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相继失败之后，决定釆纳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建议，用“铁桶计划”“围剿”红军，彻底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9月底，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集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司令、军长开会部署“剿共”方略。
当时位于庐山脚下的德安专区保安司令莫雄（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按说还不够参加这个军事会议的级别，但因他“剿共”有功而被蒋介石点名特邀参加。
会议是在警戒森严和保密的情形下进行的。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具体事项由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负责。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最后公布了“铁桶围剿”计划，决定用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同一指定的时间突然加以包围。
形成一个以瑞金为中心，半径达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
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派12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以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时间，包围圈一形成，这12个师随即撤离。
同时立即断绝一切交通，禁止任何人出入，以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
然后各部队依照命令每日推进17华里左右，逐步缩小包围圈。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就构筑一道碉堡线.
碉堡的设置使得它们的火力能构成极为密集的交叉封锁网。计划每月向纵深地带推进50华里，六个月进逼红都瑞金。
那时瑞金四周将有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
国民党在中央苏区修建的碉堡
为防红军突围，又规定每重铁丝网之间的防守要绝对保证，设立大量碉堡群、地雷阵。
如遇突发情况，则立即用大量美国军用卡车调动部队，运行线路都布置得十分详细，无一遗漏。
计划中对某个部队或单位何时必须到达某个位置，铁丝网何处预留缺口，何地装以鹿碧、拒马，何处建弹药库、粮秣、医院、绑带所、有线电话网及中继站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事实上，蒋介石在会议前数月已开始了这次军事行动的准备：德安一带运来了大量铁丝网，各部队装备大大改善。
美制军用新卡车1000辆己运到，9月份国民党各部队相继整训就绪。
陈诚率领的国民党第十八军攻陷石城，进至宁都，稍事停留后拟分两路攻打党中央所在地瑞金，以达到最后全部消灭红军的目的。
而当时红军还在执行“全线岀击"“两个拳头打敌人”的错误战略，和敌人进行阵地战、消耗战等。实际上，红军危在旦夕。
会议结束时蒋介石致闭幕词，他给与会者打气说：“现在剿共大业己握胜券，望各方面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决策，毕其功于一役！”
在场的200多反共军事头目个个气势汹汹，摩拳擦掌，纷纷发誓要在这次“铁桶围剿”中剿绝共军。
会议散发给与会者的文件很多，每人约有三四斤重，内有“围剿”总动员令、各种图表、150万兵力的具体部署、各战斗队的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剿共”守则及蒋介石的语录等。
每份文件都打上了蓝色的“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
至此，蒋介石更是踌躇满志，正如《蒋介石年谱》中所载：认定“围剿”中央苏区的大势业已完成，胜利在望，扬言：
“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之后，于10月上旬偕夫人宋美龄下庐山，准备前往华北视察去了。
10月中旬，蒋介石带着宋美龄正在华北游说：“他不是不抗日，是被共产党拖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行”的时候，突然接到南昌行营转来的情报，说红军主力开始突围，前锋已通过信丰江。
于是他匆匆赶回南昌部署围堵红军。制定了百无一漏的“铁桶计划”，只待“收最后围歼红军之功的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红军居然还是突出了包围圈”。
