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楚天舒
武昌同仁医院（Church General Hospital, Wuchang，今武汉市三医院）位于武昌广仁堂街（后平阅路今彭刘杨路），是由圣公会于创办的圣彼得男院和彭丽莎女院合并而成。
究其历史，男院方面，1875年“武昌基督男子医院”在府街（今青龙巷）开办，1876年部分迁入花园山传教会大院陈旧院舍，1894年迁入新建院舍（即后文华书院彼得馆 Peter House），改称“武昌罗氏纪念医院”，旋又更名“武昌圣彼得男子医院”，1905年与彭丽莎女院合并成武昌同仁医院为男子部，1910年迁往广仁堂街租用并于1913年购置陈旧院舍，1918年与女院同时迁入广仁堂街新建同仁医院院舍。
女院方面，1878年“武昌彭丽莎纪念妇幼医院”在高家巷开办，1883年迁入花园山传教会大院新建院舍（即后文华书院彭勒堂 Bunn Hall），1905年与圣彼得男院合并成武昌同仁医院为女子部，1907年迁往大朝街（今复兴路）租用并于1909年购置陈旧院舍，1918年与男院同时迁入广仁堂街新建同仁医院院舍。
我们的这位老院长，名叫吴乐恩（Logan Holt Roots）。他是美国人，但却生长于武汉。吴乐恩由美学成返华，自1933年起在武昌同仁医院工作，从医生做到院长。
1938年4月，在汉口发行的《新华日报》于2、3、4日连续三天刊登了同一则“志谢良医”启示，全文如下：“余因手患恶疮，久治不癒。后蒙武昌同仁医院外科主任、美籍大夫吴乐恩先生施以调治，得于短期内痊癒。私心不胜铭感，特此登报志谢。” 落款为“罗瑞卿”。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38年2月，从延安赴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会议的八路军代表罗瑞卿，因右手几周前在战场上负伤而一直缠着绷带。由于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救治从而导致恶变。在汉口八办经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安排到武昌同仁医院，由吴乐恩主任亲自主治。
“当罗瑞卿来到医院时，我们发现他因工作而忽略伤口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坏疽已经出现，截肢似乎不可避免。” 当时与吴院长同样在武汉生长的大妹吴兰妮（Frances B. Roots，昵称Frannie，国人爱称吴姑娘）同居一室的的波兰记者苏斯（Ilona Ralf Sues），见证了这一情景并记载下来：罗将军“勉强承认”无法顾及自己手上的创伤，所以伤口至今没有愈合。“安排就诊的吴乐恩医生，把他的全心神都投入到了这个病案之中。”
吴院长精谌的医术奇迹般地保全了罗瑞卿的右手，然而他更看到了八路军抗战的艰苦卓绝的恶劣环境和条件。“这是我平生所见人的营养不良最可怕的一则病例，” 吴乐恩说，“也是人的意志力最惊人的一次体现。” 从此，吴院长和罗将军成为一生的忠诚朋友。
其实吴乐恩全家都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吴院长的父亲就是汉口圣公会著名红色主教吴德施（Logan Herbert Roots），母亲是生活和工作在汉口教区逝葬在庐山的顾美玉（Eliza McCook Roots，伊丽莎·麦库克·鲁兹，麦库克乃其娘家姓氏）。
苏斯写道，在战时首都武汉，“吴德施主教的家成为统一战线的中心。” 当时暂居吴主教家的史沫特莱亲切地称呼他为“主教同志”（Comrade Bishop），而主教同志也常微笑着认可地回应。时年28岁喜着八路军装的吴姑娘兰妮则是史沫特莱的铁粉，始终与她一起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资金、医药和服装，送往前线和根据地。
吴乐恩家族之于武昌同仁医院，功莫大焉。主教夫人顾美玉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贡献者。顾女士早先就在同仁医院工作过，曾于辛亥首义期间与同仁参与救护革命军人。时同仁医院男子部主任马穀良（John A. MacWillie）与女子部主任甘福南（Mary V. Glenton）分别获得民国政府五等和六等勋章。为表谢意，武汉各界人士向同仁医院迁建计划捐助了两万三千银两，包括黎元洪总统五千银两，用以购置广仁堂街旧院及新址地皮部分资金。同时，顾女士奔走美国各地广泛募捐，筹集建筑和设备的经费。
其实，吴氏家族和顾氏家族都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著名的北方联邦的功勋家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美玉，出身于声誉卓著的“战斗的麦库克家族”（The Fighting McCook Family）。有意思的是，1915年2月24日，由顾女士娘家堂妹玛莎· 麦库克（Martha McCook）参与发起组织的一个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在纽约阿斯特公馆（Astor House）举办，专门为中国武昌同仁医院女子部筹款。
