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苏林]

1969年，我们来到莫旗沽尔河公社插队，在那里度过了数年的时光，而生活中最令人怀念的莫过于“吃”。

我所说的“吃”，并非指品尝美食。美食家吃起来，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出点名堂，吃出点艺术。

我所说的吃，是指吃得量多、吃得迅猛、吃得如狼似虎、吃得酣畅淋漓。

我们知青点曾包过一次饺子，那饺子个头大得，当地人形容说“大得赛过猪羔子”。管新华一顿饭竟吃下了105个！

别笑话别人了，队里打草时，我吃起干面条来毫不含糊，大碗盛着，我一口气吃了六碗也毫无不适。然而，那次我去乌尔科向阳大队串门，才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小巫见大巫’，着实让我大开眼界。

我和小平、徐光一同前往向阳，尽管是初次到访，但刚一进屯子，我们便立刻发现了知青点——莫力达瓦旗的知青点别具一格：哪间房子最破旧，哪儿就一定是知青的住处。

一番寒暄之后，当值的关毅（今天轮到他做饭）提议道：“老苏他们难得来做客，咱们把存的白面拿出来，今晚烙油饼吧！”

“哗——”话音刚落，满屋子的人都热烈响应。

关毅正在和面，几位女生在旁帮忙。

年轻的小伙子们则躺在炕上闲聊，赵成和包子（继强的外号）在一旁窃窃私语，随后往嘴里扔了两片白色药片。

我问：“怎么了，不舒服吗？”

赵成嫣然一笑，包子则咧开大嘴说：“这叫——战备烟袋油子！”

我听得一头雾水。小宁见状解释道：“老乡们说，胃疼的话，只要在肚皮上抹点烟袋油子就会好。他们现在吃的是复方氢氧化铝——这是为了对付晚上那顿饭提前做准备呢。”

我们相视无言，哑然失笑。

当饼子放入柴火灶，场面变得更加热闹，只听见有人喊道：“我先来！”

“那我第二个！”

“有没有先来后到的规矩啊！”

“别吵了！别吵了！”关毅手持锅铲，一脚踩在灶台上，嘴里叼着烟，不耐烦地说：“该谁的就谁来盯着！”

包子走过来，一边念叨着：“这烙饼我可是内行，讲究的是三翻六吊七十二提溜——哎，关毅，你赶紧翻个面呀！”

关毅边翻着饼边笑骂道：“你才翻个面呢！（东北人说话忌讳多，这里和‘穿马甲’同义）”

顾德堪凑过来：“轮到我了！这儿没刷油，这儿……还有这儿……”

朱宏达喊道：“哎，我这张饼怎么比别人的小啊？”

关毅回应道：“今天管够，撑不死你们！”

灶坑的浓烟弥漫，昏暗的油灯摇曳，映照着一张张渴望的面孔和满屋的喧哗。直到每个人都捧起一张五六两重的大饼，津津有味地啃着、咀嚼着，茅屋里才终于出现了片刻的宁静。

这顿饭还没来得及做菜，大家就吃到了晚上9点多，主人和客人们一个个揉着肚子，懒洋洋地倒在炕上。

“你吃了几张饼？”

“两张。”

“嘿，小菜儿，我吃了三张半！”

“小顾吃了四张半！”

“呵！”一片惊叹、嘲骂声。

“真他妈香啊。”有人在黑暗中打个饱嗝，长吁一口气。

突然，只听“噗”的一声，不知是谁放了个屁，引得周围人一阵哄笑。

小宁在被窝里静静地咬着什么东西。我好奇地问：“还没吃够吗？”

“这是我从果园偷来的小苹果，酸得很。不管吃得多饱，吃几个，过两小时肯定又饿了……”

这一夜，屋内时不时传来尴尬的声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气息。

清晨，关毅推门大喊：“今天队里分羊肉，我买了5斤，哥儿几个中午吃饺子，就当过年啦。”

这次反应并不强烈，他们像约好了一样，纷纷下炕，洗脸漱口，然后有序地走了出去。我不禁感到奇怪：“为什么要上工啊？不是今天休息吗？”