他更想不到的是，向红军泄露这份情报的人，竟是江西有名的“剿共专员”莫雄。
牯岭会议结束的当天，莫雄于掌灯时分回到德安。这位早年同情革命的保安司令、行政专员急得吃不下饭，呆呆地坐在那里。
莫雄深知，若把绝密“围剿”计划泄露出去，自己将必死无疑。如果不告诉项与年等共产党员，又觉得对不起老朋友，到时将是一片刀山火海，将是几十万生灵惨遭涂炭！
真是心急如焚，却又难以言说。他身边的共产党员项与年、卢志英、刘哑佛看出他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样子，猜想这次庐山牯岭会议蒋介石必定有什么重大决策。
经过反复追问、启发和推心置腹的劝说，莫雄终于冒着死亡的危险将实情说出来，同时把从庐山带下来的大包绝密文件交给了他们。
在一间密室里，他们飞快地翻看着这些从天而降的大包绝密文件，无比激动，又十分紧张。
蒋介石的阴毒计划一清二楚：用持久战和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逐渐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和物资资财，慢慢缩紧包围圈，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全部消灭红军的目的。
这个毒辣的计划一俟完成，10万红军劫数难逃。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它事关红军的存亡，必须立即让党中央知道。
项与年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将这些绝密文件的中心点以特急电报发往党中央。
然后弄来四本学生字典，分头将文件的详细内容密写到字典上，由熟悉这一带人情地貌的项与年火速送往中央所在地瑞金。
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八个县市。
高山阻隔，河流纵横，途经几十个关卡。有时白天不能走，只可夜间走，其中有艰险可以想象。
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模样，把四本学生字典、牙膏、水杯、布鞋和两件旧衣服等装在用毛巾自缝的袋子里拿在手上，连夜出发。
项与年
第二天下午，在快到南昌市的一个关卡处遇到了搜查的敌人，在敌人正要检查项与年的袋子时，他急中生智地跟敌军官周旋说：“老总，我的牙痛又发作了，让我先找点牙痛水点上。”
他一边找牙痛水，一边把学生字典快速地晃了一下说，“袋里就几本字典，本人教书用的”，敌军官相信了并不耐烦地说：“走开、走开。”就这样巧妙地应付过去了。
项与年将抄有绝密文件的字典带到德安行署驻南昌市办事处后，想起后面的路途将会更危险，这几本字典很可能会引起敌人怀疑。
他迅速找来几位年轻精干的地下党员将文件内容缩写密录在薄纱纸上，然后将它们藏在鞋底里，趁着月色又上路，向南昌城外走去。
项与年暗自思忖：往瑞金去，山高谷深，离红都瑞金越来越近了，敌人的盘查将会更严。
以教书先生的身份继续向前走肯定是不行了。为了使情报万无一失地送到党中央手中，他计上心来，何不装成一个乞丐？
项与年送信路线图
但他那副文质彬彬的儒雅模样距离一个乞丐也差得太远了。项与年在路旁找了处隐蔽的地方，毅然用砖头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巨大的疼痛使他顿时昏倒在路旁。
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清醒过来，又继续赶路。饥饿了就吃一口干粮，渴了就喝一口河水，实在困了就倒在树底下睡一会。当他发现路上没什么人时，就疾步如飞。
现在的项与年真真切切地如同一个乞丐了，连日昼伏夜行，极度的疲劳使他蓬头垢面，脸无人色，树枝和石子撕破了他的衣服和鞋。
加上缺了牙的血淋淋的嘴巴，没有人愿意再多看他一眼。
在敌人设置的又一个关卡处，凶神恶煞的哨兵瞪大眼睛问项与年：“你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大？”
他谎称在一大户人家要饭时，主人不但没有给反而放出恶狗来咬他。他慌忙奔跑中跌倒时摔的。敌军信以为真，痛快地让他过去了。
民国乞丐
就这样，他一路上风餐露宿，经过无数艰难险阻，终将绝密情报亲手交送党中央。
在这之前，中央综合多方面的情报，知悉蒋介石必将对中央根据地发动总攻击，中央红军如不能及时突出蒋介石的包围圈，后果将不堪设想。
项与年送来的情报，对中央作出红军立即果断地撤出根据地的决定，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0月16日，也就是蒋介石的庐山牯岭会议之后一个星期，中央工农红军赶在敌人的“铁桶围剿”包围态势完成之前，撤出了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央红军殊死拼杀，血战湘江，突破敌人层层封锁线，终于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确定了毛泽东在我党我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最后率领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长征途中毛泽东在谈到红军为何这样急迫地离开中央根据地时曾说：“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的阴谋未能得逞，就将靠近娄山关地区约二三十万军队调到娄山关集中。
