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陕北抽调干部，参加省委训练班
1930年冬，中央为了加强山西工作，将山西特委改为“山西省委”，任命刘天章为省委书记，原特委书记王青士调山东省委任组织部长。又任命魏文伯为山西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殷凯卿为省委组织部长、赤色工会主席，娄凝先为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后又任命谷雄一为省委军委书记。
当时山西的形势是，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阎、冯败军纷纷移往山西，山西驻军骤增，军费开支庞大，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晋票贬值，抽号兑换现洋；人心浮动，社会治安恶化，尤其杂牌军孙殿英部军纪很坏，无法无天，谁也管不了，太原比较混乱。但这些部队中大都有我党的组织和活动，如驻防平定的高桂滋部早就有党的活动，而且基础很好。
刘天章任省委书记后，很注意军事工作，是组织晋西游击队开展晋西游击战争，这支武装后来开到陕北，对陕北红军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二是加强了高桂滋部及其它部队的工作，后来在高桂滋部发动了“平定兵变”，成立了红二十四军，可惜的是因领导失误而失败了。职工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太原兵工厂建立了我们党的组织。河东农民运动正在兴起。学校学生工作、团的工作也都有发展。据我所知，当时全省党员约有300人，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因此，这时期可以说是山西党的发展时期。
我到了太原，按照省委的通知和规定的接头方法，与“老万”同志接上了头，这个“老万”同志原来是山西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魏文伯。魏文伯同志向我交待了任务，要我利用寒假期间到陕北去，和榆宁特委联系，调两个女同志来太原住机关。因当时职业革命者没有家眷，房子租不到，而且容易引起怀疑，有了女同志可以做掩护。那时，陕北党和山西党组织之间有横的联系，陕北党组织基础好，党员多，有不少女党员。魏文伯同志交待完任务后，把省委写给榆宁特委刘澜涛同志的介绍信交给了我，并由府谷县党组织帮助联系。
根据省委指示，我回到府谷，与县委取得了联系，讲明了我的任务，委托他们将山西省委的介绍信转交刘澜涛同志。几天后，榆宁特委通过府谷县委转告我，决定派李回春、李丽春姊妹二人跟我去太原工作。李家姊妹是横山县人，共产党员，当时都在府谷县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在工作中，她们认识了府谷县委负责人李来宾和刘子安，李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县政府建设局长，刘是国民党县政府教育局长。李来宾和李回春、刘子安和李丽春均建立了恋爱关系。因此，李来宾和刘子安提出，要和李家姊妹一起去太原工作。我对此事无权决定，要他们请示榆宁特委来决定。后榆宁特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这样我便带他们4人回到太原，向魏文伯同志做了详细汇报，魏通知我们，省委决定办一个短期训练班，要我们受训后再分配工作。
就在我们到太原的当天晚上，魏文伯同志和河北省委秘书长吴华梓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
四中全会是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错误主张，并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使王明等人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对于王明等人鼓吹的“左”的一套东西，河北和山西一些老同志是反对的。吴华梓同志说，我们党中央现在被莫斯科派把持了，把老同志都排斥在外，很不正常。当时罗章龙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河北成立了“紧急筹备处”。山西情况也相当复杂，上级来人意见不一致，有的跟中央，有的跟罗章龙。但刘天章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服从中央。”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山西省委改为“特委”，殷凯卿任书记，刘天章改任组织部长。这是因为中央决定在党内增加工人成份，党的负责人均由工人担任。但实际上山西特委工作还是由刘天章负责。殷凯卿同志是一位老工人，曾到苏联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在党的经费困难时，省吃俭用，自觉捐款帮助党组织开展工作。党的经费主要用于宣传费和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当时山西党的经费很困难，幸亏天章同志社会地位高、朋友多，可以找朋友筹集一部分，凯卿同志把自己的工资都捐献给了党，再一个就是靠全体党员交的党费了。
