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毛泽覃同志之一

猴王说历史 2024-07-03 21:21:10

一、茁 壮成长

一九一八年春的一个晴朗日子,阳光绚丽,山花烂漫,一个英气勃勃的少年,身穿一件兰长衫,脚踏一双青布鞋,跟随大哥,来到省会长沙。这位少年就是毛泽东同志特别喜爱的小弟弟毛泽覃。

毛泽覃生于一九〇五年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又名润菊,童年时代是在家乡韶山渡过的,曾在清溪寺、瓦子坪等处读书,从小学习用功,热爱劳动,时常跟随大人到田间做一些农活,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活泼,勇敢,具有一种爱打抱不平的反抗精神。为了用革命的思想哺育弟弟,使他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革命者,毛泽东同志在自己即将结束青年学生时代,开始职业革命生涯的时候,把毛泽覃从韶山带到长沙。这时,毛泽覃才十二岁,好象一只刚飞出窝的幼鹰,还未经过大风雨,见过大世面。但是,他机灵而大胆,具有雏鹰那样的性格,在羽毛尚未丰满的时候,就向往到高高的天空中去飞翔,去接受狂风暴雨的吹打。能跟随大哥到长沙来读书,他有说不出的高兴,行走在这车水马龙、人地生疏的地方,一点也不胆怯。

到长沙后,毛泽覃进入第一师范附小高十四班学习。他遇到什么不平等,不合理的事情,就挺身而出。一次过中秋节,学校一个姓熊的庶务办了一些好菜,只给老师吃,不给工友吃,毛泽覃很气愤,立即将此事报告当时担任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同志。工友们都称赞他是一个关心工人生活的好孩子。

后来,毛泽覃还曾到一个中学读过书。

从进入一师附小起,到以后离开长沙止,整整五年,毛泽覃一直生活在大哥毛泽东同志的身边。那时,他的年纪虽小,但是,现实生活中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底下遭受种种苦难的血泪图画,从韶山农民“鸡鸣未晓车先叫,隔夜难存半合粮”的贫困生活,到各地逃荒灾民流落街头、饥寒交迫的悲惨情景,一幅一幅地展现在他的面前;毛泽东同志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和人民的痛苦,“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湖南为基地,组织和领导人民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从领导五四运动,主编《湘江评论》,到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中共湘区党委,所有这些,都对毛泽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他较早地接触到马克患主义教育,经受过革命风浪的锻炼,迅速成长起来。在此期间,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秋,毛泽覃进入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共湘区党委书记期间,亲自创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其革命宗旨是:“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自修大学批判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决定采取“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和“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法。为了便于工农群众和文化水平较低的青年入学,自修大学还附设了一个补习学校。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开办,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由何叔衡同志主持工作,夏明翰、毛泽民、罗学瓒等同志担任教职员。

补习学校除补习中学程度的文化科学知识外,十分注意引导学员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养成健全的人格,洗涤不良的习惯”,从而为“革新社会”“造就人材”。毛泽覃在此学习,认真攻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著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并且联系实际,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对于老师讲马列经典著作的课,他都仔细听,认真记,勤学好问,从不缺课。一次,他因外出去搞工人运动调查,离开学校,回来以后,听说同学们又学过《国家与革命》一书,便主动找老师补课。

补习学校在学习过程中,经常组织学员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强调学员应“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注意劳动”,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毛泽覃在此学习,一有机会,就去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和革命实践。他曾到长沙码头创办过工人夜校,深受工人欢迎。还曾到一个远离长沙的矿山去参加罢工斗争,历时一个多月。平时在清水塘,他也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劳动,一有空闲,就到附近的菜园里去挖土、拔草,养成了很好的劳动习惯。

