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箫紫圜

编辑|梦入神

淳和反常的行为背后可能有另外的意图。

淳和向恒贞亲王传达这一反常的顾命，可能是因为其对象不是作为淳和皇子的恒贞，而是在皇位交替继承的背景下，即将成为下任天皇的恒贞。

淳和顾命恒贞的前提是，恒贞一定会继承皇位成为下任天皇，因而才会向恒贞表达不入国忌的愿望。

淳和在不豫、将死的状态下，特别发布的顾命可能实际上带有向包括仁明、嵯峨在内的朝野内外再确认并强调皇位交替继承的顺序以及恒贞的次任天皇身份的意图。

淳和遗诏发布后，朝廷内部对于遗诏内容实际上存在争论。如前所述，天皇在不豫期间发布要求薄葬的遗诏已经成为惯例，但淳和的遗诏中对于薄葬的要求过于激进，如死后不设山陵等要求可以说史无前例。

对于这样激进的薄葬要求，以藤原吉野为首的部分贵族提出了反对意见，藤原吉野认为，天皇不设山陵史无前例，不可接受。

对于藤原吉野的奏言，淳和没有直接表态，而是要求藤原吉野等人再度向嵯峨上皇上奏，交由嵯峨裁决。

作为中纳言的藤原吉野，既是政治中枢的太政官里的重要成员，同时也是淳和派系的贵族群体中的重要领袖。

藤原吉野在淳和上皇还在东宫时就服侍左右，弘仁七年任春宫少进，与淳和关系紧密。淳和即位后，藤原吉野的地位迅速提升。

淳和死后，藤原吉野被任命为葬司中最重要的装束司长官，负责统筹推进淳和的丧葬仪礼，以正三位藤原朝臣吉野、从三位源朝臣定、正四位下三原朝臣春上、正四位下源朝臣弘。

从四位上藤原朝臣卫、从四位下纪朝臣长江、正五位下藤原朝臣辅嗣、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嗣宗、外从五位下清内宿祢御园，六位已下三人为装束司。

这也侧面反映出藤原吉野在朝廷中的地位以及淳和与藤原吉野之间的紧密关系。如福井彦俊指出，文室秋津、藤原爱发和藤原吉野是淳和派藩邸旧臣的代表人物。

对于藤原吉野所代表的淳和系统的贵族群体来说，淳和过分激进的薄葬可能会使淳和死后其影响力的衰减进一步加速。

山陵和国忌都是在天皇死后，后人对死者表达敬意的途径，同时也是天皇的权威在死后的延续。

在平安时代，山陵祭祀十分重要，在发生灾异时不时会采用山陵祭祀的方式来祈求灾害平息，如大同四年干旱累月，朝廷怀疑山陵有祟，而遣使到山陵祭扫，遣使于吉野山陵、扫除陵内、并读经。

以亢旱累旬、山陵为祟。此外，迁都、征夷等国家大事也要奉告山陵，如延历十二年将迁都平安京一事奉告山陵，告迁都由于山陵。

不设山陵、不入国忌就意味着淳和死后，淳和系统的贵族的权威来源失去了可以凭依的实体。因此，藤原吉野为首的淳和系统的贵族会对淳和遗诏提出反对意见。

藤原吉野上奏后，淳和将这一问题抛给了嵯峨，实际上是要求嵯峨上皇对淳和的遗诏内容给出指示，也即卿等奏闻嵯峨圣皇，以蒙裁耳。

这从侧面印证了在当时真正对国家大事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仍是嵯峨上皇。耐人寻味的是，嵯峨的回应并不载于史料。

从淳和的丧葬仪礼的实际进行情况来看，五月十三日，将淳和遗骨粉碎并埋葬，此夕，奉葬后太上天皇于山城国乙训郡物集村。

御骨碎粉，奉散大原野西山岭上。夜晚送葬和粉碎遗骨、不设山陵都和淳和的顾命、遗诏内容一致。十九日，宣布采用以日易月的方式，尽快结束凶礼，诏书中提到相关要求是载于遗训，群公虔奉。