包子朝我咧嘴一笑：“老兄，不活动活动，中午哪能吃得下饭呢？”他凑近我耳边，低声说：“再说了，在家也得干活，不如到队里挣几分工分，回来还能吃现成的。那几个哥们儿都明白——对不住，下午再陪你们出去遛遛。”

屋子里显得空荡荡的，只有土豆（铁男的外号）挣扎了几下没能起身，又继续躺着。我们几个客人，还有两位女生，一起帮关毅剁馅、擀皮、包饺子。一边干活一边闲聊，关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里屋大声喊道：“嗨，屋里的人听着，出工的不算，在家的谁不干活就别吃，包几个吃几个，别躺着充大爷！”

土豆当然明白这是在说他，皱着眉头，咧着嘴爬下了炕，也加入了包饺子的行列。然而，才包了三四个，他突然捂着肚子说：“不行了，我还得躺会儿。”

刚进里屋，就听到“哇”的一声，他吐了。我赶紧进屋，帮他清理。他半边身子趴在炕上，嘟囔着：“真倒霉，不小心，肚皮碰了炕沿一下。”

两位女生扭过头窃笑，关毅撇撇嘴。

谁料，刚把地清扫干净，我还在洗手，土豆又来到外屋，边洗手边说：“这回能包了，肚子又空出来啦！”

我不禁由衷地感叹起来。

后来，得知他病退回京，病因是：胃下垂。

向阳队的一群人，在北京时是同校同年级，他们下乡时年仅17岁。

酒足饭饱后，几个朋友从顺峰酒家踱步而出，打着饱嗝，喷着酒气，开始高谈阔论：肉蟹，黄太少；龙虾，吃腻了；白鳝，太油腻……突然有人问我：“你说，天下什么东西最好吃？”

我愣住了，一时竟不知如何作答。龙肝凤髓我未曾见过，山珍海味倒是品尝过一些，却并未觉得有何特别：驼峰带着一股腥膻之气，鱼翅不过是几根脆骨，飞龙汤虽鲜美，但与放鸡精调味相比，也未见得高明多少……

小时候，总觉得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东安市场的奶油炸糕和方山的肉末烧饼。后来，我的口味又转向了湖南的火锅和广东的狗肉煲。其实，美食的喜好因人而异，各有千秋。

毛主席他老人家钟爱红烧肉，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作家贾平凹则偏好泡馍，他曾这样描述：“碗比头大，馍比碗高，蹲在凳子上，吃得汗流浃背，咂嘴声不绝于耳.......”

有个老农曾感慨道：“苞米粥配咸鸭蛋，简直是人间美味，无可匹敌！”

然而，在我看来，天下最令人垂涎的美味莫过于红烧猪肉炖蘑菇。

记得在莫旗插队的那年，正值青黄不接的时节，做饭的大铁锅已经近两个月没沾过油星，煮出来的菜总是黑乎乎的。陈年的小米散发着刺鼻的霉味，我们每天只能啃着苞米面饼子，蘸着黄酱，那味道让人直泛酸水。一夜大雨过后，无法出工，八九个穷学生只好歪在炕上，盯着贴饼子发呆。这时，轮值做饭的顾暖灵机一动，提起土篮说：“走吧，采蘑菇去。”

雨后的东北大草原，绿意盎然，令人陶醉。朵朵白蘑争先恐后地从地皮中钻出，一圈圈地铺展——草甸上的蘑菇生长奇特，从不单独生长，而是一出现便是一大圈。当地老乡经验丰富，将这种现象称为“蘑菇圈”。正如猴头蘑一样，若在这棵树上采到，向相反方向走，不远处的树上，准能再采到一个。

踏着湿润的青草，采摘着白嫩的鲜蘑，人们忙碌着，暂时忘却了饥饿。一个小时后，负责做饭的“火头军”提着满满两土篮蘑菇回到营地。没有油和肉怎么办？大家咬紧牙关，你出五毛，他出八分，凑出了三块多钱，去供销社买了两瓶红烧猪肉罐头（如今市场上已难觅其踪）。

