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箫紫圜

编辑|梦入神机

在古代社会，农业发展与牛马等家畜有着重要的联系。

古代西欧有效的套马方法一般被认为是10世纪以后出现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其大约在5-8世纪之间从亚洲的东北部传来，然后逐渐传到西方。

古代西欧马具较早的形式是系在横向车辕上的一条胸带，而像现代马具这种更普遍的形式，是一副固定的轭用车杆或挽带系在载荷车辆上，大概出现于9世纪的加洛林王朝统治时代。

新的马具的使用，能使得马匹拉物更多，比起过去用轭时的载量要大4至5倍。

此外，由于马行走的速度比牛快得多，据16世纪法国农学家的估计，马一天干的活也是牛的3至4倍，因此马的使用能够极大地节省劳动力。

同时，在此之中，另一个离不开的是马铁蹄的使用。尽管似乎在罗马征服之前，马蹄铁已为凯尔特人所知，但此时使用的U型夹马蹄铁仍然不利于人们对马的使用，其所使用的纤维或皮质材料仍然令马掌的磨损不可避免。

之后随着铁的逐渐普及以及冶炼技术的进步，11世纪，开始了为马掌钉马蹄铁。

这些创新使更有效地使用马力最终成为可能。

约在12世纪下半叶，西方最肥沃的地区的农民已选择在农业劳动中以马代牛。与此同时，在整个欧洲，马的繁殖显著增加，人们努力通过从穆斯林国家进口马来改善品种，最终使得牛越来越多地被马取代。

在1125年至1160年间，英国一个修道院庄园里，役马的数量增加了4倍。在法国皮卡迪，从大约1160年开始，用马犁地变得更加普遍，到了13世纪早期，耕牛几乎从文献中消失了。

尽管马比牛贵，但是马比牛更强壮、更快，而且在其疲倦之前，能比牛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工作。

正如奇波拉所言，“从本质上来说，用马代替牛意味着用一种更昂贵但更有效的资本形式来代替一种更便宜但效率更低的资本形式。”

如此，用马做挽畜和耕畜对西欧农业经济的发展有重大作用，“役马的使用似乎是农村经济进步的最明显标志，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指出了一个生产率更高的农业体系的到来。”

此外，在帮助提高土壤肥力方面，中世纪的西欧也进行了尝试与更新。此前，牲畜大多在露天饲养，它们的粪便不便于收集，因而几乎不能够发挥施肥作用。

“罗马时代后，西欧温带地区产生的最伟大的革新是施用泥灰作肥料。”高卢人和英国人首先发明了这种方法，为改善土壤肥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在平整土地方面也进行了革新。耙的使用使得用土覆盖种子比犁快得多，种子分布也更均匀。

一方面，农业上生产工具与土地耕作的进步与革新，发展了现行的农业经济，满足了农民个人进行小生产的需求，为农民大众进行农业生产与生活提供了便利与保障。

另一方面，伴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大众进一步的农业发展需求刺激着对更多土地的需求，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土地垦殖。

此外，尽管从理论上来看，农业经济因普遍意义上的生产工具与土地耕作的改善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事实却是，这些生产工具与土地耕作的革新在实践上仍然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并不能完全发挥其优势，这种事实上的使用缺憾，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逐渐暴露，因而进一步推动农民进行新的农业改革，促进农业经济的再次进步。

磨坊的存在及普及方便了中世纪的谷物碾磨，因而在农民大众的基本饮食供应得到满足时，也为后续的劳作生产蓄力，然而事实却是它们仍然极为罕见，在某些地区数量仍较为稀少。

此外，由于建造水磨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源，特别是要获得使水磨正常工作所必需的磨石和铁片，以及之后维护磨坊设施和零部件所需的高额费用，这些建造磨坊的成本因而会使领主为自己确保新的利润来源。

受领主自身利益的支配，磨坊建设并不总是满足农民的真正需要，领主利用了依附农民的需要对其实行经济压迫，不仅令其缴纳磨坊捐，同时为谋取利益，强制让农民使用其磨坊。

大约1015年，一位来自德勒克斯城堡的骑士让布尔盖尔修道院的佃户把他们的粮食运到他的磨坊，而磨坊距此有3个小时的步行路程。

而那些违背领主在自家碾磨或到其他领主磨坊碾磨的人往往也要被处以罚金。

如此，满足农民基本饮食需要的磨坊却成为领主最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而随着人口增加，不仅仅增加了对谷物的碾磨需求，使得磨坊为领主谋得巨大收益，而且由于面包烤炉数量的相应增加，领主更是从人口的增长中取得了可观的回报。

而为保证领主能从人口增长导致的谷物碾磨需求的增加中始终获益，势必要进行增加的谷物种植，而增加的谷物种植必然需要新土地的开发。

即，“以牺牲用于食物采集、狩猎和原始畜牧业的未开垦土地为代价，获得欧洲农业系统中面包谷物的持续进步和永久田地的扩展。”

同样，在重犁的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一系列问题。

首先，由于重犁由垂直的犁刀、水平的犁铧和用来把土铲开并将泥片翻过来的带角度的犁壁共同组成，它们合在一起产生与土壤的摩擦力要比旧犁大得多，因此使得使用这种犁并不简单。

其次，由于这种犁负重太大，其使用通常要8头牛，而普通农民鲜少能有8头牛。

即便可以由几个农民结成耕作队把牛并在一起耕田，而或因农民份地划分问题、或因地区人口稀少及村落太小等问题，在实际应用时往往会有困难，“大的产业有众多的联畜和劳力，更好的组织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因此，虽然新犁能增加粮食生产，但若没有一定密度的居住人口还是无法采用。

