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箫紫圜

编辑|梦入神机

历史学家们认为神职人员不是“政治的”。神职人员应当不参与政权，“神职人员应该退出政党政治”。

当国教面临着世俗化与宗教多元化的危机时，有些国教牧师主张国教应该远离政权。

但事实上19世纪时期地方上的国教牧师参与政权的热情极高，他们认为只有积极参与政权，才能应对国教危机。

他们积极参与当地的竞选活动，神职人员可以以各种方式对公共事务做出贡献。罗伯特·桑德斯指出，圣公会的布道是“最普遍的演讲形式之一，也是高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键接触点”。

地方上的国教神职人员通过参与县和区议会选举以及使用政治布道的方式来参与政权，是这一时期地方神职人员参与政权的独特特征。

地方上的国教牧师在参与县和行政区的议会选举有着不同于中央的特性，在参与地方政权时，国教神职人员往往认为地方问题和利益优先于国家问题。

因此，为了更好的处理地方事务，许多神职人员参与县、区议会的选举越来越积极。

而地方国教神职人员通过参与县、区议会选举来参与政权，使得他们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有所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与中央客户主教式政教关系不同，地方神职人员会与议员结成政治联盟，但是在二者有分歧时，则保持独立的政治意见。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神职人员会倾向与符合自己政治观点的议员结盟，因此，地方神职人员不断游走在保守党与辉格党周围。

在19世纪的前10年，国教神职人员坚持支持保守党。

1802年，在诺福克，神职人员“以压倒性的优势”把票投给了保守党候选人。

1807年的约克郡选举中，70%的神职人员只支持保守党候选人，21%的人单独支持辉格党候选人。

之后的二十年里，国教神职人员逐渐将目光投向辉格党。

1826年，布里奇诺斯的11名神职人员中有6名投票给了辉格党人。

1831年埃克塞特的神职人员和非教会官员中，58%的人投票给了辉格党候选人。

在倾向于保守党的沃尔辛厄姆庄园，每一次的牧师投票都属于保守党。

但是不同于没有独立个人倾向的客户主教式的中央政教关系，在议员和地方神职人员的观点有分歧的地方，地方神职人员则会保持个人独立倾向。

另一方面，与中央选举不同的是，地方神职人员处于基层，同候选人联系更为紧密，而这种紧密联系表现为牧师积极参与拉票。

在选举早期他们往往积极的游说他们喜欢的候选人。

牧师拉票的第一个目的地是通常是他们的教区或是他们的邻居。

他们往往采取以下四种方式参与。

第一，大多数时候神职人员采用书信的方式拉票。但这些信件存在着被公众得知而影响选举的风险。1832年的伯克郡选举宣言中，保守党托马斯·达菲尔德宣读了一封来自一位名叫尼科尔森的辉格党牧师的拉票信。

1837年南柴郡选举中，传单分发一封信声称来自保守党游说者，这影响了候选人的选票。

第二，许多牧师开始采用色彩鲜明的标志性旗帜。政党色彩的展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保守党被称为“蓝调”，蓝色也被称为“改革的颜色”。

第三，印刷选举宣传单是神职人员采取的另外方式。

1820年，格兰瑟姆教区的牧师威廉·波切特向他教区的选举人发表了一小部分文章，谴责辉格党候选人休斯上校，说他从来没有赞同新的自由教义，引发了三次激烈争辩。

第四，神职人员也利用媒体来宣传党派观点。

除了拉票和竞选活动外，神职人员也是正式选举程序的重要参与者。在提名候选人时，神职人员提出候选人和发表演讲是很常见的。

1837年，在布里灵顿，神职人员说，他们整天站在空旷的街道上，召集每一个选民走到展台前，以确保议员的选票。

由此可见，与中央的政教关系不同，地方上的国教徒并不依附于政治当权者，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此外，国教徒与同候选人联系更为紧密，而这种紧密联系通常表现为牧师积极参与拉票。

神职人员参政主要是通过干预选举、安排请愿和演说并加入政治团体来实现，他们将讲坛布道用于党派政治目的，是“宣传的主要工具”，“在竞选中”布道。

在1835年前，神职人员明确地否认在讲坛上谈论政治。

在圣公会的布道中，几乎没有人在布道中提到的政权问题。菲尔波茨在1817年的一次布道中所说，“政党政治应该这样做，禁止与这个圣地混在一起”。

也有一小部分神职人员反对在大选期间“出于选举目的”，宣扬主题纯粹的政治不是牧师的责任，应该避免宗教主题被扭曲成选举主题。

明确地宣扬政治倾向的布道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但是也有少数神职人员基于个人政治倾向进行布道。

1828年11月5日，史密斯被邀请宣讲布道，史密斯谴责针对天主教徒的法律是“麻烦时期和半野蛮时代的错误”，轰动一时。

1825年，约克郡教区长克里斯托弗·伯德发表了一场支持天主教解放的布道。

受到了科贝特的《政治登记周刊》的赞扬，却遭到了保守党《韦斯特莫兰公报》的严厉谴责。

1829年6月，坎特伯雷的执事詹姆斯·克罗夫特强烈反对他的神职人员签署了向国王发表反天主教演说的活动。

他对所有与他想法不同的人都提出了最猛烈的指责。

1820年，卡罗琳女王的事件引发了一阵短暂的党派布道。卡洛琳女王前往圣保罗大教堂的圣保罗大教堂，试图让诺维奇的辉格党执事亨利·巴瑟斯特布道，但被院长威廉·范·米尔德特禁止。

值得注意的是，截止1831年，大部分的神职人员仍然不愿在讲坛上对政党政治发表评论。

神职人员参与选举活动的加剧引发了布道的政治化。布道的政治化直到1835年才到来，1837年大选时，政治布道是公开提倡的标准。

主张废除教会税率的少数神职人员也利用布道来宣传他们的主张。

在大学议会选举中，神职人员摆脱了布道非政治化的束缚，以前所未有的坚定态度反对当时的政府。

在区和县选举中，神职人员还利用更多的布道手段影响有争议的选举。这些策略超越了传统的拉票，神职人员参与政权的活动远远超出了参与选举本身。

总而言之，地方上神职人员的布道活动是国教参与地方政权的重要方式，同时，也为国教神职人员参与大学选举以及县、区议会选举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