猪肉炖鲜蘑，满满一大锅，香气四溢！吃饱的人撑得直哼哼，没吃够的人把锅底刮得哗哗作响，再想吃时，却发现草地上虽有蘑菇，但兜里却没钱了。

回到京城后，手头渐渐宽裕，大小酒席吃了不少，却始终惦记着那顿令人难忘的美味。于是我依样画葫芦，买来鲜蘑和猪肉，但无论加多少调料，却再也找不到当初的那种感觉了。

望着还在剔牙的酒友，我突然想起了相声段子《珍珠翡翠白玉汤》。我不禁一笑，说道：“什么最好吃？饿你两天你就知道了。”

真是废话！

旧友重逢，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推杯换盏间，酒已过三巡。有人打趣道：“老兄，像你这样的喝法，多活一年都是赚的。”我淡然一笑，十几年在民族地区的摸爬滚打，让我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浅酌低吟，还是开怀畅饮，醉时或悲或喜，甚至偶尔狼狈不堪，但我始终无怨无悔，因为酒确为人生一好物。

酒能怡情。“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在汉沽尔河公社的朝鲜族农户家过年时，我们品尝了辣椒糊拌小生鱼、酸菜宽粉土豆等传统美食。席间，65度的老烧酒在土炕上传递，大家载歌载舞，尽情饮酒作乐。

在朝鲜族的饮酒文化中，节日和庆典场合的饮酒活动不可或缺，这不仅体现了他们对酒的重视，也展现了饮酒时的独特礼节。欢笑驱散了贫困，驱散了凄苦，驱散了一切烦恼。我由衷佩服他们的豁达、豪放与坚韧，而酒，无疑是传递这些情感的最好媒介。

酒能乱性。“酒壮怂人胆”“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这些俗语道出了酒对人的影响。醉打山门、景阳伏虎的故事皆因酒而起。酒后驾车的司机屡见不鲜，他们被带到警局后仍敢拍桌摔碗，口出狂言，而清醒后却往往涕泪交加，悔恨不已。若有人觉得自己胆小怕事，只需喝下一斤二锅头，定能让你比抡菜刀的李保田还要“勇猛”三分。

酒可联谊。“钱越花越少，酒越喝越厚”“感情深，一口闷”，这些话语无不体现着酒在社交中的独特作用。即便是陌生人，几杯酒下肚，仿佛就能成为多年老友，甚至开始推心置腹。与蒙古族、达斡尔族老乡喝酒时，人们总结出四条“标准”：不会喝的算不上汉子；浅尝辄止的是“藏奸”，不算朋友；不论喝多少，只要能喝倒，就是大大的朋友；若无人能匹敌，那便是真正的英雄。不知诸位是否也有同感？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酒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销售、催款、广告以及商务谈判等场合，酒常常扮演着沟通桥梁的角色。正如许多经验丰富的商务人士所分享的，一场得体的酒宴能够有效推动任务的完成。据称，在适当的场合下，通过酒的媒介，任务完成率甚至可以高达90%。

某业务员前往内地一家大型工厂洽谈业务，酒桌上因刚因醉酒住院治疗过而面露难色，只好佯装道：“实在不会喝酒。”厂长闻言愕然，半晌才冒出一句：“不会喝酒，怎么开展工作呀！？”酒还被赋予了进补的功效——除了舒筋活血、御寒等传统作用，近年来，补酒愈发流行，如三鞭、九鞭、龟鹿、王八、苁蓉、回春、人参等品种层出不穷。

仿佛喝了这些酒真能壮阳滋阴似的，至于有谁相信，反正我不信。

随着歌厅、舞厅、桑拿如雨后春笋而起，且像韭菜一样虽割不止，余兴节目增多，一些有钱有闲的人们热衷此道，钱的功能增强，酒的功能慢慢衰退一总不能整天醉醺醺地谈生意、逛舞场吧，总得留个健壮身子板儿干点别的吧？于是，饭桌上心照不宣，酒，渐渐由聚会的主角变成了附庸。

但咱既不懂买卖（缺根筋），又不会蹦迪（过了岁数），宁可吸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自斟自饮，自得其乐。什么肝硬化，什么脂肪肝，什么记忆力减退，影响性欲，全然无碍。直喝至“此中有其意，欲辩已忘言”而止。您说，我是不是赚了？

