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整理：朱元石 等

再谈一下“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情况。

毛主席在每年的国庆节前出巡各地然后回北京是有规律的。1971年这一次南巡是经津浦路回来的，在途中到达济南时通知李德生、纪登奎、我和吴忠到丰台谈话。

1971年9月12日下午，我们在丰台上了毛主席的专列。毛主席与我们谈话时，汪东兴也参加了。谈话开始，李德生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去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李德生汇报时，我们就看出毛主席显得很不耐烦。毛主席说霍查“他是左派，我是右派”。这样，李德生不再汇报了。

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很多，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讲了去年庐山会议的问题，还讲了庐山会议后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以及华北会议问题。

毛主席讲过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后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过十次，张国焘搞分裂后，党内多次有人搞分裂，但都未能把党分裂了。毛主席说：路线决定一切。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是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出简报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庐山会议显然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称天才”。

毛主席说：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主席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未完结，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毛主席还问我们说，这第十次是不是路线的问题。

毛主席说他在陈伯达搞的论天才的材料上加批语，在济南军区、三十八军的报告和其他文件上加批语是甩石头；从中央和各大军区调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掺沙子；派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是挖墙脚。

毛主席批评了把自己的老婆安排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做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完全可以听出是指向林彪的。

毛主席还点名批评了黄永胜。

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庐山会议的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

我一听毛主席这样说，就赶紧检讨。我说：主席，我还在6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

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

毛主席随后的谈话好像是说“这是个反革命集团”或“是个反革命的行动”这样一类的话，因为紧张，没有听得很准。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

毛主席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

毛主席还询问了北京市批陈整风的情况，我们简要地汇报了一下。

毛主席反复地说：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是坐火车回北京的。我们坐汽车回北京，下车时，纪登奎禁不住跟我说：这个问题大了！我们都感到很紧张。

从丰台回来后，我到吴忠家谈了很长时间。我和吴忠交换了意见。我们讨论了对毛主席提出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还考虑是否把毛主席说的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传达一下。我提出，虽然毛主席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提陈伯达后边是谁已经很明白了，这样，是不是需要将毛主席的谈话先给市委常委或者市委书记们吹吹风，以免将来问题出来了，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怎么传达呢？毛主席终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啊！

我们俩人商量到后半夜1点多钟，也没有考虑好怎么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我说：今天恐怕议不出来妥善办法了，明天再说吧。

回到家，我就吃了安眠药休息了。

可躺下不久，3点多钟，电话突然响起来，是周总理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我迷迷糊糊地穿上衣服就去了。

我到大会堂时，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刚散，我看见黄永胜等人都急匆匆上车走了。我碰见了纪登奎，就问他总理找我有什么事，纪登奎用手遥指着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说：你去找总理吧。

■ 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乘坐外逃的直升机，被迫降在北京怀柔县。右下角为林彪死党李伟信。

我进到周总理的房间，看见他正在用保密电话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总理示意我坐下来，我看见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周总理要求各大军区紧急备战。当时，有的大军区的负责人听不明白是谁飞到蒙古去了，还在电话中提问，周总理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

我听到周总理这样说，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周总理打完电话后告诉我：林彪外逃了。曾经对山海关机场作了一个决定，没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共同签署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但林彪还是在山海关机场坐三叉戟飞机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飞去了。雷达跟踪飞机进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二百多公里处，飞机不见了。

我说：哎呀，怎么不把它打下来？

周总理说：不能打，打下来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周总理对我说：北京军区要紧急备战。另外，还有一架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了，这架飞机是周宇驰等人乘坐的，方向也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迫降它。你们要把北京市郊区各县民兵紧急动员起来，监视飞机的降落地点。周总理还说：让卫戍区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防止再有飞机外逃。

我向周总理提出，战备问题，只跟我一个人谈不行，是否让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的负责人来一起谈。

周总理同意了。由总理办公室的人立即打电话通知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来开会。

在陈先瑞、吴忠还没来的当儿，周总理给我讲了一些情况。林彪逃走的迹象及山海关机场有一架三叉戟飞机是林豆豆向驻北戴河8341部队报告的，林豆豆和她的爱人在一起。驻北戴河部队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北京，周总理让吴法宪给山海关机场打过电话，通知飞机调回。吴法宪打完电话后对周总理说飞机出了故障，暂时飞不回来。

陈先瑞、吴忠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又讲了发生事件的情况，并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处于紧急战备状态，指定吴德、吴忠负责执行，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

我和吴忠商量后向周总理提出，卫戍区的杨俊生政委应该同我们一起参加工作。周总理询问了杨俊生的情况，我们说杨是可靠的、可以信任的同志，他参加工作便于执行任务。周总理表示同意，指示北京紧急战备工作由吴德、吴忠、杨俊生三个人负责，除此之外，现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林彪外逃的消息。

