺利工作，成绩突出。
而何津在10多年 之后对此事方有所了解：
“他(指曹祥仁——引者注)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抗战初 期，毛主席曾告他二局要发展，要前进，必须吸收知识分子，他是坚决执行这一指示的。他重视知识分子，特别对努力工作，作出了成绩的同 志更是爱护备至，主张提拔重用，对他们对工作的建议总是采取欢迎的 态度。在政治运动中他并能保护这些同志。
在我身上就有过两次经历。 一次是四一年左右我被指控为特务，总政准备逮捕我时，他了解其中的 缘故，向总政领导用党籍担保我不是特务，使我免受其害。但他从未把 这件事告我，只是过了十多年后，我从别的领导同志那里才知道。”
曹祥仁从不记仇和背后整人。他明明知道下级中曾有人写小报告诬 他为AB党(总政除锄部部长吴溉之曾将诬告信给曹祥仁本人过目),一 眼就认出诬告者的笔迹，也只是当面把他痛骂一顿,后来也并未利用 职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延安整风时，余湛等同志曾给他贴过小字报，提出尖锐批评。但曹 祥仁并不在意，一直和他们相处得很好。余湛回忆：
曹局长是老红军，资格老，功劳大，能力强，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 批评人也不留情面，脾气很暴，却从未对我发过火，并非是因为我表现 多么好，而是因为当时中央有政策，要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来参加 革命队伍。我念完了初中，按当时政策，算是知识分子了。
曹局长政治 上原则性很强，严格执行政策，再暴的脾气，也不对我们这样的知识分 子发火。这使我(当时不到20岁)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有 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曹祥仁注意与同志们同甘共苦，不吃局长小灶，和同志们一样吃小 米，一起背柴、开荒；在生活上尽量给同志们以关心，从婚姻到病痛， 他都予以照顾。
萧荣昌回忆开荒种地和他与苏星等4对恋人集体结婚时 的情形：
“我们在局长的领导下，除了做好技侦工作外还生产开荒种粮，开 始我们没有生产工具，只好向当地群众借用锄头，上山开垦荒地，要求 每人开荒三亩，完成生产五斗粮的任务。我们种植小米和土豆，经 过夏锄、秋收，基本上完成任务。我们每周还得派人上山去砍柴、烧炭，往返50多华里地去背柴、抬炭，解决烧饭和取暖问题。”
“1940年元旦，我与苏星同志在延安结婚。 同时结婚的局里有 四对夫妇(龙舒林与陈延，游正刚与苏明，萧荣昌与苏星，冯维精与刘 秀清 引者注),便一起举行集体婚礼，在艰苦的环境中，宴请非常 简朴，每对夫妇掏六元钱交集体食堂会计代买猪肉，宴请七十多位战友， 他们各吃两块猪肉，这就是我们的喜庆酒席。
我们的新房是在领导的关 怀下为我俩在办公室旁边搭建的一间约八平方米的干打垒平房，住进时 墙壁上的泥土还没有干，发给我们5块新锯开的柳木板，用石头一垒架 起来，两个人的破被子一叠成双，这就是我们的新房。
一科王永浚科长 为我们题写了‘携手共进’四个大字，对我们的婚庆表示祝贺和希望， 我们把它贴在墙上。战友们来来往往说两句道喜的话，喧闹一会儿而散。
我和苏星的婚姻，曹祥仁局长很关心，是他为我们创造条件促成的，我 们四对的结婚报告是他亲自批的。”
“1940年秋，我一度犯胃病、患痢疾，由于缺医少药，病情日趋严 重。 当时局长曹祥仁， 一科科长王永浚，股长彭富九等领导都很关心，当机立断送往边区医院。 当我病愈出院后，曹祥仁局长见我体 质差元气尚未恢复，特别关照介绍我去延安中央军委机关干部疗养院去疗养了一个月，经疗养调理，身体才得到康复。”
佐伊也回忆了当时的点滴生活片断：
“曹局长是主管，很喜欢我们这些孩子，休息时，周日，把大家聚 在一起，说啊唱啊。那时我在和余湛谈恋爱， 一看，佐伊和白枫怎么没 来，曹局长就说：别管他们，他们有他们的事。我们2人逛河滩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