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14日，江青在保外就医的医院自杀，终年77岁。

按理说，她已经到了这个年龄，过去的历史已有定论，再说不管在秦城监狱还是保外就医期间，相关部门都对她尽到了人道主义原则：她的饮食条件不错。还可以读书、看报、看电视、织毛衣等等。另外就医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为何她不平静地走完这一生，而是走向自杀道路呢？

江青

江青是个很复杂的人。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了解她的性格脾气。脾气好的时候和风细雨，脾气不好的时候十分暴躁，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又多疑。不仅与身边的工作人员搞不好关系，与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搞不好关系，以至于毛主席晚年经常批评她，不愿意见她。

最终江青暴露野心，走到历史与人民的对立面，受到人民的审判。法庭上的江青仍然拒不认罪，甚至说出“我怕过谁？我是无法无天”这样的话。看过江青这种表演的人，可能会觉得江青的“骨头硬，不怕死。”换言之，这样一个固执到谁也“不怕”的人，怎么会自杀呢？

但江青最终自杀了。

这给我们提出3个问题。

第一，江青真的“不怕死”吗？

第二，江青是怎么自杀的？

第三，她为何要自杀？

有这样几件事情，可以说明江青这个人并非“不怕死”。

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江青也不例外。

1969年，国际局势比较紧张，全国进入战备状态。江青这个人本来就多疑，未免经常疑神疑鬼的。

江青

有一次，她忽然找到秘书杨银禄说：“咱们应该做好战备工作，主要的是要学会开车，假如咱们都学会开车了，如果遇到敌人袭击，司机牺牲了，警卫员可以继续开车离开；如果警卫员也牺牲了，你们当秘书的就开车离开；如果秘书也牺牲了，护士要开起来跑；如果你们都牺牲了，我就能开起来跑。这样，我们都增加了逃生的机会。坐以待毙不是我江青的性格。”

江青说得这番话没头没脑。但可以看出她是“怕死”的，并非像她自己吹嘘的那样“不怕死”。

因为这个，江青后来还专门向司机李子元学驾驶汽车。学开车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何况是江青这样的人。李子元跟汪东兴等人商议后，见江青很执着，于是只能把汽车改装了一下，在副驾驶上装上紧急制动踏板，李子元帮她扶着方向盘，学了几次开车。依江青这种不服输的性格，按理说应该学会开车才行，但江青学开车明显感到开车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口头上说以后继续学开车，但后来就再也没有尝试过。因为李子元告诫她：驾驶汽车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由以上可知，江青这个人很矛盾。

比如学驾驶汽车，目的是为了增加逃生的机会，但当她得知驾驶汽车也有一定风险后，就自动放弃练习驾驶了。

开会中的江青（左一）

1970年，河北一些地方发生了地震，江青听说后，又找到杨银禄叮嘱道：“保证我的安全是你们的责任，对我的安全问题不能有任何闪失，要做到万无一失。”可见她对自己安全的重视。

江青是从事文艺工作出身的。对于与历史文化有关的事情，她都很感兴趣。

1972年，江青在北戴河。她听说河北省昌黎县有一座碣石山，是历史上曹操到过的地方。曹操还在那里赋诗一首《观沧海》，非常有名气。江青本身是附庸风雅的人，于是也想到碣石山看一看。

她找到秘书杨银禄，说道：“我喜欢曹操的文攻武略，想去他到过的碣石山看一看，你去安排吧！”

杨银禄于是和几个人去碣石山打前站。可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碣石山虽然不高，但那时候没有通到山顶的道路，何况山势非常陡峭，要爬上这座山非常艰难。杨银禄把观察到的情况报告江青。

江青满不在乎地说：“我可以坐滑竿上去嘛。”

杨银禄说：“不行，这太危险了。没有路，上山时人站不稳。”

江青想了一下说：“这样吧小杨，你给总理打个电话，请他派一架直升机来，我坐直升机上去。我就不相信我上不去！我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也实现不了吗？”

杨银禄不敢违拗江青的指令，只得给周总理打电话。

周总理听说后明确表示道：“不行啊，这太危险了，如果直升机发生故障，就跟秤砣一样掉下来了！如果发生了事故，我没法向毛主席交代啊！请你报告江青不要去碣石山了！”