公馆女主人玛德琳·阿斯特（Madeleine Astor）夫人热情招待了与会的260位纽约各界名流。这位玛德琳是1912年泰坦尼克号邮轮海难的幸存者，而她的丈夫、美国首富家族的继承人阿斯特四世则在沉船事故中溺亡。当今人们在著名电影《泰坦尼克》中，依然可以看到饰演的阿斯特夫妇当时的形象。这次在家宅举办筹款音乐会是玛德琳守丧三年后的第一次复出的社会活动，应顾美玉堂妹玛莎之请提供公馆的艺术展览厅，特邀世界著名的奥地利小提琴演奏家克莱斯勒堂会表演，为迁建中的武昌同仁医院女子部筹集资金。
后来，武昌圣西理达女子学校秦嘉惠校长返美后组织成立圣公会武昌同仁医院妇女委员会，顾美玉也出任委员。至1917年2月止，妇委会已经筹得足够女子部建设所需经费。在中美民间深厚友谊的支持下，武昌同仁医院新院舍于1918年全面落成，男女部以左右两翼合为一体。12月4日，新落成的武昌同仁医院，在武昌人民的见证下举行了隆重的开张典礼。
1945年9月23日，吴德施主教病危。时值日寇投降，吴院长刚离家待启程回中国，闻讯迅即返家侍奉。吴主教临终时刻，长女吴姑娘轻声对他说，父亲，您要去看母亲了。吴主教艰难却又欣慰地应了一声：“是的。” 他相濡以沫的妻子顾美玉，1934年8月4日长眠在中国的庐山上。最后弥留之际，吴主教蠕动嘴唇喃喃自语，病榻旁其余人不知所云，而守候在父亲身边的武汉生长的五个子女，虽也难以辨清准确词句，但从父亲断断续续的语音中都明确地听出来了：父亲咕咙着的只言片语，说的竟是中国话。而我们会知道，在武汉生活四十二年的吴主教，说的一定是我们武汉话！
早在1938年任职期满离汉时，吴主教于4月18日发布临别赠言，其告中国友人书疾呼，“中国人民之爱国热忱，已引起外国人士之钦仰，且均盼中国之复兴。” 他用哲人的话说，“人类之血统原属于一 ”，“因中国之复兴亦为人类之幸福也！” 这就是人类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
1938年武汉沦陷，吴院长开放武昌同仁医院并武昌圣米迦勒教堂救济难民，并为此与日本占领军发生冲突。吴乐恩记述当他阻止侵略者闯入院内难民区时，一个日本士兵在他的脸上喷洒石炭酚杀菌剂的情形。
后来为保护医院财产，武昌同仁医院一度搬迁到位于划定为安全区内的原德租界里的圣公会诸圣堂（All Saints Church）大院。（当时武汉三大教会医院均移至汉口安全区内 — 普爱迁入中国银行，协和迁入盐业银行。）
1939年初，吴院长返美，在报章上大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宣称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得逞的。返华后吴乐恩携家撤至云南大理，参加当地医疗服务，也全职负责西撤至喜洲的华中学院（后华中大学）师生的医疗事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汉口全部安全区，同仁医院转移到汉口的医疗设备器材损失殆尽。抗战胜利时吴乐恩在美探亲并奔丧，随即返回武汉，继续担任武昌同仁医院院长恢复医疗服务。1951年，吴院长携家返回美国。
吴姑娘兰妮，于1933年由美学成返华，在武昌希理达女校教授音乐，1938年伴同父亲吴主教离汉居美。 应周恩来总理在1971年通过为尼克松总统次年访华而来京采访的记者长兄吴约翰（John M. Roots）所发出的邀请，时已经成为美国著名的夫妻二重奏的钢琴家的吴兰妮，于1972年访问了中国，且重上庐山，为母亲扫墓，并完成专门为这次回家谱写的钢琴二重奏《庐山组曲》。
吴姑娘和丈夫在人民大会堂，对周总理和邓颖超、康克清等老朋友以及满场的中国朋友，演奏了《庐山组曲》，并在各地巡迴演出。 在武汉，吴兰妮夫妇专程探访了汉口鄱阳街上的“鲁兹故居” — 她曾经的家，和武昌彭刘杨路上的市三医院 — 她二哥吴乐恩曾任院长的武昌同仁医院。吴姑娘惊喜地发现，虽然已经离开故乡34年，可武汉话很快就流利地重现在自己的口中！
吴约翰于1974年再度访华，专程采访周恩来总理，并于1978年出版《周恩来传》。而吴兰妮夫妇，则也于1987年再次访华表演。
2023年，吴主教的曾孙女、即吴院长的孙女吴美庐（Ellen Roots），美中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以自己家族三代人六十年在中国的故事，撰写出版了《庐山组曲：一首从西方到东方的情歌》一书。
吴院长夫人吴美娜（Mamie Louretta Roots，昵称Mayla），1932年来华，在武昌同仁医院当护士。吴乐恩与吴美娜是于1933年在庐山结婚的。小姑子吴兰妮做了新娘嫂子的伴娘，并为兄嫂亲谱题为“爱之价”的婚礼进行曲。
吴院长夫妇的墓碑上铭记着：“吴乐恩大夫，1905年10月2日 — 1964年8月14日。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共同的医生和朋友。爱妻吴美娜，1903年12月9日 — 1988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