因红军北上陕北经娄山关只需四五个月时间，故蒋介石估计娄山关是红军必经之路。但当时红军只四五万人马，怎能硬拼？因此须走四川省北上。
但走四川省一定要经过贵州省毕节县。这时蒋介石将莫雄从德安调往贵州担任贵州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专员公署设在毕节县。
县内只有彝族警察四五百人。当时在湖南的贺龙派人与莫雄联系，要他就地成立游击司令部，莫雄对来人说：“毕节县无人无枪，眼下无法成立。”
此后红军决定走四川北上，这样毕节就成为红军必经之地，为此莫雄觉得很难办，经与项与年等地下党员同事协商，议出一策：
让项与年去娄山关附近给莫雄发一份假电报，佯说“红军决定北上娄山关，现大军云集娄山关边缘”。
莫雄收到电报后，就将毕节县警察大队调出城外，向娄山关进发，让红军得以安全通过毕节县，走乌江入四川省。
共产党从来不忘记老朋友。1956年，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指派项与年专程去接莫雄，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李克农特为莫雄在王府井帅府园设宴。叶剑英元帅也在家中设宴招待莫雄，并称赞他的功劳。
前面提到的传奇式人物莫雄，中共特工项与年同他怎么认识的，他们之间究竟建立了什么样关系呢？
项与年（中）
莫雄是孙中山时代的老国民党员，蒋介石、宋子文等人的老朋友。
1930年初，项与年在上海经地下党员刘哑佛（1894—1939年，鲁迅文章《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的哥哥）的介绍，认识了莫雄，从此莫雄就成为中央特科的重点工作对象。
莫雄16岁就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闹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尔后参加过讨龙、援闽援桂、北伐东征，骁勇善战，屡建奇功，人称“莫大哥”。
本来他和蒋介石同在许崇智部下共事多年，1925年8月廖仲恺被害，蒋介石趁机夺了许崇智的兵权。
莫雄任师长的建国粤军第十一师（刘哑佛时任师政治部主任）也被蒋介石加以“反革命军队”之罪就地缴械遣散。
莫对蒋排斥异己的行为十分不满，从此对蒋介石敬而远之，之后又两次参加张发奎反蒋的行动，均不成事，只得于1930年来到上海找到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
宋子文看在和他是同乡的份上，给他安了个一个挂名领干薪（月薪300元）的财政部视察职务。
一天，在上海街头闲荡的莫雄巧遇当日旧部刘哑佛。他乡遇故人，格外高兴。
莫先生性格豪爽，平易近人，有强烈的正义感，视金线为粪土，乐于助人，在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物中又有不少老关系。莫刘相洽甚欢。
刘哑佛还介绍了一些朋友与莫雄相识，其中就有项与年、严希纯（1898—1965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等。
项与年等人经常到莫雄的住地一一霞飞路桃园坊，用革命理论开导他，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介绍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打败14国联军侵略的情况，并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
在特科几位中共党员的启发下，莫雄明白了实行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是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唯一途径。
如果用法西斯独裁专制的办法统治中国只会亡国亡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悟出这一道理后，莫雄甚至一度有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莫雄就是这样，但最终他以一种十分特殊的身份在国民党中留了下来。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在最黑暗的年代，他一直在暗中冒险帮助党、帮助革命。解放之后也一直是党的忠诚朋友。
项与年与莫雄交往之初，先请莫雄帮助我党做了一些“小事”。他请求莫雄运用自己的影响设法保释几名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莫便去找上海警察局局长文鸿恩。
此公与莫素有交情，在他的请求和劝说下，便把这几个共产党员释放了。至于将庐山军事会议秘密情报交给我党这样一连串惊心动魄的行动，那都是这以后的事了。
