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堂叔：为什么农民在生产队不如分田到户积极性高？

堂叔说：你这一问吧，我还真不知道从哪里说。

那你说为什么包产到户农民有积极性了呢？堂叔反问我。

我说：我认为是有了自主权，也就是怎么干自己能做主了。

堂叔说：就是这样，自己能做主了才有积极性。

我愿意什么时候下地干活就可以什么时候下地干活，天热的时候，我起个大早，干到天热了就回家吃饭，活干的多，还不遭罪，关键是自己能掌握，心里痛快。

生产队的时候你也没法积极啊！

你起个大早到生产队地里除草，别人怎么看你，你充什么积极的，想当官吗？

家里人怎么看你，媳妇会不会给你闹，家里的兔子、羊没草吃，家里没柴烧，你不去给家里拔草拾柴，你去给生产队干活，有神经病吧！图什么？

刚开始成立生产队的时候，农民也不是不操心，那时农民开始私下里也急。比如本来明明这么干好，但领导不让这干，。。。

明明知道那么干不行，但领导非要那么干，不干不行。。。

一次次的农民就不说话了，认了，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只是干，应付着干，就成了干活的机器。

干部也这样，要无条件的听上级的，慢慢的就是上级领导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七几年拆老炕做肥料，你记得吧！上边哪位领导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老炕土做肥料好，就开始推广，又是开现场会、又是评比，生产队干部明明知道得不偿失，因为你拆人家的老炕，就要给人家盘新炕，有没有效果不知道，先赔钱了。

不过上面领导说了就要无条件执行，提了不管用，下面也就不提意见了，也不说了，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搞几个应付，应付。

人民公社生产队是官僚主义横行的时代，没人反对，弄不好一顶帽子戴上

那个时候，农民都很听话，不听话不行啊！农民什么都没有，不听话不分给你粮食。

不给你开介绍信，要饭都出不去门。

生产队的时候，说社员是主人，可都是主人就没人当家人，队长当家吗？

队长说，我得听大队支书的，支书说公社领导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搞来搞去谁也当不了家，都听上级领导的，领导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多收少收有我的多少？听话没有责任就行。

没有权利就没有责任，搞得干什么都不上心。

包产到户后，一下子每户都有责任了，国家把地按人口分给你，按人口交公粮，怎么干我不管，交够公粮就行。

这样家家有责，才有干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另外，责任到户后，官僚主义折腾农民不容易了，瞎指挥造成的损失就小多了，因为地怎么种农民自己当家。

堂叔接着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收入自己能做主了，我起早贪黑的干，我省吃俭用省下钱来买好种子、好化肥、好农药，我付出了，多收的都是我的，我暂时吃点苦，秋后有回报，

生产队的时候，交够国家是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农民买化肥要用口粮换，多收了也不一定能多分，交多少公粮就是公社一句话事，所以投入也不积极。

我问堂叔：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那时候官僚主义、瞎指挥风气很浓，农民没有自主权，只有被动听话干活，所以干活积极性、主动性差；收入分配不能自主，付出和回报不匹配，生产队也缺乏投入的积极性。

堂叔说：对！管人最难管，农活也不好定标准，比如锄地，你要求速度，他就锄的浅，你不要求速度，他就玩着干，能单独干的活非要合到一起，就是简单的事变复杂了，自寻烦恼，都说人多力量大，力量大内耗了，很多也没用到正处。

种地的周期一般是按一季或一年计算的，人多力量大，那么多年生活也没怎么变，力量都消耗到那里了？

我问堂叔：那时干活打呼隆、大锅饭、搞平均也是影响积极性的很重要的一项吧？

堂叔说：搞大锅饭、平均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就是这样还吃不饱，如果差别大了，那很多劳力少家庭就没法过。

如果真要是粮食充足，在保证吃喝的情况下，也可以适当让工分多的多分点，调动积极性，可生产队粮食一直紧紧张张。

我说：不是说不能搞物质刺激吗？

堂叔笑了，说：谁知道，还没到那一步，大家都稀里糊涂混，指望生产队吧！年年失望，粮食就分那么多，年年紧巴巴的过。

自己也没有其他门路，除了上工前，散工后拔点草拾点柴、家里养头猪，养几只鸡也没有别的法子挣钱。

说句良心话，那时的社员就是混，上工混工分、散工混日子。

（以上是根据和老人闲谈整理，只是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