当时,毛泽东同志和杨开慧同志住在湘区党委机关所在地一一清水塘。毛泽覃和另外几个补习学校的学员,也曾住在这里。他们感到,整个长沙城是一片黑暗和冷酷的世界,而在这城郊的清水塘,却充满了阳光和温暖。他们生活在毛泽东同志身边,毛泽东同志对他们严格要求,热情帮助,经常给他们讲解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与他们谈思想,谈工作,谈前途,谈理想,使他们这些革命的幼苗不断得到马列主义阳光雨露的哺育,茁壮成长。

一次,他们这几个小青年因为“顽皮”,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杨开慧同志的严肃批评。那是他们看到毛泽东同志和杨开慧同志有一个小箱子,当作宝贝一样,放在枕头底下,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一天,他们嘀咕一阵,轻手轻脚,把这个小箱子藏了起来。这个小箱子是放党内文件的,杨开慧发现丢了以后,非常着急,与杨老太太到处寻找。这时,他们几个躲在窗外,吃吃地笑。毛泽东同志发现是他们开玩笑藏起来的,立即停下工作,喊他们进房来,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首先谈到遵守党的纪律和保守党的秘密的重要,然后指出,他们都还没有入党,不能乱动党内文件。接着谈到入党问题,毛泽东同志针对他们各自的缺点,向他们提出不同的要求。在指出另外两个女青年的弱点之后,把目光落到毛泽覃的身上,望着他那幼稚而顽皮的样子,亲切地说,你嘛年小无知,还要多多锻炼。当天,杨开慧也把他们叫到一块,教育他们:你们都是青年团员,晓得为什么要革命。我们今天的革命工作还是秘密的。你们有责任帮助我来保护这个箱子,这是党的文件。你们还不是党员,还不能给你们看。这里面的东西不是宝贝,但比宝贝更宝贝。要是被敌人弄走,会出什么结果?毛泽东同志和杨开慧同志的谈话,使他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为了迅速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毛泽东同志在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紧密联系实际,帮助他们纠正错误思想,树立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培养和加深他们的无产阶级感情。

一个黑沉沉的夜晚,在清水塘的那个青砖小院里,在那盏时常彻夜不灭的油灯下,几个小青年坐在毛泽东同志和杨开慧同志身边,闪着眼睛,屏住呼吸,倾听毛泽东同志讲述工人和农民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悲惨故事。讲着讲着,毛泽东同志拿出一份水口山工人苦难生活的调查材料,要毛泽覃读给大家听。

这份材料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调查整理的。一九二二年夏,毛泽东同志曾经去到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了解工人生活,传播革命火种。那时,矿上发生过一次严重事故。一天,把头王继前逼着七个工人在窿内一个矿洞宽大、岩石松裂的老砂棚里,站在用三根木柱子、几块木板子搭成的台子上,拿着锤子、钢钎凿岩,凿着凿着,突然一声巨响,砂棚顶上一块巨大的石头垮了下来,把七个人全部压在底下。附近巷道的工人闻讯赶来,设法把石块搬开一看,死者已经粉身碎骨,只见许多石块上沾满了血和肉酱。工友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从碎石中一点一点地把死者的骨肉收集起来,分成七份,用草纸包着捧出窿口。死者的家属见捧出来的是亲人的肉酱,一个个扑倒在上面,呼天喊地,悲痛欲绝,向黑暗的旧社会和万恶的资本家发出血泪的控诉。毛泽东同志收集许多水口山工人苦难生活的材料,带回湘区党委,作为研究工人运动的资料和自修大学的教材。

现在,已是夜很深的时候,几个小青年忘却疲劳,忘却寒冷,听毛泽覃读这份材料。毛泽覃满怀着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读着读着,不觉声音哽咽起来,两行眼泪夺眶而出,那工人在窿内被崩塌的矿石压死,血肉模糊,认尸不出的惨状,那家属在亲人的尸骨刚刚掩埋,就被狠心的资本家赶出矿山,拖儿带女,乞食街头的情景,使他悲愤填膺,读不下去。毛泽东同志因势利导,要他们讨论:工人为什么这么苦?有什么办法来解救工人的苦难?讨论中间,毛泽东同志教育大家,哭没有用,眼泪救不了穷人,只有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才能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他要求每个人都写一篇心得体会。毛泽覃的那篇体会写得特好,表示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工人阶级,每一滴血都滴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上。

