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奥美尼三世改革是斯巴达晚期挽救城邦危机的一次行动，究其失败原因。

一方面在于斯巴达内部的阻碍，在于“来库古”体制与当时社会状态的不兼容。

另一方面在于对手的强大，马其顿的介入迅速扭转了战局。

克莱奥美尼三世力图通过模仿“来库古体制”重建斯巴达社会。

但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社会发生巨变，到公元前3世纪，斯巴达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传统的“来库古”体制已经不再适应当时斯巴达的社会情况了。

公元前3世纪的斯巴达社会早已加入商品经济的行列，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朴素的斯巴达社会无法恢复。

对于财富，传统斯巴达社会的态度是禁止和拒绝。在财富来源上，黑劳士上缴的土地税成为斯巴达公民唯一的收入来源。

斯巴达实行土地公有制，自城邦诞生之初就有分地的传统，但仍存在贵族多占财富的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巴达人地矛盾加剧，开始通过对外征服的方式缓解社会矛盾。

与此同时，来库古在国内进行改革，通过重新分配土地的方式开始构建斯巴达社会的经济秩序。

为了保证公民间平等，来库古建立公餐团，要求公民集体用餐，还要共同参加军事训练，过集体生活。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斯巴达将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经营的任务转嫁到黑劳士和庇里阿西人的身上，公民只用从事军事训练。

据色诺芬记载，“来库古规定斯巴达人只能献身城邦防卫工作”。普鲁塔克也谈到，“来库古禁止斯巴达人从事低贱和工匠的职业”。

在此基础上，斯巴达建立起全民皆兵的社会，公民自称“平等者”，结成“平等人公社”。

为了保证“平等人公社”的稳定，来库古辅之以其他的措施。在货币流通方面，斯巴达以“铁钱”作为流通货币，禁止金银货币的流通。

普鲁塔克谈到，“来库古下令以铁钱取代所有金银货币，并回收了所有金银”。

发行“铁钱”目的在于通过排斥金银货币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欲望，因为它的流通范围仅限于斯巴达，无法拿到其他希腊世界进行货币交易，自然而然买卖的这种商业行为就大大减少了。

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斯巴达禁止公民追求财富。据色诺芬的记载，“（来库古规定）私自藏匿金银的人要受到惩罚”。

这与希腊世界其他城邦形成很大区别，为了保证斯巴达人不受外邦恶劣习气的影响，来库古还禁止斯巴达人去到外邦，也不允许外邦人在斯巴达过久的停留。

来库古的目的在于保证斯巴达的纯洁，能够不受外邦的干扰。配合经济和社会的平等，斯巴达在政治上确立了贵族寡头制政体。

包括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双王制以及监察官委员会四个机构，他们相互制约，保证了斯巴达公民平等的参与政治生活。

以上，斯巴达这一系列措施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平等、朴素的斯巴达社会。

但是，实际的斯巴达社会并非完全平等，贵族仍旧比普通公民占据更多的地产，但在来库古一系列措施的配合实施下，成功隐藏起了这种“不平等”，保证了斯巴达社会的稳定。

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给斯巴达带来大量的财富，斯巴达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打破了斯巴达的“平等”生活，斯巴达社会发生巨变。

斯巴达以小亚细亚地区希腊城邦的利益为代价获得了波斯大量的资金支持，再加上从提洛同盟中搜刮的城邦贡金，还有阿哥西劳斯从小亚细亚地区带回来的大量的战利品，对斯巴达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对内，斯巴达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

土地公有制迅速转化为土地私有制，小土地所有者纷纷破产，普通公民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丧失进入公产团的机会，沦为低级公民。

为了生存，部分公民选择到海外谋生，很多也选择以借贷维持生活，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生活更加悲惨。

然而，贵族却更加富有，大量财富积聚在他们手中，他们更多的投资地产，收入与日俱增，与普通公民的困厄形成鲜明的对比。

据伊索克拉底的记载，很多斯巴达贵族不顾国家危机大量养赛马，而普通公民却还挣扎在温饱的边缘。

悬殊的贫富差距促使斯巴达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色诺芬谈到“以前的斯巴达人怕被人瞧见有钱，现在他们以拥有金钱为傲”。

因此，无论贫民还是贵族，所有斯巴达人都开始了对财富的狂热追求。

对外，斯巴达加强了对希腊城邦的控制，通过驻军、扶植亲斯巴达政府、设置“哈默斯特”等手段巩固斯巴达霸权。

然而，伴随着斯巴达与外邦接触的不断加深，斯巴达人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斯巴达派遣的海外管理人员。

色诺芬谈到，“以往斯巴达禁止公民出国，但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许多重要人物却乐意在属邦坐稳总督的交椅”。

类似德库利达斯就连续担任好几任色雷斯和小亚细亚的总督。

在看到了外邦人，尤其是波斯人的奢靡的生活之后，他们难免不会产生心向往之的想法，从而走上追求奢靡生活的道路。

最后，留克特拉战争的失败使得斯巴达跌落希腊世界霸主的地位，但人性的贪婪一旦开启，就再也无法忍受过去朴素的生活了。

无法剥削其他城邦的斯巴达只能加剧对本邦人民的剥削，而埃比塔丢斯法案的出台更是敞开了斯巴达土地兼并的大门，土地兼并愈发严重。

普通公民生活更加困难，加剧了他们对城邦的离心力，他们的注意力逐渐从城邦的集体荣誉转移到了保护自身利益的方面，斯巴达的“平等人公社”逐渐解体。

随后，斯巴达还多次进行了恢复霸权的努力，大多以失败而告终，还遭到了外敌的多次洗劫。

不安的环境加剧了斯巴达人的恐惧和担忧，促使他们更加看重自身的利益。

此外，随着斯巴达与其他城邦的接触逐渐加深，金银货币也逐渐传入斯巴达，直到阿雷乌斯一世，他仿照亚历山大大帝发行了斯巴达货币，并将自己的头像刻在货币上，加深了斯巴达的经济货币化。

有史学家怀疑克莱奥美尼三世也发行了货币，帕拉基亚从托勒密对斯巴达的资助的角度出发，认为克莱奥美尼三世发行的货币是向托勒密三世表达感谢的产物。

但鉴于相关出土货币没有记录克莱奥美尼三世的信息，因此也有史家否认是克莱奥美尼三世发行的货币。

霍德金森就将发行货币的行为，安在了克莱奥美尼三世之后的下一任斯巴达国王来库古的身上。

克莱奥美尼三世发行货币主要因为克莱奥美尼三世曾通过赎买的方式释放黑劳士，虽然主要目的是补充兵力，但黑劳士交付的阿提卡米那而并非实物。

由此可见，斯巴达社会中的货币流通早就抛弃了铁钱，而与同时期的希腊世界保持一致。

财富的诱惑，悬殊的贫富差距，岌岌可危的周围环境都加剧了公民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这与来库古改革时斯巴达的社会环境大不相同。

因此，即便是克莱奥美尼三世采取恢复“来库古体制”的措施，斯巴达也在无法恢复到传统朴素的斯巴达社会了，最多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斯巴达社会危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