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箫紫圜

编辑|梦入神机

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治腐败似乎成为种集体行为，选举腐败等一系列表现导致相互勾结之风积重难返形成一张盘根错节的腐败网络，严重威胁到社会机制的运行。

在英国，选举腐败现象多发，而腐败方式主要为两大类：第一，贿选与营私舞弊现象盛行。

议会改革后，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逐渐在下院站稳脚跟，两党为赢得选举动作不断。

在较小城镇选区，政党几乎每五年租用一间会议室作为选举据点，用金钱购买选票、款待或投其所好贿赂选民。

1865年利物浦市政选举中，圣安妮区20%的选民获得报酬，选票价格攀升到1英镑以上。

独立自由党人雷普利曾花费7,212英镑租用158个公共场所房间，115间提供茶点接待选民;他的对手福斯特和迈阿尔也花费3,397英镑在127个公共场所租用房间62间提供茶点。

布拉德福德镇居住着部分嗜酒的爱尔兰人，1868年大选中，自由党候选人就是通过送啤酒得到其选票。

较大城镇选区还有其他舞弊行为，如由慷慨的候选人为自己委员会的成员登记，并诽谤其反对者或攻击对手的支持者等方式增加胜算。

在曼彻斯特，自由党始终在中央选区搜罗保守党的腐败证据，伺机提出请愿书。像诺丁汉和诺维奇这样传统的大型选区，有13的选民在选举中收受贿赂，致使愿意拿钱的人数随出价多少而变化，选票几乎从中午到晚上即上升了一倍。

行贿现象频发导致选举开支耗资庞大，赫特福德郡的奥尔本斯市仅有600选民，在选举开支上浪费了近3.8万英镑。

1865年大选的开支更是奢侈腐败，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还有不少城市因贿选或存在其他选举舞弊行为被剥夺选举权，第二次议会改革前，这些选举腐败行为并未引起普遍重视，惩治方式至多是暂时剥夺选举权而已。

第二次议会改革后，两党组织建设更加完善，在选举方面成立常设委员会筹集资金以供选举开支，这些费用大多用于收买选民选票。

1874年在地方选举上，两党特地划出一部分资金，用来补偿选民在投票日当天的工资损失。1880年大选更似是两党“钱袋子”的竞争。

自由党特地雇佣870名拉票人宣传本党活动，保守党雇950名拉票人和48名代理人以及部分“散工”回击，自由党甚至还对这些“散工”进行拉拢。

两党在其他选区的行贿行为也水涨船高，使选民意识到获得金钱的途径如此容易以至于公然表示:只有获得报酬才会投票导致选举似乎成为一种买卖，选民不在乎选谁只在乎“回报”。

政党为了获得当地议席大肆滥用选举经费，在曼彻斯特，两党各自花费了近一万英镑用于选举，使选举的开支庞大繁杂。

第二，政党与地方贵族勾结，使选举徒有虚名。

1867年改革后，地方贵族影响力仍不容小觑，各都似乎成为旧秩序的据点。

土地所有者在各郡选区继续发挥着影响力，握有竞选的候选人名单，使选民投票有时连形式都算不上,成为“滑稽的闹剧”。

到19世纪中后期，两党为控制各选区，与地方贵族相勾结，利用所谓“衰败选邑”。

企图不经过竞选程序或由地方豪强操控市政选举获得席位。在许多郡选区，就有倾向于某一政党性质的地方贵族所控议席。

对此，各地纷纷发起请愿书要求改革选举腐败制度。

据统计，从第一次议会改革到1868年间几次大选中，共有346份请愿书被提交到议会揭露选举腐败，尽管有选举委员会或法院审理，也未有效遏制选举舞弊，因为一些最严重的腐败案件已被隐瞒。

如1874年在格洛斯特，两党代理人和领导人就曾会面，共同约定不发起请愿。1880年在坎特伯雷，保守党“收买”请愿后赢得两个席位，决定放弃其中一个，以支付获得对自由党请愿书的费用。