1933年10月，莫雄因国民党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杨永泰
杨永泰交给莫雄两份空白组织表：一份是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另一份是第四区保安司令部，还有蒋介石的委任状及一张3000元大洋的支票，让他自组人马。
这实际上是蒋介石收买人心的一种姿态，他是要通过这个姿态让莫雄明白：我对你莫雄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反过来，你对我应报以忠心。特科立即利用了这个机会。
莫雄对杨永泰说“我在江西一个人也没有，在上海倒是有不少朋友。”
杨永泰同意莫雄去上海找人组织班底后，莫雄就直奔上海找到项与年、严希纯和刘哑佛等共产党朋友商量如何组建专署与司令部，并把蒋介石的委任状和空白组织表拿给他们看。
莫雄对他们说：“我准备与蒋介石斗法，用他的拳头去打他自己的嘴巴。请你们将这两份组织表拿回去与你们上级商量研究。”
“我佩服共产党，我相信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共产主义可以救国兴邦，蒋介石反共剿共是要亡国的。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请你们派人与我一起干吧！”
“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蒋介石要我剿共，我要剿老蒋。”
项与年等人听罢十分高兴，当即把老将给莫雄的委任状及组织表带走上交组织。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反对敌人的“围剿”，特科负责人王世英选派特科精干人员去江西工作。
1934年3月底，江西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在德安正式成立。
除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外，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内从参谋长到重要下级军官（包括谍报组的人）差不多都是从上海来的中共地下党员。
胡毅、陈修爵任保安副司令，刘哑佛任专署主任秘书，卢志英（1948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任参谋室主任。
项与年任情报参谋，傅肖先任科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贾绍谊任情报股长等。
陈昌（贾绍谊）
利用莫雄的掩护，项与年等人迅速在德安建立了地方党的组织，介绍了不少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在大特务头子康泽手下任职。
又让莫雄推荐十几人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工作，隐藏在国民党核心组织里长期进行秘密工作。
项与年他们不仅在德安专署辖区内，因为莫雄的关系通行无阻，就是在南昌市，他们也利用德安专署驻南昌办事处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设立交通站。
当时中央特科的丘吉夫和卢志英的妻子张育民在南昌市内开了一个“张育民诊所”做工作掩护，专治花柳病、妇科病兼接生和堕胎。
诊所生意很兴隆，有不少高级官员、军官的姨太太及中下级军官常去看病。丘吉夫是药剂师，张育民是医生。实际上他俩共同负责军事情报联络和交通工作。
项与年等人的情报通过张育民诊所再发往上海的唐拾义药厂或百中堂药房的郑世农，然后转交组织。
民国时期的南昌
郑世农当时任唐松义药厂的营业部主任和百中堂药房的经理。这两个厂同全国各地均有交易，每日与全国各地同业往来的信件约有百封之多。
信件经过上海邮局时不需检查，因此这条交通线一直很安全，没出过问题。
在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几十人中，除项与年和刘哑佛是莫雄的老相识以外，其余的人莫雄都未曾见过。但莫雄让他们放手去做。
在专署及司令部内，一切事务皆由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等人负责办理，做得干净利落。
德安距南昌50公里，距九江55公里，是南浔铁路（南昌一九江）的中心点，为军事上必争之地。
四区专署下辖德安、九江、星子、瑞昌、彭泽、湖口等7个县。按蒋介石的说法，这里是红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
民国时期的德安
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特拨2个省保安团归莫雄指挥“剿共”。
为了迷惑敌人，使莫雄的部队既不真正打红军，又能取得上头信任，项与年一方面派人与当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联系，让该区的红军潜伏下来分散休整或向别的专区岀击；