“二七”惨案以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但是,湘区的工人运动,在毛泽东同志革命工运路线的指引下,仍在继续发展。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同意毛泽覃的请求,派他和其他几个同志一道,去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让他到轰轰烈烈的斗争风暴中,到火焰正红的革命熔炉中,去接受新的考验。

二、烈 火红心

正当广大工农与反动势力激烈搏斗的时刻,湘区党委的干部,自修大学的学员,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一批又一批地离开长沙,赴安源,奔湘南,从事工农运动。一九二三年三月下旬的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几个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乘坐去衡阳的小火轮离开长沙。毛泽覃就是其中的一个。上船以后,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含着晶莹的泪花,向前来送行的毛泽东同志挥手告别。当他想到,就要去到自己响往已久的水口山铅锌矿,从事工人运动,心里非常高兴;但是,从韶山到长沙以后,这些年来,一直生活在大哥的身边,在大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下长大,现在突然分开,不免依依难舍。临走前夕,在清水塘那个令人留恋的房间里,毛泽东同志多次找他们谈话,指示他们;在斗争中要提高警惕,思想上要作最坏的准备,行动上要力争最好的结果,千万不可粗心大意。要使工人懂得,无产阶级革命主要是夺取政权,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要在斗争中壮大党的队伍。要使工人阶级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捏成一个有力的铁拳头,去砸烂吃人的旧世界。毛泽东同志还语重心长地嘱咐弟弟毛泽覃,到水口山以后,要好好锻炼和改造自己,首先要到敲砂棚去敲砂,还要到矿井里去劳动,要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虚心请教,穿长衫的人与穿短衣的人结合起来。

他们从长沙坐小火轮到衡阳,又从衡阳坐小木船到松柏。担任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主任的蒋先云同志派人来接,然后坐摇车到达水口山。

水口山位于湘江上游的东岸,是铅锌的重要产地。我国劳动人民在九百多年前,就开始在这里开采矿藏。一八九六年,清朝政府把水口山铅锌矿收归“官办”以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相继侵入这里。从此,中外反动派勾结在一起,掠夺资源,残害人民,使水口山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那时,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视工人如牛马,不惜时加盘剥”,“一拂其意,则大施狼毒,或惩罚,或鞭答,或开除,或送警”。数千工人处在这种“万恶环境之中,万重压迫之下”,生活毫无保障,所得工资“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尤如“处于十八层地狱之下”。一首民歌唱道:“黑夜茫茫盼天亮,劳工何日见太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苦难的水口山工人见到了太阳。毛泽东同志曾亲自来到水口山,访贫问苦,调查研究,点燃了工人斗争的革命烈火。随后又派蒋先云、谢怀德等同志到水口山,领导工人成立了俱乐部,举行了大罢工,并且在大罢工胜利前后,吸收了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先进工人人党。由于工人组织严密,又有党的坚强领导,所以在“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的时候,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的红旗仍然高高地飘扬在湘江岸边。

来到水口山后,毛泽覃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兼任工人学校教员,并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团的领导工作,具体负责联系机械科的工人和团员。

毛泽覃在水口山,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深入工人群众,决心在工人运动的革命熔炉中,好好锻炼自己。他经常到敲砂棚、机器间、矿井里去劳动。每当星期天时,他总是要利用这个白天没有课的休息日,下到矿井里去,与工人一道采掘矿砂,体验工人生活。他与机械科工人积极分子宋乔生、陈梅生等同志,关系极好,常和他们在一块劳动、学习、开会、谈心,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陈梅生把自己精心制造的一把珍藏多年的漂亮短镖赠送给他。那是一把约一尺左右长的三角钢刀,外鞘是用紫铜做的,闪闪发光,十分逗人喜爱。