我们在太原参加了特委办的训练班。在训练班上，刘天章给我们讲形势、讲任务。刘天章是李大钊的学生，北大哲学、化学两个系毕业，是陕西共进社负责人，李大钊介绍入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当过学兵队长，大革命时期任西安《民国日报》总编辑，大革命失败后被冯玉祥抓住，礼送出境。冯玉祥叛变革命，对共产党还算宽容，不像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刘天章到河北省任互济会负责人，后来被派到山西任省委书记。他非常重视军事工作，朋友很多，于右任、邓宝珊都和他有关系，外号“小军阀”。
这个同志很好，学问也大，他给我们讲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次经济危机，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举出大量数字来加以说明，使人听了非常信服。魏文伯讲组织原则、讲党章。殷凯卿讲职工运动。娄凝先讲团的工作。
训练班原准备请来山西视察工作的北方局负责人贺昌同志讲课，但因贺昌到太原后，蒋介石得到消息给阎锡山来电，说贺昌带大批共产党到太原活动，使太原风声很紧，一下子抓了7个姓贺的，贺昌被迫提前离晋，未能讲成。贺昌到了上海，中央把他批得一塌糊涂，王明一伙攻击贺昌，说他怎么怎么坏。毛主席说过他倒霉时贺昌也倒霉。贺昌到瑞金当县委书记，干得很好，瑞金成了苏区模范县。后来又调到红军政治部当副主任，主任为王稼祥。红军长征时，贺昌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8月在江西会昌与国民党军作战时牺牲。陈毅军长曾写诗悼念贺昌和阮啸仙同志：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唯我独生还。
训练班结束后，给我们分配工作，刘子安和李丽春分配到大同，李来宾担任山西至河北的交通，李回春住机关作掩护，我任山西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原互济会负责人王美元，是邮政工人，改任组织委员。马玉章负责宣传工作。后来马玉章给杨虎城办通讯社去了，由李来宾负责宣传工作。
任山西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
我任山西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后，没有再回铭贤中学。
在这以前，铭贤中学爆发了次学潮，主要斗争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基督教和学校的奴化教育，以唤起学生的觉悟。共产党员贴继堂、史国声和进步学生宋子成、潘启龙等，是领导这次学潮的骨干。学校当局依仗美帝国主义和孔祥熙的势力，对学潮实行镇压，美籍教员还动用了手枪对付学生，并准备将领导学潮的骨干和进步学生开除，后在
社会舆论压力下，经过反复谈判，校方才将开除改为转到太原平民中学。由于我到太原时已将贴、史二同志的组织关系介绍给山西省委，因此，他二人到太原后很快与省委取得了联系，并在省委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革命互济会是群众团体，国际上也有组织，中国是国际组织领导下的部分，主要是救济被难革命战士，也做贫民工作。王美元主持互济会工作时，主要做贫民工作，发动贫民到国民党省党部讨饭，大闹省党部。他工作还算积极，但经济观点不正确，有事就向组织要钱，因此，组织上认为他负责互济会工作不相宜，要我负责互济会工作。
开始我们受魏文伯同志领导，不久魏调北平，便由刘天章同志领导我们的工作。天章同志给我讲，革命互济会的主要任务是做被难战士的工作，做些上层人士的工作。
当时上层人物中个是刘天民，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消沉了，在政界给军阀当幕僚政客，但他没放弃共产主义信念，相信共产党。他是发展对象，后来参加了互济会。还有个是刘正平，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党，在政界活动，和国民党、共产党都有来往。
1931年初刘正平到太原，太原报纸在《来晋出晋要人》栏目上登了消息，说他下榻正大饭店。太原两大饭店，一个是正大饭店，个是山西饭店，这都是军阀政客住的地方。天章和刘正平是老朋友，知道刘在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组织，但没反对共产党，这个人是否可以争取一下，给我们办点事？他和马子敬商量，认为可以争取。子敬说：“我去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下，我相信他不会害我，我们两个也是老朋友了。”
马子敬到了正大饭店，递上名片，刘正平考虑再三：“见还是不见？不见吧，是老朋友了觉得对不起；见吧，他可能还干那个（指共产党），对我活动不利。”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见。
两个见面后很热情，正平问子敬：“你在太原还有什么活动？”
子敬说：“没什么活动，穷途潦倒，没办法。”
正平又问：“你是不是还干那个？”
子敬说：“不干那个干什么？天章现在也在太原。”
刘正平听刘天章在太原，感到很惊奇：“哎呀！天章还活着？"
“还活着！"
“子敬，你一定想想办法让我见见天章。”正平很迫切地说。
子敬说：“见可以见，但他现在很困难，穿得破破烂烂的，身份不同，怎么见？”
正平说：“我马上开个条子，你到银行取钱，让他换换衣服。”