“当当——当——当——”

烤死人的日头催命的钟，好像刚躺下就又得爬起来。揉揉惺忪的睡眼，瞅瞅炕头的小闹钟：两点半！窗外隐隐传来张打头悠长的略带山东口音的嘶喊：“下——地——咧！”

赤膊披上遍布汗碱（犹如小孩的尿渍）的破蓝褂，光脚蹑拉着积了足有半寸厚泥土的“白边懒（白色无底布鞋）”，从墙角抄过锄头，又顺手在灶台盖帘上拿了块凉贴饼子，边啃边和包子、李晔等往屯子外走，嘴里还不停地咒骂队长：“这老砸钟，赶上周扒皮了，三更半夜就把人往地里轰。”

北方的夏日，昼长夜短，两三点钟时，东方便泛出鱼肚白，这也恰恰是铲大地的好时候——凉快、出活儿。

日头一出来，满身冒油，人就懒了。可是，对习惯晚睡晚起的我们这些小知青来说，简直是活受罪。没办法，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见不见现钱姑且不论，干一天好歹一块多挣头哩。看看周围，缕缕行行间，人影绰绰，大姑娘小小子皆手执锄板，蹒跚行进在昏暗的土路上。

“今天铲哪块地？我问身边的小山东二杜子。

“北大岗子，要不得早起。”

“曜，得走半拉点儿，那晌午队里送饭，不用咱们回去做（读‘奏’）啦？”（下乡两年，满口“东北嗑儿”了）

“嗯哪，备不住还送点好嘀咕呢，要不今儿个出工的凭齐！”

三拳揍不出个屁的张打头蹲在地边抽烟，我们凑到跟前，也卷根“大炮”喷云吐雾。他瞟一眼后面哩哩啦啦的来人，烟头往鞋底上一拧，一个字不进，扬起锄板就奔了头一根垄。

今天铲苞米。铲在这活计，号称“量锄杆”，最好糊弄事儿。上讲究的是：锄板搂过来，杂草连根铲断，垄上的土全松，苗周围正好一堆暄土。对付事呢，丈把长的锄杆抡起来，跟着大拨儿跑，草苗不分，所以是挣分的好机会……

随着太阳的升起，默默地人们活跃了。几个小伙子嗖嗖几步搂到前边，坐在垄背上斗气儿：“打头的，你慢着点儿，留着点劲儿对付晌午的大年糕哇！

锁柱唱着二人转《杨八姐游春》：“一提金，二提银，三两星星，四两云……”于是又勾起了二杜子的赌瘾，他哼唱着：“天牌呀，地牌呀，全不在话下，唯独那人牌让我心心念念，搂在怀里，越是搂得紧，心里越是痛快呀哈，嗳嗳嗳嗳嗨，这份自在无以言表呀哈。”

老头子们稳重，嘴里叼个小烟袋锅，肩膀上搭块看不出本色的旧毛巾，两锄一步，两锄一步，一副优哉游哉的闲适神情。

近视眼李晔平日里对眼镜总是爱不释手，但一到田地里，却成了‘睁眼瞎’，什么也看不清了。一会儿“哎哟”一声，一会儿“哎哟”一声，准是把苗儿铲啦。

他蹲下去，把苗扶正，抓两把土堆上，嘴里也唱：“天上布满星，地下亮晶晶……止不住的辛酸泪呃，往下淌……”

“打头的憋不住了：“小李子，你少哭两声，那苗哭也哭不活了，下回把你那*蒙眼儿（当地人对眼镜的戏称）戴上吧。”

李晔顾不上搭理他，又“哎哟”一声，又往断苗旁培土，还唱：“铁梅呀，你不要哭，莫悲伤，要挺得住，你要坚强……”

“啪”的一声脆响，他的屁股挨了一锄杠。原来巡视的老队长就站在他后面，气得胡子直翘：“你他妈个京油子，你挺得住，那小苗儿挺得住吗？”四周哄笑。

老队长瞪着眼，抡起锄头又奔前面几个小子跑去，小伙子们知道不好，扔下锄头作鸟兽散。他大吼：“你们给我站住！瞅瞅你们干的啥活儿？！连滑达板儿带冒锄，草站着苗躺下，这么干，要是在旧社会，你们把地主都剥削啦！”