毛泽覃在水口山,对于自己担任的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和工人俱乐部教育股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宣传和组织工人阶级进行了大量出色的工作。当时,教育股拟了一份《计划书》,深刻地揭露了在旧社会那“万恶的经济制度”下,无产阶级受压迫受剥削,“救死不暇,还有什么享受教育的希望”的黑暗现实,响亮地提出了我们工人子弟“决不令其在社会上继续受不到教育,而永远屈服于….恶势力之下,使无产阶级的子孙,世代愚笨,有产阶级的子孙,世代发展其掠夺之野心和手段”。因此,决心开办“一种新的教育”,使工人及其子弟的才能,“开始在恶浊的社会里,表演出一种新的光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决定创办工人学校,内分补习、小学两部,习部专为工人工余求学而设,小学部专为工人子弟求学而设。工人学校开学以后,白天,毛泽覃在小学部教书,对遭受旧社会摧残的工人子女十分关心,百般爱护,充满火热的阶级感情。他亲切地教育他们要好好学习,不要贪玩,作业要按时做好,不能马虎,还经常在课外时间对基础差的学生给以个别辅导。当时,蒋先云的一个侄女从农村来到矿山学习,打算准备一段,再去报考三师,但是原来基础较差,毛泽覃就时常抽空给他补习数学和英文。她在毛泽覃的耐心指导下,进步很快,后来终于考进设在衡阳的省立三师,为此,她对毛泽覃一直怀着深深感激的心情。晚上,毛泽覃在补习部上课,满腔热情地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帮助他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他还和教育股的同志一道,办了一期骨干训练班,参加的大部分是他所联系的机械科的工人。他们向这些经过罢工斗争考验的工人积极分子,进行共产党、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基本知识教育,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

毛泽覃在水口山,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谋求工人阶级的解放,深入发动工人,不断与反动矿局进行斗争。敌人调兵遣将,施展种种威胁和利诱的手段,但他不畏强暴,不受欺骗,和蒋先云等同志一道,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勇敢而机智地与敌人作斗争,给了反动矿局以沉重的打击。

当时,毛泽覃住在俱乐部二楼傍山那一头的一个房间。临窗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个他自己做的玻璃相架,里面嵌着大哥和杨开慧嫂嫂抱着岸英照的照片。大哥写给他的信,从上海寄给他的《新青年》杂志,《向导》周报等革命刊物,还有他自己写的笔记、日记,都锁在抽屉里。离窗不远放着一张制作粗糙的木床。床上铺着一床席子,叠着一床土布印花棉被。床头的墙上,挂着陈梅生送给他的那把闪闪发光的短镖。就在这儿,毛泽覃一次又一次地读着大哥从上海寄来的信和革命刊物,隔着千山万水,不断聆听他的教诲。那些收揽五洲风云,充满革命感情、文字朴素生动、话语亲切温煦的信件,使毛泽覃受到很大教育,从中吸取了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那些介绍和宣传马列主义伟大学说、讨论和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革命刊物,许多重要地方,都有大哥和杨开慧嫂嫂画的红线,毛泽覃每读到这些地方,总是要反复体会,仔细琢磨。就在这儿,他耳闻目睹工人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斗争,进一步懂得了什么叫剥削,什么叫革命,进一步认识了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决心把自己的一生同无产阶级连在一起,为工农劳动人民的翻身和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他曾给大哥写过一封信,满怀激情地汇报了自己的这种感受和决心,对大哥派他到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表示十分感激。

也就是在这个普通的房间里,毛泽覃用在工人斗争的烈火中炼出的一颗红心,向党支部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表示要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不久,即一九二三年十月,水口山党组织讨论和通过了毛泽覃同志的入党申请。从此,他成了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毛泽覃入党后,当即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考验。年底,湖南军阀赵恒惕派他的亲信宾步程,带着许多反动武装,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包围了工人俱乐部,大肆逮捕和屠杀工人。蒋先云、毛泽覃等同志迅速处理和转移了文件,立即率领广大工人与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由于他们在工人中扎根很深,深受工人爱戴,所以在经过一番搏斗后,他们很快就被宋乔生、陈梅生等许多工人巧妙地保护和隐藏起来,使他们这些湘区党委派去的干部没有一个落入敌手。