接着，他写了个条子，从银行取出20块大洋，让马子敬带回来了。
后来刘天章在太原市海子边见了刘正平。刘正平激动地对刘天章说：“大革命失败后传说你被害死了，早知你还活着我一定和你一块干。现在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的历史你清楚，我是坚决相信共产主义的。”
天章说：“我知道，我们了解你，不然也不会见你。你先干互济会工作吧，组织问题以后再说。”
正平说：“行，你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正平自见了天章后工作很积极，给王英、邢肇堂等老朋友写信联络，搞上层人士的工作。
天章同志领导互济会工作后，特别强调救济被难革命战士、开辟山西国民党监狱政治犯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大肆搜捕共产党员，被捕的很多，如王瀛、朱志翰、赵秉彝、郭洪涛、郭挺一（郭巨才）、侯富山、王世盖、张文昂、杨高梧、邓国栋、王道新、时逸之等，有的押在山西第一监狱，有的押在陆军监狱。最早被捕的共产党人王瀛，是陕北神木县人，山西一中学生，很有才华，山西共产党负责人，资格很老，和彭真一起，他还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他的夫人朱志翰，也是国民党员。王瀛又是省学生联合会主席，开大会讲话很受欢迎。1927年六七月间，王瀛、朱志翰到武汉汇报工作，当时宁汉分裂，汪精卫还没叛变革命，他们到武汉后既和陈独秀接触，也和汪精卫联络。他们汇报完工作后要回山西，时局已发生变化，赵尔陆劝他们参加南昌起义，他们没听，回到山西被捕。这事赵尔陆同志给我讲过。王瀛和朱志翰是由武汉返回山西路经崞县时被捕的，然后解到太原。怎样处置，有两种意见：“老派”如赵戴文等主张争取不杀，因为王是才子，杀了太可惜，应把他留下来，还可以做点事；“新派”（蒋系国民党派）主张非杀不可，蒋介石给阎锡山也有公事，说王是共产党骨干分子，非处死不可。结果，1927年12月在太原新南门将王瀛处死。当时太原市都戒严了，怕学生和工人闹事。朱志翰被判了12年徒刑。
在山西枪毙的共产党人中，第一个就是王瀛。解放后彭真谈起王瀛，问我：“王瀛家里怎么样？”
我说：“那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家中情况我不了解。”
怎样才能与狱中的同志取得联系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关在第一监狱的郭洪涛、赵秉彝同志。这两个同志我并不认识，但他们的名字及事迹我听到不少，对他们很敬佩。郭洪涛又名郭惠卿，陕北米脂人，曾是榆林中学的学生，后来转到太原山西国民师范读书，在校发展党员，发展了一个国民党右派，结果让这个右派告密被捕了。还有受他影响的两个同志也被捕了。这两个同志是我县的，一个叫郝辅汉，一个叫高仰先，他们两个后来打保释放了。郝、高回到县上给我讲，郭惠卿这个人被捕后表现很好，敌人问他：“你做过什么运动？”
郭说：“我身体不好，打篮球不行，打乒乓球还可以。”
敌人说：“我问你做过什么革命运动？”
郭说：“你讲清楚嘛！革命运动我没做过，我宣传过国民党，说我是国民党左派我承认。”
所以郭洪涛是以国民党左派名义被捕的，判了7年半的刑。
赵秉彝是保德县人，我们是隔河乡亲，大革命时期很有名，是国民党太原市党部委员，被捕后判了18年，也很坚强。
这两个人我都有好的印象，所以天章交给我跟狱中政治犯联系任务后，便去找这两个人联系，通过他们打通与狱中的关系。
我把我的想法向天章汇报后，天章表示可以，我买了点点心、水果先去看郭洪涛。在监狱接待室登记时，我自称是郭的表弟，到北平读书，路过太原顺便来看望表兄，并送些食品给他。监狱看守安排我去接见室接见，接见室中间是个走廊，两边是铁丝网，犯人和接见人隔着走廊可以看到。
看守打招呼：“郭洪涛接见！”
当时我很紧张，因为我不认识郭，怕认错露了馅。一会儿，我看到一个小个子、很瘦的人出来了，我想这可能就是郭洪涛了，便装作非常熟悉、激动的样子主动搭话：“表兄，我要到北平读书，路过太原，离家时家里人都很惦记你，姑父母叫我顺路来看看你，看你身体怎么样，希望你早点出来。”
郭洪涛愣了一下，马上说：“我身体很好，请家里不用惦念。”
我说：“大家都惦记着你，怕你生病。我在太原还住几天，现住府谷会馆，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郭说：“好，你别急着走，多住几天，再来见见面。”
就这样，我们在看守的监视下初步接上了头。回来后我给天章汇报，他说：“很好，抓紧工作。”
过了两天，一个姓魏的看守受郭洪涛委托到府谷会馆，给我送来一封信，我接待了，简单回了个信，请他转给郭洪涛。我给这个看守两元钱，他很高兴，表示以后有事可以帮忙。我说：“用你的地方多啦，请多关照。”
看守老魏走后，我立即找碘酒涂在信纸上，很快就显出了内容，汇报狱中政治犯大多数表现很好，唯有郭挺表现不好，还有个写过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表现也不好。希望组织加强领导，最好派人进狱中交谈。我看后把密信烧掉，接着向天章同志作了汇报。天章表示可以设法进监狱，给他们讲讲党的方针路线，并了解一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遵照天章同志的指示，我找看守老魏提出，家中有许多事要向表兄讲，接见时间短了讲不清楚，最好能把我引进监狱，给我表兄详细谈谈。看守老魏听了踌躇了一下，觉得不答应又过意不去，就说：“可以吧，有机会我领你去。”