杨银禄把周总理的话报告江青，江青听了之后，小声自言自语地说：“像秤砣一样掉下来，像秤砣……掉下来，这太可怕了！不去了，不去了！小杨，你报告总理，就说我不去碣石山了！”

江青

还有一次，江青想在自己居住的钓鱼台楼房平顶上，搭建一座花房，北边高南边低，用玻璃覆盖，这样可以更好地接受阳光照射，花房里面养殖一些花草之类的，这样，江青就可以足不出户在花房里散步、锻炼，培植花草。她让秘书杨银禄去办这件事。

杨银禄与汪东兴等人商议后，一致觉得这件事不可行，理由是在屋顶上搭建这样一座花房，里面养殖花草的盆子和泥土都很沉重，屋顶未必能承受得了这样的重量，出了事谁负责？汪东兴也是了解江青的，对杨银禄说：“你把搭建花房的危险告诉江青，我了解她，她会同意的。”

杨银禄把研究意见告诉江青，说：“你经常在客厅办公、休息、会见客人，万一屋顶塌了下来，就出大事了，我们可负不起这个责任，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还是不搞为好，请你考虑我们的意见……”

江青听说以后，害怕地说：“这太危险了，不搞了，不搞了！”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

江青是一个胆小怕死的人。

关于江青自杀的行为，非止一次。

1988年保外就医期间，江青将平时攒下的50片安眠药吞下，企图自杀，幸好被发现后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从那以后，医护人员就轻易不敢给她安眠药了。

1989年3月，江青保外就医结束，又回到了秦城监狱。不久之后医生又检查出她患了咽喉癌。于是这年的11月，江青再次被批准保外就医。对于相关部门的人道主义精神，江青认为是一种妥协，她提出要回到钓鱼台17号楼居住，这是她当年的办公和居住地点。对于这个过分的要求，有关部门没有批准，固执的江青于是当着有关同志的面，用手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意思是说：不同意就自杀。

后来，相关部门在酒仙桥附近给她安排了一栋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并且安排了一位责任心很强的护士来照料她，江青才默认了居住在这里。

公安医院旧影

1991年3月15日夜，江青的癌症发作，高烧不止，后被送进公安医院。当时有关部门为了方便给江青治病，让她取一个化名，江青考虑之后，取了“李润青”这个名字。经过治疗后，江青的病情好转。住院期间她开始写回忆录，工作人员给她找来纸笔，还给她安排了一张书桌。她写作时没人打扰她，有时候她写得顺利了，还会高兴地手舞足蹈，甚至还念给护士听。

但是，江青住院期间情绪时好时坏。

1991年5月11日下午，江青忽然暴躁地喊叫起来，并把她写的回忆录撕了，谁也劝不住。女儿李讷和女婿闻讯赶来，江青又不见。两天后她看了《人民日报》，在报纸胡乱上写了很多字，后来她又认真地写道：“主席，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了。”对于江青的反常举动，医护人员已经觉察，因此24小时有人看护她，并把她身边可以用来自尽的物品都收走，要她配合治疗。

1991年5月14日凌晨1时30分，医护人员见她情绪逐渐稳定，便悄悄离开了。可是当3时30分医护人员再次进来查看时，发现江青已经气绝身亡：她将平时积攒下来的手帕结成一个套，挂在浴室的铁架子上。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江青身边有过很多工作人员，比如闫长贵、杨银禄等人。尤其是杨银禄曾给江青当了6年秘书，他是熟悉、了解江青的。在谈到江青自杀的原因时，杨银禄按照自己的理解给出了“答案”。

晚年的杨银禄（左一）和同事闫长贵（中）以及朋友

他说：

人自杀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江青是因绝望而自杀的。她被隔离审查以后，整整等了15年时间，看到国内形势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她的大势已去，想恢复她自己以前的辉煌已经没有希望了。加之，她又患了咽喉癌，心理和病情让她很痛苦，她于是横下一条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作为江青原先的秘书，杨银禄的说法应该是准确的。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又说本性难改。杨银禄评价江青时曾说，她固执、倔强。被隔离审查后，她在法庭上的表演很能说明她的性格。

无论在秦城监狱还是保外就医期间，相关部门都给了她充分的人道主义原则，但江青并不满足，也没有真正从精神上改造自己，而是固执于自己的错误观念。她最终以自杀结束生命，不是很可悲吗？

然而无论怎样，她暴露野心，走到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受到人民的审判是公正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不以江青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