同时，新的犁地形式将土地分成长条状，这不仅仅会破坏原有的田间界标和私人产权，同时农民合作的犁地形式又使得农民的个人耕作无法独立完成，需要考虑到共同耕作的时间安排及气候和其他因素的变化。

还有许多的小农民，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用犁来耕种，他们有时组成一个小组，共用一只公用犁，但更经常的是被迫用手耕种。

1464年在维瓦雷斯，波赫雷斯人抱怨说，在他们被沟壑隔断的多石地上，任何收获都意味着要用更多锄和锨付出更多的辛劳。

如此，种种限制使得重犁并未能在极大的范围内广泛使用。

在英格兰，如同在法国北部，到13、14世纪，手稿中记载的仍是在罗马时期使用最为广泛的来自地中海的摆杆步犁。

在农业耕作制度的三田轮作上，“它是一种理想的但囿于各类农业条件下的各种因素而并不总是易于应用的革新。”

一方面，三田制将三块份地按照不同的季节轮流耕作，因而产生了更频繁的土地耕作，从而比起旧的二田轮种制更易耗费地力，因而这种耕作方法只能应用在天生很肥沃的土地上。

而另一方面，三田轮作制度将用于放牧的残梗地也充分利用，而有限的森林与公共牧场已经无法与人口的极速增长相匹配，因而更不利于牲畜放牧。

同时，三田轮作将农民拥有的土地分成便于管理耕作的窄条状，起初尚能满足单独劳动一天的需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土地继承人之间的分割而使得土地细分增加时，已然不再需要原本所需一天的劳动，而从一块地到另一块地的路程中时间也被浪费。

此外，由于中世纪的农民本身拥有的小块土地总是散落在大地产上，公地的集体使用决定了土地的耕种必须与村民一致，无法选择特殊的谷物种植。

而因条地的细分而导致的侵占对方土地的行为也多次被法庭受理，尽管有时对对方土地的侵占是一种无心之过。

《皮尔斯农夫》记载，“如果我去犁地，稍微一用力，就会带走邻居的一英尺土或一犁沟，或者犁掉邻居的半英亩土地。”

在这一过程中，小的土地所有者情况更加窘迫，为了避免其后果，在某些地区，在社区成员之间已系统地重新瓜分可耕地。

另外，不得不提的一点是，三田轮作中的休耕是为保证恢复及提高土壤肥力，而随着频繁的轮作，在保障有效施肥之前，土壤肥力不仅得不到提高，甚至还越来越低，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加，休耕地的存在愈加无法满足对更多可耕地的要求。

这些实践上的问题给三田轮种的广泛传布造成了困难，令其未能达到预期的广度与深度，在大多数地区，通常是三田制与两田制并行。

到13世纪，英国才将三田制作为原则，而在土壤贫瘠的西南部高地上，两田制占据着主要地位。

在法国，气候原因导致良田耕作在东南部一直存在，而由于大片土地肥力的不够在西南、中部和西部也同样存在；而德意志的三田轮作从未渗透到那些牲畜饲养占主要地位或进行连续耕作的西北部地区。

而对于马在农业耕作中的实际应用，也受到了一定的局限。

一方面，挽具和马蹄铁的革新使马作为耕畜成为了可能，随着役马用于土地耕作，农民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但另一方面，也由于挽具和马蹄铁的使用，因而使得用马耕作比起用牛耕作更贵。

尽管牛也用挽具，但是一副牛轭却比马轭便宜的多；而由于马蹄铁提高了效率，因此也提高了马的价值。

11世纪末，法国安格斯地区的公路收费站对一匹没有马蹄铁的马征收1便士的税，对一匹有马蹄铁的马征收2便士的税。

在那些不得不实行两田轮作的贫地，大多只能使用牛耕。

如1428年，奥伊桑斯的人们仍然使用母牛耕作。

此外，相比起马，牛的性格要更加温顺，因而更好管理，同时牛也要更加强壮，即使在其老后也可进行售卖，而老马却只能卖皮。

再者，尽管有了马蹄铁的保护，在多石的地块，马掌仍然无法避免磨损，时常的维护又提高了养马的成本，据估计养马的费用比养牛至少贵了4倍。

如此，种种局限使得马耕未能达到同牛耕一样的普及度，在德意志，“马到中世纪末之时还没被普遍使用，甚至在法国西部、中部和南部及养马区如阿尔萨斯的一些岛，人们仍然还使用牛。”

总的来看，就农民而言，拓殖运动体现的是广大农民对其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迫切需求。

在此之中，一方面，正是上述这些与农业活动相关联的创新，它们在农业实践中既相互结合又相互加强，才推动了中世纪农业经济的巨大进步，正如林恩·怀特指出的那样，到1100年，重犁、敞田、农业和畜牧业的新融合、三田轮作、现代马具、钉马蹄铁和车前木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农业开发系统，从而提供了一个横跨北欧，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第聂伯河的农民繁荣区。

另一方面，得益于这些创新，农业经济的进步也激励了农民大众进一步追求以土地为代表的农业的扩大化发展，同时，这些农业创新实践上的局限性使得其依旧无法满足封建制度下农民的生存要求，而伴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不断扩大的生存需求又再次推动着新的农业的扩张。

如此，重重压力而又不断增长的人口最终促使愈来愈多的农民相继加入土地拓殖的行列，成为拓殖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