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箫紫圜

编辑|梦入神

西汉时期河西地区的水利工程大多都是由政府统一组织修建的，其中治渠卒就是因为张掖地区屯田水利建设的需要，而长期设立的一种专门从事水利建设的士卒。

他们在汉代政府的征调之下，从内地来到张掖，承担着修建水利设施的重任，为张掖地区的屯田水利灌溉提供保障。

关于治渠卒的简牍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中一枚简文记载“治渠卒河东汾阴承反里公乘孙顺年卅三出”。

这枚名籍简让我们对于张掖地区的水利兴修者有了一些了解。

通过对治渠卒有关简牍的收集，发现这些从事水利建设的治渠卒有着明确的来源地西北汉简所见之治渠卒共11例，其中10例籍贯为河东郡，占治渠卒总数的91%；南阳郡1例，占9%。

可见，汉代张掖地区出现的治渠卒绝大部分皆来自河东郡（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的临汾、运城地区）。

为何河东郡的治渠卒不远千里来到张掖地区进行水利建设?这或与汉代河东地区水利建设突出有关。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河东地区能够支撑夏朝在这里建都，便说明了河东农业的兴盛。而河东农业的发展得益于当地先进的水利技术，保障着农田水利灌溉。

史籍中也有着众多河东地区水利开发的记载，展现了河东地区丰富的水利发展历史。《汉书》师古注曰：“冀州，尧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始也。”

尧都于河东，河东是大禹治水的起点，在治水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长期的治水活动，使河东地区积累着丰富的水利经验。

直到西汉时期，河东的水利兴修活动依然频繁。武帝时河东太守上书：“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艰，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

武帝采取河东太守番系的建议，派遣了数万名士卒修建河东渠。

河东渠修成后，不久因河流改道而失败。但修渠活动也为河东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善于兴修水利的人才，使得河东地区的水利技术，在西汉时期依旧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

除此之外，在河东设立后土祠，也是对河东的水利发展的一个见证。

汉武帝时期，在河东郡汾阴立后土祠，祭祀后土。

后土是古代最重要的土地神，也称社神。《国语·鲁语上》载：“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

此外《汉书》卷二十五载：“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龙，能平水土，死为社祠。”

后土即句龙，一个重要的作用便是能平水土，因治理水害有功，死后奉为社祠。这与河东郡汾阴设立后土祠有何关系呢？

因为晋南原是共工氏与后土治理水灾的地方。

河东地区即是后土治理水害的重要地区，在河东设立后土祠，不仅是对后土治理水害功劳的纪念，同时也是对河东地区水利治理的肯定。

河东地区悠久的治水历史，使得来自河东地区的戍卒往往具有兴修水利的能力。

当张掖地区迫切需要兴修水利人员的时候，河东地区依靠先进的水利经验，满足了政府派遣水利人员支援边郡水利的需要。

治渠卒来自河东郡，还与汉代的戍边制度有关。

《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说：“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

汉代沿袭秦朝制度，“天下人一生当为戍卒一岁，其在京师，屯守官卫、宗庙、陵寝，则称卫士，其为诸侯王守宫卫者亦然，其在边境屯戍候望者，则称戍卒”。

而治渠卒作为戍卒的一种，同时属于边境屯田系统的一员，在戍卒征发制度中，遵循着一定的原则。

这一征发制度，根据此简，可以知道来自县、侯国的戍卒，从县征发到郡，由县令史、郡的长吏等官员率领到边郡进行屯戍。

这些戍卒有着明确的戍边任务，到戍田所进行屯田。

另外，戍卒也存在着到达戍边之地后，根据边郡的实际需要，进行分配工作。

其它的简牍也提到戍卒的征发制度，肩水金关汉简载有：简中提到征发某地三千四百八十五人到敦煌郡进行屯戍，同时涉及到派发来自某地的治渠卒到边郡戍边的情况。

根据简牍可以推测这批治渠卒就有可能来自同一地域，被政府征发到边郡从事水利活动。但由于简牍残破，信息模糊，可能很难反映出这一现象。

所以再列举两枚简牍中的例子，在肩水金关汉简提到：从简牍中，可以了解到，戍卒在征发之前，就有明确的戍边地点，往往来自同一郡县的戍卒会被安排到同一边郡进行屯戍侯望。

而治渠卒也反映出这一地域性规律，其中有籍贯信息的11个治渠卒中，基本上来自河东郡的皮氏、安邑、解、汾阴、狐讘、临汾等县，在张掖地区从事水利建设。

这表明来自河东郡的治渠卒，可能受到戍边制度的影响，在政府征发之前就有明确的戍边地点，避免在戍边的途中，出现逃亡。

而且治渠卒彼此之间的地域风俗习惯相同，到达戍边场所后，从而可以更好的进行行政管理。

此外治渠卒也存在着因工作的需要，出现集中调动，或单个调动的情况，在治渠卒中就出现了一位来自南阳郡鄧县，南阳郡也是水利较为发达的地区，政府调动此地的人员参与水利建设也是正常现象。

张掖郡出现来自河东地区的治渠卒，也与戍边距离有关。

戍边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征调戍卒屯戍边郡的范围。

因为汉代戍卒在戍边的过程中，主要采取步行为主的交通形式赴边，《汉书·盖宽饶传》载“子常步行自戍北边。”

证实戍卒步行戍边是常见的情况，但因行程缓慢，不利于偏远地区的人员赶赴边郡服役。政府只好选择就近派遣，满足屯戍之地的劳动力需要。

因而赴西北边郡戍边的戍卒来源地范围多集中在北方地区。

何双全先生在《汉代戍边士兵籍贯考述》提到，在张掖地区的戍卒主要来自张掖、魏郡、南阳、济阴、汝南、河南、河东、河内、颍川、淮阳等十郡。

说明戍卒主要来自距离相对较近的几个郡，证实了戍边地与来源地之间距离的远近，对戍卒的派遣有很大的影响。

张掖属凉州刺史部监察，河东隶属司隶校尉管辖，两者管辖范围相互接壤，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府征发河东地区的人员进行戍边。

此外，河东地区人口较多，《汉书·地理志》载河东郡“户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萬二千九百一十二。”

这为政府征发人员进行戍边，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可以说，河东凭借戍边距离和人口的众多的优势，为张掖地区输送了大量的戍卒，而治渠卒也位列其中。

总之，在张掖郡出现大批来自河东郡的治渠卒，因张掖兴修水利的需要，统治者从而派遣水利经验丰富地区的人员支援张掖的水利建设。

同时，由于汉代戍边制度的关系，戍边距离和征发地人数的影响，存在同郡的人屯戍一地的现象，便于行政管理，使得同地区的人集中在一地的较多，呈现地域集团性。

在治渠卒的名籍表中也反映了这一现象。这些因素的结合，从一个侧面解释出了治渠卒来自同一地区的现象。

治渠卒在张掖地区恶劣的环境下，从事着水利建设，为屯田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治渠卒作为屯田系统的戍卒，所从事的水利建设服务于军屯，与民间的水利兴修存在区别。

治渠卒随着服役的结束，可能就会返回原籍。或者随着屯田的减少，人员大减，使得水利建设和维护得不到充足的保障，灌溉渠道因此荒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但从在当时来看，治渠卒的设置，使得农田水利灌溉得以保障，稳定了张掖地区的粮食供应，巩固了边郡的秩序，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