生产队里干活，能拖就拖，大伙儿都倚着锄头，在一旁看热闹。老队长又火啦：“快干，快干！别愣着！”一看张打头已铲出老远，大伙儿才杀下腰，紧撵上去。

离地头二十几米，老张往垄背上一蹲，大家长吁一口气：“抽袋烟儿（社员们把歇歇儿形象地称为‘抽烟'）。”

那些姑娘远远离开满口脏话的汉子们，聚在一堆儿叽叽喳喳；老人们眯缝着眼，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杆儿；我抠着鞋里的积土，问锁柱：“几点啦？”（下乡知青干了两年还是穷得屌蛋精光，哪有钱买表？人们说知青“比贫下中农还贫下中农”。后来去县城看《卖花姑娘》，别人哭得死去活来，我们却漠然置之。老靳出来就咧咧：“哭啥，还他妈没我们苦呢！”）

锁柱夸张地把胳膊伸得老长（队里只有他当过兵，戴着表）：“10点零6分——半！”

又回头跟别人神侃上了：“俺们当兵那阵子，不打山洞，不修路，俺开鱼雷高射炮。

包子乐了：“有鱼雷高射炮吗？”

锁柱急眼了：“咋没有？别看你是大学生，你就没见过！”

老队长慢条斯理地跟我们“忆苦思甜”：“如今你们这活计算舒服到家了，一头晌才铲两根儿垄。我给地主扛活那咱，大豆包赛过龙眼，一口气儿吃28个，干起活儿来，两眼一瞪，赛过呼延庆……”

张大头又站起来往地头铲去，大家知道，到了地头就该吃饭了，顿时来了精神，只见地里像冒了烟，谁也顾不上说话。远远的，送晌午饭的社员挑着担子上了山坡，不愧是打头的，点儿掐得真准。

年糕（用当地称“大黄米”的糜子米面蒸成）一块近一斤，豆腐坊压的大豆腐也有两桶，大伙儿狼吞虎咽地送进肚子，苏江连吃三块年糕、两块豆腐，才摸摸肚皮，看看桶：“饱啦！”

我走到坡顶，一片水塘，水面上泛着白色的泡沫，还有些不知名称的浮游生物。我拂开白沫，趴下去，喝了几口，抹抹嘴，擦擦汗，地头转悠转悠，找块缺苗的地方，锄杆一横，躺到垄沟里，破草帽盖住脑门，懒鞋浮搁到锄杆上当枕头睡。

热醒了，汗，顺着额头流，带着汗馊味儿的褂子里大概有虱子在爬，只得坐起来，一边搔着，一边四处呆望-——炎炎烈日下，地头、垄沟，横七竖八躺着人，怪怪的睡相；翠绿的秧苗，干黄的土地，远处闪闪发亮的河水，没有丝云朵的碧蓝的天空，构成一幅极不和谐却又启人遐思的画面。再看看露不出肉色的黑黑的脚趾，看看四个兜的学生穿的破蓝褂儿，那种复杂滋味，让人难以分辨是苦涩想哭，还是无奈中带笑。

大夏天干活，就是早上一气儿，吃足了，歇够了，懒劲也上来了。一觉过去，苞米地里“放了羊”，前面仨，后面俩，最远的能落下半根垄。

人们有气无力地搂草、推土，如同机械般沿着无边的垄沟，一步步艰难地向前蹒跚。总算盼到日头偏西，张打头又一声嘶喊：“收-——工——咧！”人们才像扔进水里的鱼，又活过来。

我们倒拖着锄杆儿，回到知青点，黄文正在灶台边忙碌，老饭食：熬小米粥，贴大饼子。光着膀子在井边狠涮了一通，包子、李晔哼哼唧唧地歪到炕上不动了。

窗根下，苏江又抱起了吉他，一曲曲哀怨的歌声引动了知青们的乡愁：“远离心爱的家乡哟，远方的朋友在等待我，海鸥你快把我带回故乡的土地上哟……”

天色渐渐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