另一方面让莫雄派出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几仗，制造红军大溃败的假象，并在“剿共”中通过各种巧妙的形式将大量弹药物资送给红军。
这样不到六个月，红军已在德安专区“绝迹”，苏维埃政权已“消灭”。
而实际上，苏维埃政权全部安全地转入到地下。这样别的专区天天闹警报，德安专区却“风平浪静”，莫雄遂将一连串“剿共”捷报呈报熊式辉和蒋介石。
熊式辉嘉奖莫雄所辖的第四专区为模范区，是“剿共得力，全省第一”，甚至蒋介石也被迷惑住了，给莫来了个通报表扬，“传令嘉奖，考成第一”。
熊式辉
这种假象帮了莫雄大忙，使得蒋介石特许他参加了牯岭军事会议，从而引发项与年给中央星夜送情报这一惊险之举。
送完情报后，项与年受命参加长征先遣侦察队，但很快又周恩来派回上海，接受一项特殊任务。
为了反击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决定破坏敌人运送军队和粮食弹药的重要供给线——南浔铁路，炸掉德安铁路桥、南昌飞机场和油库。
为此，中央特科在上海办了一个爆破训练班，党员由各地方选送，还在南昌市设立了一家出售爆炸品的商店。
训练班培训结束后，组织上挑选了李姓王姓两党员去江西执行破袭任务。
一天，刘子华把两名爆破队员领到上海大饭店介绍给项与年，并交代他把两名队员带到南昌以后再分配给他们具体任务。
四人见面时，为安全起见，刘子华故意对两名爆破队员说项与年是自己一位可靠的国民党朋友，这次是去南昌找工作，正好顺路带你们一下。
接着刘子华暗地里分别给每人一瓶到南昌后写报告用的密用药水，并约定三人次日乘同一条船去南昌。
第二天，三人一同从上海上船，当轮船驶靠南京下关码头时，项与年即被国民党暗探捕到一个旅馆，过了约十分钟，那位姓李的爆破队员也被捕来，但没见到那位姓王的爆破队员。
项与年估计，姓王的队员不是国民党派进内部的特务，就是临危叛变了。
不久，项与年和姓李的队员被敌人用汽车押入南京城内一座看似民房的特务机关。项与年决定先稳住敌人，拖延时间，等候上海方面的营救或指示。
敌人先是一起审讯项与年和姓李的队员，他俩都从容地相互推说不认识。敌人说：“不要骗我们啦，我们是很清楚的。”后来，特务又把他俩分开审讯。
特务要项与年说出去南昌的真实目的，并说只要说出来就可以保证其生活、工作和个人前途，还可以见到陈立夫（CC特务头子）。
项与年拿出掩护工作用的预备证件，证明自己是国民党员，这次去南昌是去找工作做。
特务问了两天，项与年都从容地随机应变，敌人每问一次就换一个特务，而且每次都用软化利诱方式，并不强迫。
第三天，敌人给项与年照了相，随即将他们转移到另一处关押。
在进大门的时候，项与年故意放慢脚步观察周围情况，忽见那位姓王的爆破队员与一位抱小孩的漂亮女人正在不远处调情，满面得意谈笑风生。
这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姓王的果然是奸细。项与年装作没看见走了过去。
姓王的确是混入共产党内部的奸细，受训前为同济大学学生，从刘子华处接受任务后就去向国民党特务告了密，致使项与年和李姓队员被捕。
民国时期的同济大学
项与年心中无比愤怒，恨不得一拳砸死他。
项与年和姓李的被带进一间房子后，不一会儿，姓王的奸细和一个特务进来了，显得心中有底的样子，特务说：“你们三人都来了，很好，王先生已全部说出来了。”
项与年未予理睬。特务走开后，留下姓王的奸细来劝降。
王试探性地问项与年：“怎么样？”项与年坦然答道：“你们的事为难了我。”意思是说，我不是共产党，是你们共产党的事连累了我。
王又说：“你不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的话，共产党怎么会把我们交给你？”
项说：“你以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为朋友老刘办事讲义气，这算什么共产党！”
项与年估计王奸细对他将信将疑。如果什么都顶着不说，有王奸细在，敌人会断定他是共产党员，一定会采取更毒辣迅速的审讯和破坏。
经过几天的审讯，他认为敌人目前并没有掌握实质性的东西，这时候只能根据自己的面目和条件，一方面骗敌人说自己不是共产党，是被别人利用的；
一方面把王奸细在上海知道的一些无足轻重的情况说出来，取得敌人的相信，将敌人的注意力引向南昌，放松对上海方面的警惕，使上海地下党获得相机行事的机会和时间。
而上海方面获得警报后又会通知南昌地下党、那时再寻找机会。
主意打定之后，他心中便有底了。过了一二天，项与年装出被特务说服了的样子，说自己早已是国民党员，因为国民党搞得不好，所以自己很消沉，但决不是共产党员。
因为失业，生活上无法，得到朋友老刘的资助，所以这次是受托帮忙的。这次去南昌是帮助王、李布置工作，再写信回上海，他再派更多的人来南昌。
不出所料，他的这番“合情合理”的话使特务相信了。特务决定让项与年跟他们一起去南昌，好让他向上海老刘汇报，引来大批人后再收网。
一天晚饭后，一个特务来跟项与年说第二天送他去南昌，要他做好准备。
这个特务出门不一会儿，另一个特务突然闯进来向他咆哮：“你他妈的，以前说的那些全是假话，有人向我报告你就是共党分子！”
敌人的突然恫吓对项与年毫不起作用，他立刻意识到这是敌人在耍花招又一次考验他，于是很镇静地说："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只好随你的便！”
