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箫紫圜

编辑|梦入神机

在19世纪初，天主教被认为是英国国王统治英国的障碍。

尽管英国本土的天主教比国教在英国传承更久，但是琳达·科利则认为，天主教徒不属于英国人。

因为天主教往往被认为是忠于罗马教皇，崇尚教皇至上主义。正是天主教与罗马教皇相互的联系导致其成为新教英国的排斥对象。

天主教的存在意味着罗马教皇与英国国王之间存在着教权归属的争夺。

在英国，自亨利八世确立至尊王权时起，英国国教就已将教皇至上主义排斥在英国本土之外。

罗马天主教信奉教皇至上主义，这意味着对英国国教教权的不忠诚，这种不忠诚自然被认为是英国政权排斥天主教徒的原因。

同时，反天主教是也成为了英国作为一个新教国家的典型特征。

首先，天主教与国教的政治地位有着天壤之别。

天主教被排斥在英国核心政权之外。天主教徒无法进入英国议会、政府之中。

再者，在司法权上，天主教徒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一方面，19世纪的英国执法者往往认为天主教是仅次于犯罪的存在，这种认知往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例如，一士兵因参与天主教仪式而遭受监禁。

罗马天主教牧师约翰·沃克在1840年4月21日的一封信中提请总部注意此事：约翰·布莱恩是驻扎在斯卡布罗的第81团的鼓手，因为去的是天主教教堂，而不是国教教堂，约翰·布莱恩就被囚禁起来。

另一方面，天主教囚犯的牧师会见权也遭受了侵犯。

1863年，《监狱牧师法》赋予地方法官自由裁量权以便确定任命牧师的人数，并规定牧师可以允许探望个别罗马天主教囚犯。

但是直到1892年，旺德沃斯和梅德斯通监狱的罗马天主教职位空缺还没有得到填补，更谈不上探视监狱中的天主教囚犯了。

其次，天主教徒在试图夺取政权的行为让新教统治者们警觉。

在《天主教解放法案》通过后，新教统治者们认为天主教逐渐夺取政权的行为是一种危险的存在。

因为天主教也能参与政权之中破坏了国教徒对政权的独占性。

维多利亚女王在1869年8月24日写给格兰维尔的一封信中，她明确提出了反对天主教贵族与新教徒平等的原则。

在女王看来，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似乎对英国乃至世界各地天主教徒惊人的入侵和增长完全视而不见给予天主教徒的每一个好处都不能安抚他们，只能使他们越来越贪婪和侵犯，这对新教英格兰的危险却不能不被高估。

再次，新教统治者们始终保护着英国社会的基石——新教。

他们认为罗马天主教徒应当被排除在新教政权之外，天主教徒人数的持续增长，积极参与政权，威胁到了新教徒的政治地位。

维多利亚女王在给格莱斯顿写关于芬尼安囚犯的信：“鉴定是绝对必要的，不会让步天主教徒，希望安抚他们。去完美地对待他们平等是不可能的”。

虽然法律意义上的不平等在减少，但是一些细微的排斥依旧存在。

引用历史学家弗兰克·沃利斯的话说，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最重要的分界线不是贫富之间，而是受人尊敬的基督徒和不体面的人之间。

最后，从本质上而言，英国人排斥天主教进入政权，涉及到天主教教权的归属问题。

一方面，教权归属的问题极其重要，因为它让天主教徒背负上叛国的称谓。

因为英国本土天主教与罗马天主教联系紧密，英国人并不清楚居住在英国本土的天主教徒们效忠的是罗马教皇还是英国女王。

另一方面，任何对影响女王教权的威胁都是对法律的严重的威胁。英国法律的首要职责是保护自己的“首脑”——女王。

当罗马教皇宣称在英国建立天主教教阶制度时，这严重威胁到了女王对教权的控制。

首相约翰·罗素勋爵在他给达勒姆主教的公开信和随后的教会头衔法案中，提出保护女王免受威胁的必要性。

约翰·罗素认为，“所有来自罗马的文件都有一种权力假设，对英国要求绝对的统治，这与国教霸权，与我们的主教和神职人员的权利，与这个国家的独立精神不一致”。

因此，1851年英国政府制定教会头衔法案，试图在英国建立一个独立于罗马权威的教会阶级制度，其中，规定了英国女王是唯一合法的领袖，维多利亚女王作为英国宗教首脑的地位再次得到了确认。