随后，周总理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

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也就是直接报告毛主席、周总理。

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也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

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我和吴忠回到卫戍区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把杨俊生找来，一起布置了任务。

首先布置动员民兵监视天空，卫戍区准备好了一部分摩托部队，随时可以出发行动到飞机降落的地点。

之后，我们派出卫戍区的部队封闭了北京的西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东郊机场共五个机场。

首先，我们命令部队进驻机场后，全都真枪实弹，对没有周总理的命令，强行起飞的飞机立即开枪、开高射炮；

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起飞；

第三，要将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掉，同时加派部队看好油库。进入机场的部队在机场空军的配合下，完满地完成了任务，后来在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很满意。

13日，直升机被迫降在怀柔县沙峪，当地民兵马上报告了县武装部，县武装部长报告了驻在那里的警卫三师，三师立即派部队包围了这个地区，对沙峪周围进行了严密戒严。上午10点，北京卫戍区办公室接到了警卫三师从怀柔渤海所打来的电话，报告说三师的七团和当地的民兵已经在怀柔沙峪找到了迫降的直升机，并将飞机包围了。

飞机在降落前，民兵们看到直升机在天上摇晃。后来知道，那是陈修文驾驶飞机在天空中兜圈子。陈修文与周宇驰进行了搏斗，他在抢周宇驰的手枪时，周宇驰开了枪，陈修文牺牲了。以后李伟信供称，陈修文、陈士印和周宇驰坐在前边，于新野、李伟信坐在后边。于新野在后边听到枪声，就慌里慌张向前边打了一枪，这一枪打到周宇驰的手腕上了。

陈士印把飞机降落下来后在直升机中躺下装死，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飞快跑下来。周宇驰一边走一边撕林彪的政变手令、林给黄永胜的信和安排黄、吴、李、邱去广州的飞机号码、人员表。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跑了一阵，意识到跑不了，就商量自杀。周宇驰说我先把你们两个人打死，然后我再自杀。于新野、李伟信说还是自己死吧。他们就在玉米地中，一人站在一垄上，各自开了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李伟信的枪是向天空放的，没有自杀。

卫戍区部队保护好现场，进行了仔细搜索。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9月13日当天，空军来了一支武装的小部队到现场，可能是空军的警卫部队，他们找到卫戍区的人，提出要把人、直升机和直升机上的一切物品都交给他们带回空军，这个部队说他们是奉了命令来的。

林彪叛逃后，中央派李德生处理空军问题，坐镇空军司令部。但我们未接到这个命令，这次来的又是武装部队，卫戍区要不要按他们提出的要求执行，吴忠与我进行了商量。当时，我们不了解武装部队的人是些什么人，我说：空军出的事情，这些东西再交给空军处理，很显然是不妥当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得到周总理的指示，人和东西我们不能交。我还说：要告诉卫戍区戒严的部队，没有周总理的指示，无论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允许进入戒严区，更不允许取走任何物品。

后来，吴忠让人好好招待这个部队，但把这个武装部队的枪都收缴了。他们回去时把枪还给了他们，他们是在卫戍区的武装监视下离开的。这个情况及处置的办法，吴忠后来都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同意。

当天，把飞机上的物品和李伟信、陈士印都送到卫戍区了。地上被撕碎的纸片当天能找到的也都送来了。

我们看了拉来的物品，有一些中央文件，其中一部分是国防科委关于导弹、原子弹方面的机密文件；有一些信件，包括有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信；有一个录音带；还有三万美元。

飞机上还有一些材料，我们都看不懂，这些材料写了一些类似“B—52”“眼镜蛇”那样的暗语。

当天晚上，吴忠审问了李伟信。李伟信交待说他们有一个《“571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他当时只是想审清楚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想不到他们还有个滔天大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李伟信说：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

我们那时都在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后对我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

9月13日，我们一天都没有睡觉。我、吴忠、杨俊生连夜听了录音、拼对已撕碎了的信。录音机放出来的声音都是吱吱哇哇的，怎么听也听不出个名堂来。我和杨俊生对信，对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有个用红铅笔写的“林彪”两字的纸片，然后又对出来个“永胜”，这个“胜”字的“月”字边是第二天才从现场找回来的。周宇驰共撕碎了三张信纸。

晚上，周总理打来电话询问收缴了些什么东西。

我报告周总理说：录音，我们听不懂；信，我们也没有对出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我们不懂这方面的技术，工作很慢。

周总理指示：你告诉公安部，由他们派人解决。

公安部李震、于桑来了，经过公安部的技术处理，我们再听录音就很清楚了，信也经技术处理后很快就对出来了。李伟信交代：这个录音，是叶群与黄永胜通话时林立果偷录的。公安部的同志后来告诉我，林立果在录音时，对录音的速度进行了变换，是分别用几种速度录的。