不久,毛泽覃被调回长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此时,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一场大革命的风暴正在酝酿和兴起。他遵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经常深入工厂、码头、学校,向工人、青年和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工作的重点是青年。他和许多从事青年运动的同志以及广大的团员和青年一块工作、学习,关系极为密切。他们曾公开发表过一个宣言,一致认为:青年“乃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一生的理想和事业,“皆须于青年时代树立深固基础,其关系至重且大。”因此,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凡社会恶习,概行屏绝”,抛弃“世俗之颓靡”,以求“立身之不苟”;一方面要认真掌握文化科学知识,认清“科学所以启人理智,艺术所以表现感情,体育所以强健身躯,皆人生所需要,尤青年所当为”,应于这几方面努力学习和实践,以备“将来致用于社会”。毛泽覃善于根据青年的特点开展工作,积极引导他们树立远大的抱负,掌握丰富的知识,坚决走共产党指明的革命道路。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走向革命,走向工农,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成为坚强的战士。

一九二五年秋,毛泽覃跟随毛泽东同志到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曾先后在黄埔军校和广东区委工作,还在广东省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过。这个时期,正是我党领导各个革命阶级和阶层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各种反动势力激烈搏斗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陈独秀为头子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尖锐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毛泽覃坚决站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一边,深入工农,英勇奋斗,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与资产阶级新老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在黄埔时,他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与党派到军校学习和工作的蒋先云等同志一道,对蒋介石一伙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打击。目睹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提出“整理党务案”,对陈独秀节节退让,妥协投降,他极为气愤和不满。他曾经对一位党内同志毫不含糊地说,我大哥和老头子(指陈独秀)的意见不同,老头子的一些观点和搞法很不对头。

一九二七年,继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以后,李济琛也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疯狂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时候,毛泽覃奉党的指示,由广州转移到武汉继续革命活动。此时的毛泽覃,由于在大革命的炉火中得到更多的锻炼,心更红,志更坚,既热情饱满,敢于斗争,不在革命遭受暂时挫折面前气馁,具有高度的革命英雄气慨,又沉着,冷静,善于周密地思考问题,懂得与敌人作斗争的艺术。当他带着在广州期间结婚的爱人乘船路过上海时,原本打算上岸去找二哥毛泽民同志的,但认真地一想:二哥的单位是否遭到破坏?二哥本人是否已经转移?情况不明,觉得应按党的指示,尽快赶到武汉去为妥。于是立即离开上海,没想到在船上碰见了二哥。兄弟俩打了一个照面,便坐在一块,为了防备国民党反动派的密探,假装互不认识。

毛泽民问老弟:“先生贵姓?”“姓周。”

毛泽章问二哥:“先生贵姓?”“姓方。”

他们声称是做生意的商人,又拿着一本孙中山先生讲三民主义的书,一边看,一边讲,以此来作掩护。船到武汉以后,他们很快就到武昌都府堤找到了大哥毛泽东同志。大哥和杨开慧嫂嫂正在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他们一同到来,大家非常高兴。

到武汉后,党派毛泽覃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上尉军衔,在该军内秘密负责我党组织方面的工作。这时,汪精卫正在与蒋介石暗中勾结,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毛泽覃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挽救革命的失败,在国民革命军中忘我地工作着和战斗着,在爱人临产的日子里,也很少回住处去看一看。

不久,毛泽覃离开武汉,前往南昌,踏上新的革命征途。

三、奔向井冈山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因而遭到惨痛的失败。蒋介石,汪精卫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实行极其野蛮的屠杀。成千成万的先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已经成为“白色恐怖的象征”。