果然，这个特务马上堆笑说：“只不过试试你的，其实是相信你了，明天还是去南昌”。
次日晨，项与年、李姓爆破队员、王奸细及5名特务一同乘轮船由南京去南昌。项与年一直在思考如何通知上海地下党，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决心冒险一试。
他借上厕所之机，用规定的密语写到带在身边的一张明信片上，托上厕所的一个人替他寄往南京的一个关系点，再由南京通知上海党组织。
那位不知姓名的朋友果真把明信片寄到了南京。
到了南昌，他们先是住进一个小旅馆，很快又搬到一个二层楼的楼上住，楼下住着不少特务。
第二天，敌人让项与年领着去找南昌行动的准备关系：一个姓廖的家、一个女人家、一个小店，取得了特务的初步相信。
稳住敌人之后，项与年用几天时间迅速摸清了住处附近的环境情况。由于敌人放松警惕，对项与年的看管也不那么严了。
一天晚上，项与年偷偷跑到地下党员傅肖先家（在莫雄手下任职），说了几句话就迅速赶回来，特务没有发觉。
项与年要傅肖先火速通知南昌交通站的丘吉夫去上海报警。
几天后，丘吉夫即由上海返回南昌，向项与年传达了组织决定。上海地下党认为这样拖久了势必引起敌人怀疑，要求项与年尽快寻找机会逃跑。
丘吉夫
接到上级指示后，项与年利用自己熟悉的环境，找了一个机会迅速逃出来，先到地下党员刘哑佛（在莫雄手下任职）家躲藏，天黑后转移到德安专署驻南昌办事处。
三天后，在丘吉夫帮助下项与年装扮成一个商人星夜出发，回到上海，和特科接上了关系。
在这次被捕及脱险斗争中，项与年机智勇敢，临危不乱，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计划，既保存了自己，更保存了所有的组织关系，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回到上海后，他被组织上授予“反敌特斗争胜利”奖。
之后，组织上认为项与年不再适合在上海工作，于是安排他负责指挥营救方志敏的行动。
这时方志敏被关押在南昌蒋介石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项与年等人多次到囚禁方志敏的牢狱附近侦察敌人看守力量和地形情况，上海地下党还派“红队”队员来南昌协助营救，计划与监狱中的关系配合起来把方志敏抢出监狱。
“红队”队员们来时还准备了化装物品，打算把方志敏抢出后化装成农民逃往乡下。
这些计划终因敌人防守太严而没有实现。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在南昌英勇就义。
1935年11月，项与年又参与了红军与杨虎城的统战联络工作，在西安、北平、延安之间跑了一年多的交通。
抗战爆发后，项与年奉调延安，历任绥德专区统战部长，关中分区统战部站等职。解放战争时期跟随大部队闯关东，任松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建国后，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
红军长征后，项与年的许多同生共死的战友有的为国捐躯，有的仍然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时常惦念的“莫大哥”莫雄几度大难不死。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特意叮嘱南下广东的叶剑英要找到莫雄，安排好他的工作和生活。
广东省政协成立时，莫雄被选为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以极大热忱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战斗中。
1956年，在沈阳工作的项与年经多方打听，终于得到了分别20年后的老战友莫雄的消息。
项与年喜出望外，立即给莫雄写了一信：“南昌一别，无时不在想念，今日才打听得你的消息，高兴极了。我们哪天才能胜利会面呢？……”
“记得你身体很好！听说你的眼睛有些毛病，甚念！……我很想来广州，但现在没有机会，你有机会来东北么？我当然很欢迎。”
莫雄接到信后自然也是喜出望外，很快回了信。一个月之内，他们互通了四封信，互寄了相片。
莫雄在收到的相片后，在相片下方写上：“革命引路人梁明德（项与年化名）同志。”
莫雄寄给项与年的照片
就在这年国庆节，项与年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的指示，到广州接莫雄上京参观国庆典礼活动。
叶剑英元帅和李克农将军分别在王府井帅府园和家里设宴招待了莫雄、严希纯、项与年三位功臣，称赞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鼓励他们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再作贡献。
两位英雄久别重逢，北京相聚，畅叙分别二十年的各自经历，莫不激动、唏嘘。此后，他们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组织上也一直没忘记项与年的贡献，1956年10月，党中央在中南海礼堂召开庆祝长征胜利20周年茶话会，邀请部分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参加。
