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箫紫圜

编辑|梦入神

通过庇护关系，元老院的元老、地方上的军政要员都与受其庇护的希腊城市达成了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

在这个关系框架当中，公共事务的决断与仲裁，地方冲突的缓和与解决，无疑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完成。

这种密切的联系使得希腊城市与罗马人之间的利益更加紧密。

在早期的希腊-罗马的庇护体系中，部分希腊城市的罗马庇护人是因为受到元老院的指派，前往当地处理仲裁和法律事务。

因此希腊城市与罗马庇护人缔结关系离不开元老院的影响，罗马庇护人固然可以维护受自己庇护的城市的利益，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满足元老院和共和政体的利益为前提的。

然而，随着罗马共和中后期对外征服的不断扩大，原有的共和体制已经难以驾驭庞大的领土和民族多样的臣民。

常年领兵在外的将领，对于新征服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实权官员，都在缓步培植自己的势力，而受庇护的希腊城市便成为了他们所需要考虑的对象。

从铭文材料来看，大量有关庇护关系的铭文的致谢与纪念对象都是单独的个体，只有在必要时会提及是否存在元老院的参与。

而随着共和中后期政治角逐的激化，军阀势力以及其他政治离心力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愈发频繁。

希腊城市与其罗马庇护人间的关系不断加深的同时，这种关系同罗马元老院本身的关联也逐渐淡化了。

希腊城市为罗马庇护人进行的塑像以及献祭，不仅是对罗马统治的认可，更是对其庇护人依附的加强，甚至带有一定的效忠的意味。

罗马庇护人对待希腊城市的行为也越来越超出原有的政治架构，以私人的方式为受其庇护的希腊城市降低损失、谋取利益，从而赢得当地希腊人的关注，并且真正取得当地城市的信任，“成为这座城市真正的守护神”。

罗马庇护人以其私人的行为，为受其庇护的希腊城市谋求并维持“城市享有的完整特权”，帮助城市完全控制边界与争议地区。

甚至阻止与当地法规相悖的罗马律法在该城的强制实施，将本应前往罗马受审的当地希腊人保护了起来。

这些私人行为有的可能已经损害了罗马共和体制自身的权威，以及元老院对于希腊城市的控制。

但是，正是这些行为，使得罗马庇护人受到了当地希腊城市的感激和投效。

而到了共和晚期，这种感激与投效更能够带来更为实际的支持，甚至为罗马庇护人攫取政治与军事权力积累了一定的资本。

在公元前67年至公元前62年之间，小亚细亚的诸希腊城邦便以敬献塑像和镌刻铭文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其罗马庇护人格涅乌斯·庞培的感激与忠诚。

而一则与雅典相关的铭文则如是写道，“雅典及其殖民地的人民，对庞培致以崇敬之情，于提洛岛塑造格涅乌斯之子裔，大将军，伟大的庞培之像，以献给阿波罗神。”

米利都波利斯则对格涅乌斯·庞培表达了更进一步的景仰：“人民感激格涅乌斯之子裔，伟大的格涅乌斯·庞培，他第三次荣膺大将军之衔，他是全亚细亚人民的拯救者与庇护人，是陆地与海洋的守护者，而这得益于他对人民的卓越之举与亲善之意。”

至于其他小亚细亚周边的希腊城市，譬如马格内西亚与米利都都留下了与上述城市类似的铭文。

这些铭文旨在纪念格涅乌斯·庞培在地中海沿岸围剿海盗时，为当地稳定做出的贡献，同时也通过华丽的赞美褒奖之词来表现出对于其庇护人庞培的敬意。

而在东征与内战期间，为了协助格涅乌斯·庞培筹备军团，这些希腊城市成为其扩充兵员的基地，城市的民众被征发，参加内战以及对外的征服，“以便为指挥官增光添彩”。

同时，庞培在进行作战的时候，也可以从受其庇护的希腊城市中得到物资援助、给养和情报。

希腊城市的这些行为都是直接对其庇护人格涅乌斯·庞培负责，部分行动也并没有经过元老院的直接授权。

而在公元前48年，法萨罗战役结束之后，随着格涅乌斯·庞培战败失势，除了诸如庞培波利斯的希腊城市选择继续维持忠诚之外。

多数原本受到庞培庇护的希腊城市迫于形势选择向胜利者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献上忠诚，也希望得到凯撒的庇护。

曾经向自己的庇护人庞培献上诚挚的赞美，且称呼自己为庞培的“崇拜者”的雅典。

在战后为自己的新庇护人凯撒塑造了雕像，并镌以铭文：“人民谨献这座盖乌斯的子裔、大祭司长、大将军、第二任执政官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的雕像，他也是城市的拯救者和庇护人。”

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则如是表示：“人民谨献这座盖乌斯的子裔、大祭司长、大将军、第二任执政官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的雕像，他是全希腊人的庇护人与赞助者，因为他信仰虔诚且行事公正。”

此外，开俄斯则立下铭文：“人民谨献这座盖乌斯的子裔、大祭司长、大将军、第二任执政官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的雕像于诸神，他是开俄斯的城市庇护人，且功勋卓著。”

曾经在米特拉达梯战争中一度站在罗马对立面的以弗所，也成为受凯撒庇护的希腊城市。

该城居民除却赞美凯撒所获得的官职之外，甚至将凯撒称为“战神阿瑞斯与阿佛洛狄忒的后裔，神谕的宣告者和生灵的拯救者”。

而更有甚者，甚至将凯撒神化，称呼其为“神”。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站在原有元老院一派的庞培的倒台和凯撒的崛起，地中海东部的希腊城市更为直接地对其新晋的罗马庇护人表达了崇敬和神化，而旧有的元老院的影响力则遭到了削弱。

但是，发生在希腊世界的此类庇护情况绝非个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与政治趋势。

被庇护的群体对于个人而非国家的赞誉与效忠，使得原来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共同领导的混合型共和政体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而当旧有政体无法有效整合社会关系，无法弥合动乱时期社会上出现的不稳定因素时，那么剧烈的变革便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