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为我党掌握和影响的北伐军三万多人,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于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毛泽覃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当时,他在叶挺同志领导的十一军所属二十五师的政治部任宣传科长。起义部队转战到广东的潮州、汕头,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而失败。毛泽覃所在的二十五师驻守在三河坝,在朱德、陈毅等同志领导下,与敌激战三日,然后突出重围,转战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庾、汝城、韶关一带山区。当部队得知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走上井冈山的消息之后,朱德同志立即派毛泽覃去井冈山与毛委员联络,汇报有关情况。

那是一个初冬的日子,毛泽覃身穿一套国民党正规军军官的服装,带着证件,化名覃泽,一路上顺利地通过反动派一道又一道的关卡,来到茶陵坑口。

坑口是茶陵与宁冈的交界之地。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后,为了保证我军前线与后方的交通联络,掩护与接送伤病人员,通过袁文才同志同当地某些人的关系,派出一个没有暴露工农革命军身份的连队,以“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驻扎在坑口。连长陈伯钧同志听说来了一位身穿国民党军官服装的人物,立即派人前去侦察。

毛泽覃首先找地方上的一些当权人物打交道。当时,住在坑口的一个姓罗的伪团总,闻报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位长官来到这儿,立即率领一班土豪劣绅出来迎接。

“长官尊姓大名?”姓罗的伪团总问道。“本人姓覃名泽。”毛泽覃回答说。

“长官现在何处荣任何职?”伪团总又问。

“本人现在十六军任副官。”毛泽覃一边说,一边取出一张证明他是十六军上尉副官的证件,递给姓罗的看。

姓罗的伪团总看了证件以后,不敢怠慢,命令摆酒接风,设宴招待,晚上还陪着打了几圈麻将。毛泽覃机智地和敌人周旋了一番,打听到有井冈山的一个连驻扎在这里,便找到该连的驻地。陈伯钧同志了解到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所负的使命以后,立即派人送他上井冈山去见毛委员。

毛泽覃来到井冈山,看到了无数崇山峻岭,到处悬崖峭壁,可进可守,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工农革命军在这儿打土豪,分田地,闹得火红,心里不觉豁然开朗。他向毛委员汇报了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留下的部分队伍,经过艰苦转战到达湖南的情-况以后,便留在井冈山,先后担任团政治部代理主任和营党代表等职务,积极投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从南昌城下到井冈山上,毛泽覃从实际斗争中体会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上山以后,他坚定不移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一边,与干扰井冈山斗争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经常向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宣传“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理,批判“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错误思想,不断鼓舞他们的革命斗志和胜利信心。一次,他在宁冈砻市向红军战士传达毛委员的指示,指出怀疑红旗能否打得下去的思想是错误的,斩钉截铁地说,红旗是能够永远打下去的,一定要打到底!他讲话的时候开始是坐着的,后来越讲越起劲,就边讲边站起来,表现出一种决心很大、信心很足的革命气慨,使干部和战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毛泽覃坚信红旗能够长期打下去,那是因为我们的党和红军代表人民的利益,得到根据地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战士和群众宣传: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是穷人的亲人。红军保护人民,人民帮助红军,红军和人民是一家人。红军武器少,又能打胜仗,就是靠人民群众的支援。群众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城墙”。国民党反动派的城墙在南昌、吉安,是土作的,一打就倒。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城墙”是打不倒的。因此,毛泽覃非常重视军民关系,经常教育战士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一次,他在大井主持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向部队和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和革命纪律的教育,要求红军战士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为群众着想,在行军中,不要到老百姓家里去喝开水,因为老百姓的锅子小,一锅开水只能喝几个人,大家去喝,就会给群众带来麻烦。

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毛泽覃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联系群众,遵守纪律,办事有魄力,又机灵,性格活跃、开朗,具有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跟随毛委员生龙活虎地战斗在湘赣边界山区,吃的是红米饭,睡的是稻草铺,既做群众工作,又带部队打仗,为巩固与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立下了战功。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八辑,有湖南师范学院政史系编,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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