■ 费尽周折拼对出的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信拼对出来了，一件是林彪的那个政变手令；一件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要他有事和王飞接洽。林彪的这个手令和给黄永胜的信在周宇驰的手里。周宇驰是否见过黄永胜？黄永胜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黄永胜后来矢口否认他知道这件事，拒不坦白。

另有一张纸也被对出来了，是林、叶、黄、吴、李、邱等人南下时乘坐飞机的安排表。后来知道，林彪曾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党和国家的阴谋。他们得知了毛主席南巡讲话后，曾阴谋在杭州、上海及主席返京途中谋害主席，由于主席警觉，提前回到北京。他们惶恐惊惧，不敢南去广州而仓皇叛国北逃，这一阴谋遂告破灭。

这些证据在林彪专案中都会找到。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登记起来，开出了一张清单。我和吴忠、杨俊生、于桑等人在清单上签字后，就报送中央了。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成立了林彪专案组，组长是周总理，日常工作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中央指定我和吴忠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

9月14日，周总理打电话来，要求把整理出来的主要材料送给他。

过了一两天，我和公安部商量，先把对出来的几件重要材料报送周总理。我记得一共报送了五件：

第一件是林彪的手令；

第二件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

第三件是“小舰队”的名单；

第四件是南下飞机的号码、人员安排表；

第五件是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刘兴元传达毛主席南巡时和他们的谈话，顾同舟还在信上表忠心，说他在继续观察情况。后来知道，这封信是顾同舟派他的老婆送给林立果的。

《“571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571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

《“571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我们把五件材料报送周总理后，政治局开了一次会议，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都参加了，也通知我列席了。我去时，就看见周总理拿着几份东西在看。然后，周总理拿出林彪给黄永胜的那封信让黄永胜看，黄永胜看完后很紧张，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没有说他是否看见过这封信。

周总理又拿出一个名单给吴法宪看。这时，吴法宪也紧张了，手直哆嗦，他看完后说这些人都是空军的。这张信纸的下角上写了一个“江”字，吴法宪说这个名单的字迹是江腾蛟写的，他认识。

周总理拿着名单很仔细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问，问他们的职务、家庭住址等情况。当时，我想总理为什么要给他们看这些材料呢，我担心这样会出问题。

事实上，周总理走着很稳妥的步骤和做着很及时的调查，把重要情况都立即掌握起来，他们逃不出周总理的掌心。

以后，这些“小舰队”的人都被抓起来了。大概有一个人没抓，他是人民日报社鲁瑛的弟弟，叫鲁珉。林立果他们商量让他驾驶飞机去炸桥，然后轰炸毛主席的专列，鲁珉接到“小舰队”的命令后，让他当医生的老婆用盐水把他的眼睛擦红肿了，进了医院，以此来应付林立果等人。

这些人被逮捕后，我们把他们的口供与李伟信的口供进行了对证，这样，才知道有一个“小舰队”，《“571工程”纪要》就是他们搞的，才看懂了这个《纪要》。“571”就是“武装起义”的谐音，“571工程”也就是要搞反革命武装暴乱、计划谋害毛主席的行动方案。

林立果他们在京有五个据点：

西苑机场有两个，空军学院有一个，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有一个，沙河机场有一个。

我去查看过西苑机场、空军学院和东交民巷的据点，吴忠把全部据点都查看了。林立果这些人政治上反动，生活上也十分糜烂。据点是“小舰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们吃喝玩乐的地方。据点里有一些从日本进口的录音、录像器材，当时，我们都没见过这样先进的器材。还有很多录音带、录像带、唱片等东西，录像带里有一些是为林立果选“妃子”时一些被选上的人在小据点里的录像。还有一箱子被选“妃子”的照片。

13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三十八军的三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六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卫戍区的兵力，原有的四个师加上新配的六个师，就有十个师了。

我们感觉到责任很重，也很紧张，不知道要出什么事。经过研究，确定了重点防御区域，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一带，南达保定以北。

在13日或14日，部队就进到了预定位置。15日，在卫戍区召开了作战会议，我和吴忠、杨俊生都到场，各个师的负责人全参加。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全力对付内外勾结的阴谋颠覆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

14日或15日，我们还给卫戍区开过一次会。“九一三”事件后，因为卫戍区要执行一些任务，当时强调保密，下边又不知道情况，执行任务时，遇到一些问题，也老有人问，很不好办。

报经周总理同意，我们开了卫戍区的师以上的干部会议，我讲了一下林彪叛逃的情况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听到林彪叛逃了，都大吃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林彪是副统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