一天，看守老魏带我进了第一监狱东监“恭”字监，郭洪涛、赵秉彝在等着我，我进了他们住的囚室。我向他们传达了反立三路线斗争情况和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讲了山西革命形势大好，准备发动暴动，建立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等等。
他们听后觉得很新鲜，因为长期过着囚居的生活，不知外面的大局，也不知道党的活动情况，现在知道党并没有垮台，而且越来越发展了，感到革命前途光明，增强了革命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也传达了山西特委对他们的殷切希望，天章要我给他们讲：要好好锻炼身体，做深呼吸、短跑；利用时间读点马列著作；有条件的开展斗争。他们提出要建立狱中支部，还提出去不去反省院问题。因为国民党“国难会议”决定政治犯减刑三分之一，减刑后服刑三分之一可去反省院，所以他们请示组织可否去反省院。我表示这些问题须向特委请示后才能答复，并建议他们向组织上写个报告说明情况。他们当即写了报告，让我转交组织。
我从监狱回来后，当即向天章同志作了汇报。过了几天，天章给他们写了回信，要我再次进狱当面交给他们。信中讲了这么三点：
一、可以建立狱中党支部，郭洪涛任书记，赵秉彝任支委，再选一位同志为支委，三人形成一个核心，领导狱中工作。
二、为了早日出狱，可以去反省院，但应坚持立场，在不损害党的利益原则上，可以履行一般手续，比如打保等。
三、因高举同志调北平工作，今后联系由马子敬同志负责。
因我在太原社会关系很多，许多人知道我的身份，认识的人也很多，怕暴露，组织上认为我不宜再留在太原做地下工作，互济会的工作由马子敬接任。
马子敬是黄埔生，一直搞军事工作，后来被捕投靠蒋介石，当了国民党的军长。
到北平接组织关系
1931年6月，我奉命离开太原去北平，这时河北省委已从天津迁到北平了。临行前，山西特委给我写了两封信，一封是联络信，给北京大学温济泽的；一封是和党接上关系后的组织介绍信。这两封信是由山西特委秘书长丁楚元写的，这个人后来成了大叛徒。
我到北平后，按照组织的安排，住在西单堂子胡同的一所公寓里，先把联络信发出去了，等了几天没有回音，心里很着急，便跑到榆林会馆通过老乡找关系，探听消息。在这里，我碰到高明甫，陕北米脂人，是搞文化工作的，外号“高尔基”。他约我一块去逛北海公园，我问他有没有党的关系，他说原来有，现在失掉了。他是个浪漫派诗人，对政治不在乎，当时我正为找不着党接不上关系而着急，而他却在这里论开诗了，又是什么“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等。我看他如此不关心政治，靠他接关系没什么希望，便告辞了。
此后，我借了同学一张初中毕业文凭（因我上初三时没等毕业就离校了，所以没有文凭），考取了平大高中。我把报上公布的录取名单寄到家中，家里便寄钱供我上学，这样我的生活有了保障，就继续寻找党的关系。
那时，找不着党很着急、很难过，像个没娘的孩子一样，坐卧不安，吃不下饭，整天在街上逛，东西长安街我是跑熟了。
一天，偶尔在东长安街上碰到了肖明，我跑交通的老上级，我很高兴，认为这下可接上关系了。我把他领到我的住处，把介绍信交给他，请他转交给组织。当时我看他面带难色，但还是答应了。
过了几天，肖明把介绍信给我退了回来，说他也联系不上了，这时才告诉我他已脱离了组织，他是反六届四中全会的，被开除了党籍。他还对我说：“你要能和组织联系上，请转告组织，我肖明虽然离开了党，但没反党，未做过任何不利于党的活动，我还是维护党的，请组织审查。”
他当时经济很困难，我送给他10元钱资助他的生活，他送给我一本《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书，以后我们没再见面。后来我才知道党给他恢复了关系，他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他到了延安，建国后在北京担任工会主席。
不久，我在榆林会馆碰到了曾跑过北平至天津的交通崔逢远同志。他也没关系，但他知道河北省委被破坏了，廖化平和潘东舟叛变了，这两个人带着敌人抓共产党，使省委的许多同志被捕。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到北平一个多月未能接上关系，原来如此。于是，我想回太原向组织报告北平之行所见所闻，特别是河北省委被破坏的情况。
正在这时，我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平定兵变，成立红军第二十四军，占领河北阜平县城。《益世报》上称“北方朱毛兴起了”。看过这一报道，我非常兴奋，更想早日回到太原，一方面向组织报告河北省委被破坏的情况，一方面要求组织派我去红二十四军工作。
红二十四军是我党在军阀高桂滋部队发动起义建立起来的，我在太原时就知道，特委作过起义部署，原计划“八一”起义，因走露了风声，事先发给参加起义同志的红臂章被敌宪兵发现，只好提前起义。
高桂滋是陕北人，他手下的军官大部分也是陕北人，大革命失败后，陕北许多共产党员潜入高部，做地下工作，有的任营、连长，所以这个部队党的基础很好。中原大战阎、冯失败后，这个部队归阎、冯军所属，驻山西平定。在刘天章、谷雄一（山西省军委书记）领导下，党在该部队中日益发展壮大，同时因该部欠饷不发，士兵怨声载道，要求改善待遇，适值高桂滋在北平养病，趁此良机，党决定在该部发动起义。
经请示中央，番号定为红二十四军，布告、图章都是在太原准备好的，后送到平定，我记得图章是用萝卜刻成的。组织决定赫光（万锡绂，高部连长、共产党员）任军长，谷雄一任政治委员。谷雄一是位老同志，曾在顺直省委做过军委工作，此人很精干，很有本事。