在会上，毛泽东又提到了项与年，问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负责人的曾希圣：“当年那个送字典的人，在哪里，是他救了红军啊。”
当毛泽东得知项与年在辽宁省监察厅当副厅长时，叮嘱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原红一军团老干部黄欧东：“项与年是红军大功臣，你要在工作和生活上多照顾他。”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辽宁省委给了项与年优厚的经济待遇和生活待遇，他的工资在当时省委干部中是最高的，省委还特地给他安排一辆好一点的公务用车。
20世纪50年代，在福建老家同胞兄弟、亲生儿子，项与年没给他们什么钱，却每月上交很高的党费，一般在40元以上，有时多达100元，是全省干部中交党费最多的人。
项与年非常乐于帮助解决同志的困难。当时监察厅一位炊事员家在农村，孩子多而且年龄小，家中很困难，项与年知道后每月接济他家30元，一共接济了三年多时间。
他还资助过汽车司机，邻居等。他在农村搞调研时，如果遇到群众有实际困难，只要自己口袋里有钱就一定会掏出来帮助他们。
他每次出差总是把车票撕掉，不向公家报销或领取补贴。当人家不解地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车票拿去报销？”
他总是说，党给我的已经够多了，我又不缺钱花。后来很多人回忆说：“那时项老除了知道车票可以乘车外就不知道还有报销这一说。”
项与年与儿媳和孙子
按他当时的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项与年完全可以而且有条件穿好一点的衣服、买好一点的用品。
然而他冬天穿的仍是20多年前在上海因特科工作需要而买的一件皮夹克，这件夹克跟他从上海到延安再从延安到东北，已破旧得不成样子了。
棉裤和棉被是从延安带过来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在北京的儿媳妇见他每次到北京老穿那件皮夹克，就笑着对他说：
“解放这么多年了，大家的生活都改善了，你也该穿得整洁些，老这么寒酸，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
他笑着回答说：“年轻人穿好点应该，过去我们出生入死都是为了后代呀。中国虽然解放这么多年了，但大部分人的生活还不富裕。”
“我是上了年纪的人，又不是出国去当大使，将就点就可以了。”
他的宿舍里唯一的装饰就是几盆兰花。黄欧东书记到他宿舍慰问他时，见他的摆设是那样简朴，总免不了要说：“项老，要‘武装’一下啰！”
他总是说：“我可不是'武装部长'，我这样已经比过去强多了！”
平时他总是和机关同事一起去食堂买饭吃，难得和家人开一次伙。上街买水果，他总是拣便宜的买。
到北京岀差、开会，他常常舍不得坐车，而是借一辆旧自行车来回骑。
亲友们劝他：“你都这么大年纪了，骑自行车怎么行？北京这里车多，骑车也不安全。”
他说：“年纪大了更要锻炼身体，只要细心，骑车也是安全的。”
1959年，项与年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福建连城。他的家乡距县城40多公里，约有20公里修通了公路可以行车。
项与年在福建连城故居
县里给他派来保卫人员和小车，他谢绝了，坚持翻山越岭步行回家，中途在朋口公社食堂吃午饭，食堂特地为他杀了一只鸡，他一点也没动。
回到家后，他到处访贫问苦，到烈军属家问寒问暖。
临回沈阳前，项与年把食堂的司务长、炊事员找来开了一个座谈会，吩咐他们一定要对群众关心、热情，千万不要为自己谋私利。
还把自己口袋剩下的500元钱全部掏给了司务长，让他们拿去买点牲畜饲养，以便逢年过节时，给乡亲们改善一下生活。
在故乡，项与年看到家乡还很穷，一到晚上山村一片黑暗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到辽宁后，立即倾其所有积蓄购买了一台40千瓦的发电机赠送给家乡公社，后又捐款六千元为公社办了发电站。
在建站过程中，他得知电站缺少的一根转动轴在福建买不到时，又在沈阳买好托运回去，终于使公社电站及时竣工投入使用。
从此以后，家乡的人民用上了电灯。此外，他还通过做工作使有关单位赠送给当地公社三台汽车发动机和一批电话线。当地群众深受感动。
特殊年代，项与年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毛主席得知后特地指示：“生活待遇不变，可回老家休养。”
1973年，项与年罹患脑梗、失语症，生活不能自理，毛泽东又一次特批他到北京小汤山疗养院治疗。几个月后病情好转。
家乡那个贫穷的小山村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召唤他，病刚刚好转，他就谢绝了组织和同事们的再三挽留，又回到了那个生他养他的小山村。他说不愿给组织上添麻烦。
1976年，他的病势日益严重起来，不得不到福州去疗养，以后又转到龙岩地区第一医院接受治疗。1978年10月2日，他与世长辞，终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