由此看来，淳和死后的丧葬仪礼基本上是按照其遗诏内容进行。换而言之，嵯峨最终支持依照淳和遗诏的内容举办淳和葬礼，驳回了藤原吉野的请求。

如上所述，淳和死后其丧葬仪礼按照其生前遗诏以最简单的形式进行。五月八日，淳和去世。五月十三日，淳和的葬仪结束。

五月十七日，藤原三守上奏，提议尽快结束凶礼，去凶从吉，从五月十三日淳和葬仪结束，到五月十七日藤原三守上奏，中间不过五日的时间，而从淳和去世开始计算，也不过九日的时间。

淳和去世的短短几天后，以藤原三守为首的贵族就催促结束凶礼，而两日后的五月十九日，仁明也应藤原三守等人的请求，宣布释服，去凶从吉。天皇死后，凶礼持续如此短的时间，在淳和以前几乎无先例可言。

将光仁至嵯峨的历代天皇、上皇凶礼持续时间统计之后。自光仁以来，历代天皇的凶礼持续期总体而言是在减少的，但在淳和上皇死后，凶礼的持续时间锐减到十一日。

其持续时间之短，基本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与两年后的嵯峨天皇的凶礼持续时间相对比，两者之间更是存在巨大的差异。

因此，在埋葬仅2天后，藤原三守上奏催促结束凶礼的行为，结合淳和以前的凶礼先例来看，是淳和不豫并发布顾命、遗诏之后，另一大反常的现象。同时，藤原三守本人的政治立场也值得注意。

藤原三守在嵯峨天皇让位后一度辞官，于嵯峨上皇所在的嵯峨院随侍嵯峨左右，天皇禅国之后，辞退侍于嵯峨院。

藤原三守重回官场后，于天长五年一跃成为大纳言，背后离不开嵯峨上皇的支持。藤原三守与嵯峨上皇之间关系紧密，是嵯峨派贵族的代表之一。

简而言之，在淳和不豫，发布顾命和遗诏后，出现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

即淳和系统的贵族要求驳回遗诏的部分内容，对遗诏中的薄葬要求重新商议；而仁明天皇、嵯峨上皇以及嵯峨仁明系统的贵族则主张遵照淳和遗诏，落实淳和激进的薄葬要求，并尽快去凶从吉，从简从快地推进淳和的丧葬仪礼。

承和之变的研究史中的一个通论是，承和七年淳和上皇去世，没对时局产生过多的影响，而在承和九年嵯峨上皇去世后，发生了承和之变。

这说明承和之变发生的重要前提是嵯峨上皇的去世，承和之乱的发生恰恰说明了嵯峨上皇在生前家父长般的地位和权威。

承和七年淳和去世之后，虽然没发生政变，但淳和在不豫时发布的反常的顾命和遗诏实际上给朝廷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承和之变中激烈对抗的淳和恒贞系统以及嵯峨仁明系统的两大贵族群体在承和七年已经初步成型，并围绕淳和的顾命、遗诏进行了对抗和争论。

贵族群体中围绕淳和的薄葬要求产生的争论以及淳和凶礼中诸多不合先例、常理的现象称为承和之争，以与两年后的承和之变相区分。

承和之争因淳和的顾命和遗诏而起，但淳和在不豫的状态下如此激进地要求薄葬，只是为了减轻百姓和国家的负担吗？

在古代日本，诏、敕、奏、表等这些公开发布的文书的字面意思与其作者的真正意图并不一定匹配。

桓武天皇死后，平城、嵯峨、淳和三兄弟交替继承皇位，太上天皇再次出现，甚至出现两太上天皇并立的情况。

因而在这一时期，也经常会出现太上天皇尊号的辞表。天皇为太上天皇上尊号，而太上天皇会上奏辞退尊号的表文。

虽然天皇与太上天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直融洽，但以尊号辞表为代表，在文书往来上，或者说表面上天皇与上皇之间维持着相互谦让的关系。淳和遗诏或许也带有类似的属性。

淳和在顾命和遗诏中表达的激烈的薄葬要求，未必是其真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