因起义提前，准备不充分，部队没有全拉出来，大概拉出不到一个团、一千五六百人。起义部队打开阳泉监狱，释放政治犯，向晋北五台山一带发展，在山西、河北交界处活动。高桂滋派部队追赶，又跑了一个营，就再也没敢去追。起义部队后来打开阜平县城，成立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
正当红二十四军发展的时候，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谷雄一等领导人也缺乏经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上了军阀石友三沈克师假投降的当，只带少数警卫人员去敌方营地受降，结果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赫光和谷雄一被捕后英勇就义。红二十四军失败后进入山西北部活动，后又往陕北拉，因这个部队士兵多是直、鲁、豫人，到陕北高原不适应，半途开小差的很多，战斗力减弱了，被陕北军阀井岳秀的部队打垮了。
刘天章得到红二十四军失利的消息，赶快到陕北挽救这个部队，他到府谷、神木一带后，部队已经垮了，于是就回来了。
红二十四军的失败，是党的一个很大的损失，如果这支队伍能保存下来，在华北地区将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红二十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一，军领导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困苦，士兵生活也很艰难，士兵革命化，厌战情绪日甚一日，要求到红军去改善待遇，所以对石友三的部队诈降深信不疑。
第二，轻信诈降已经是错误的，又去敌方营地受降，显然是不对的，结果被敌人包围解决了。
第三，撤出阜平后，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军心不稳，部队失去领导核心，涣散失败了。
关于红二十四军失败的教训，中央代表到山西来检查时，批评山西特委“没有执行列宁的进攻路线”。大家对这个批评不赞成，认为如果部队不那么干，在山地打游击，建立根据地，可能不至于失败，结果部队开到晋东北，离北平不远，还靠着阎锡山老家五台县，地形也不利，无法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所以，部队不是没有执行列宁的进攻路线，而是执行“左”了。
红二十四军的诞生，其规模在华北是少见的，这么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很少有人谈起和叙述过。薄一波的回忆录中，谈到他到山西和谷雄一布置过此事，但他没有参加这个斗争。我也没有参加这个斗争，但了解一些情况，写出来为的是供史学界参考评价。杨虎城的一个团长叫赵鹏九，共产党员，他专门写了一幅大字，就是写红二十四军的。因为是搞军队工作的，他对红二十四军最了解、最清楚。娄凝先的文章提了一下，但写的不多。对于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应该专门写文章纪念、追述。
【高克亭（1911年7月1日—1998年3月17日），陕西府谷县城关镇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太谷铭贤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山西特委委员、交通员，共青团河北省委山西特派员，中共太谷县特支书记，山西省互救会中共党团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同年10月调山东工作，历任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及山东分局组织部科长，鲁东南特委书记，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鲁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城工部长，鲁中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中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鲁中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954年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工委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分局工业部长、山东分局副书记。1954年—1958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山东省副省长。1958年10月—1978年，任青海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1979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1979年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省顾委主任，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党史学会会长。1998年3月17日逝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