总而言之，天主教与罗马天主教的紧密联系导致英国本土的天主教背负着叛国的称谓，这导致天主教不能进入议会担任议员、司法权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一直以来，新教徒对天主教徒都是反感和厌恶，但这只是反天主教运动拉开序幕的前言。

对于大多数新教徒而言，承认天主教徒的合法地位是意味着叛国。

新教徒们认为英国是国教宪制的国家，只承认英国女王为宗教领袖，天主教徒对教皇的态度过于暧昧，这是对英国女王宗教地位的挑战。

因此，当英国议会决定给予天主教徒参与政权的机会时，新教徒们更加厌恶天主教徒们。

例如，1800年的《联合法案》应爱尔兰天主教徒们的要求将大量的天主教徒纳入了威斯敏斯特议会管理，并废除了对公职人员的誓言限制。

这一措施引发了新教徒们的反天主教的情绪。新教徒们认为天主教徒是导致国教宪制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此外，极端拥护罗马教皇的天主教徒们让新教徒们厌恶。

因为他们拥有着一般天主教所没有的金钱、地位。但这些仅仅造成了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反感与厌恶，并没有达到反对游行示威的地步。

罗马教皇宣布在英国建立天主教教阶制度，拉开了反天主教运动序幕。

1850年9月29日，教皇庇护九世宣布在英国建立教阶制度，提拔教士尼古拉斯·怀斯曼为英国威斯敏斯特的第一位红衣大主教。

在英国，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案》明确规定任何罗马天主教主教或教长均不得采用已被英国国教会正式采用的主教或教区长头衔（或称号）。

罗马教皇公开违背了英国的法令。随着教皇法令的消息传开，英国媒体大声抗议，教皇的行为被称为“入侵”、“篡夺”或“侵略”。

新教徒们认为教皇任命怀斯曼为红衣大主教是对英国主权的侵害以及对国教的攻击。

这种教阶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是在鼓励一群外国牧师对英国政权肆意干涉，这触犯了国教宪制。

自亨利八世建立国教宪制以来，至尊王权已然将教皇至上主义排除在外，这明显是在撕裂英国的主权。

但是天主教徒们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赞同天主教教阶制度的恢复。

首先，怀斯曼的言论遭到了英国主流媒体们的抨击。英国媒体们反复批评怀斯曼的言论，谴责怀斯曼对英国国教宪制的冲击。

两天后，媒体出版了约翰·罗素发表的《达勒姆的信》，内容是“我亲爱的上帝，我同意你认为‘教皇最近对我们新教的侵略’，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你一样感到愤怒”。

很明显，天主教在这里挑战了英国国教政教合一的尊严。

其次，英国各地的新教徒们开始呼吁反对天主教。

再次，英国的新教分支教派也开始公开反对天主教。

苏格兰圣公会、苏格兰教会、新教异议代表和卫斯理卫理公会特权委员会都加入了抗议活动，英格兰各地的小教堂也加入了抗议活动。因为教皇对主权的侵犯引发了新教徒对天主教的反感。

对此，怀斯曼无奈说道，“因为错误总是反对真理，黑暗反对光明；我们不能指望世界对我们比对我们神圣的救赎者更友好”。

最后，罗素在1851年2月提出了法案，禁止任何神职人员未经授权使用任何英格兰或苏格兰地名，并规定任何使用非法名称的财产地产转让无效。

禁止天主教使用英国国教会正式采用的主教或教区长头衔。反天主教运动以1851年法案颁布推行而告终。

概而言之，反天主教运动质疑了天主教对国王的忠诚程度，同时，反天主教运动也是对国教宪制存在的一种确认，维护了新教政教合一。

另一方面，罗马教皇在英国确立的等级制度也是一种长臂管辖，造成了天主教被排斥在政权外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