同样,在什鲁斯伯里，从1870年到1902年，双方似乎达成默契，即任何一方都不提出请愿书，以免暴露市政选举的腐败程度。

更重要的是，从对选举请愿书的审判以及一起参加选举的律师们回忆中清楚地表明，在1865-1884年间的议会选举中，至少有64个英国行政区发生毋庸置疑的腐败事件。

总数可能接近100起，可以肯定的是，选举腐败发生在英国将近一半的行政区内，其规模之大足以引起人们注意。

到19世纪后期，政党对地方选举的控制力度进一步加大，官方调查显示，在兰开夏郡两党相继花费巨资用以争夺该那一半以上议席。

自由党和保守党都是通过在地方上组织收买选票、拉拢选民的方式展开争夺，并将整个过程交给当地大家族，他们在地方的势力根深蒂固，操纵地方选举对其来说轻而易举。

这些地方势力与两党之间关系密切，资助某一党，期望在其执政时予之政治优势或便利条件。

如在麦克莱斯菲尔德，丝织业厂主布罗克赫斯特长期控制当地议席，他的家族倾向于自由党，1865年与自由党人查德威克勾结，以茶点券贿赂当地选民。

从19世纪中后期到一战前，赫斯特家族有3人担任议员，5人任市长，代表自由党势力垄断麦克莱斯非尔德议席近20余年。

再如卡莱尔的棉纺织业主弗格森，其家族的政治派别也倾向自由党，约瑟夫和罗伯特曾担任过该市市长和议员，还有其他选区情况也是如此。

由当地大家族控制议席其所支持的政党在执政后再给予相应地政治特权，无论哪一党掌权，都会在政府各部门安插倾向于本党的成员，致使地方政党势力失衡，成为滥用机制的催化剂。

滥用机制主要指滥用职权任命官员，最早源自近代早期以个人恩赐为主要手段的庇护制，19世纪随政治权力变更经历了“皇权荫庇制”、“贵族庇护制”及“政党恩赐制”等阶段。

几乎构建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各层面的个人庇护网，19世纪中后期，地方选区选举舞弊现象泛滥，各选区的地方贵族或是代表自由党把持当地议席，或与保守党达成协议形成地方职位垄断局面，助长了政党滥用任命权操纵地方行政的行为。

在英格兰广大农村地区，保守党长期把持法官席位，自由党总是试图打破这种局面。

为大选储备后续力量，到1895年保守党政府重新执政之前，自由党对其对手所拥有的优势愤愤不平，这主要是由于格拉斯顿地方自治法案通过后，地主利益集团大规模抛弃自由党转向保守党。

因此，将提名权交至上院的几乎都是保守党成员，势必偏祖与其有着相似意见和社会背景的人。

为遏制这一势头，自由党于1893年5月在下院通过决议:任命都治安官不能只根据上级建议，要求用“健全的党派人士”来填补空缺，却发现似乎很难维持平衡。

19世纪后半期，保守党霍尔斯伯里在担任上议院大法官期间任命下级法官，使地方法官席位为保守党人所垄断。《真理》抨击他“无耻地滥用职权”，称其在以狭隘的政治理由任命法官。

从事“工作”，他的这些行为在法律界广为流传，关于总检察长芬利的儿子被任命为税务局初级律师曾引起质疑。

但最受争议的法官任命之一是年轻的大律师查尔斯·达林他被任命的主要原因是其创作的诗集很出名。

也因其连续9年占据德特福德的席位1897年，一些大律师终于怀着对达林被提升的强烈不满，向律师协会提交了抗议请愿书。

事实上，霍尔斯伯里在任命法官方面受到“不公正”歧视，人们总认为他的任命备受争议。

研究显示，他直接任命了30个下级法官，其中有六个任命被质疑，也有证据表明，他选择的法官中，“政治家的比例要低于在1850-1901年间的总比，在关于填补地方法院空缺方面，霍尔斯伯里的行为就“不那么容易辩护了”。

导致农村地区绝大多数地方法官都是保守党成员。

霍尔斯伯里依靠从上到下的任命机制与关系网络，逐层推选保守党人士成为地方法官加剧了地方官员党派层次的不平衡。

这意味着几乎没有一个非保守派人士能进入地方法官席，损害了公众对司法程序公正性的信心，也严重刺激了自由党。

自由主义者决心一旦其重新掌权，就会纠正这种“反常现象”，进而以相同方式在地方大量“生产”自由党地方执法官，最终必定导致政府机构官员任命程序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