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四年(公元1134)岳飞进行了第一次北伐收复襄阳六郡，七月二十三日收复邓州、唐州，绍兴五年授检校少保（从二品）。

岳飞在绍兴六年开始第二、三次北伐，南阳当时属于邓州，唐州、邓州就是岳家军的出发地，大军进至商、虢地区，前锋直达洛阳外围，收复大量失地，绍兴七年因战功累加特进，拜太尉（正二品）。

绍兴八年巡视唐、邓期间，岳元帅在南阳武侯祠手书《前、后出师表》。书后题跋写到：“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祠、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

题跋中使用的“少保”印，是他的职印，而不是官司印，因为题文留字不是官方文书，不能使用节度使、宣抚使等官司印，只能使用职印或者私人印章、图章的原因。

这个题跋证明宋代时期，南阳隆中卧龙岗武侯祠已经形成规模，戳穿某躬耕地的谎言，无辜被别有用心的人抹黑攻击，说什么“少保”印章不符合事实，属明代后人伪做，题跋没有避讳”桓”字，等等等，大肆进行贬低歪曲。

前面已经对“少保”印章进行了澄清。

再说说是不是岳飞真迹？鉴定方法有两个：后世题跋为第一，书法笔迹对比第二。

历代收藏过程中，此幅手书上留下多人的墨宝和印章。

明太祖朱元璋，遍寻天下得之后，题字“纯正不曲，书如其人”并珍藏于皇室

明惠宗建文三年（公元1401）十月，翰林侍讲学士方孝孺于卷尾书跋曰：【此二卷者武侯之文，武穆之书，洵可谓古今双绝，以公天下，使百世臣子，诵其文，学其书】，

成祖永乐元年八月，户部尚书夏元吉题再跋：【武穆书法之妙，可以超越宋贤、媲美晋唐】，

明嘉靖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杨继盛题："武穆真迹。嘉靖二十年椒山杨继盛书。"杨继盛是嘉靖年间有名的谏臣，刚正不阿，曾带头弹劾奸臣严嵩。

明末兵部尚书，抗清名将，民族英雄史可法题："武穆王，英气冠世，精忠贯日……此卷可称双忠合璧矣。"。

清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蒋廷锡题："岳忠武书，如天马行空，为南渡诸君子之冠……求事传观数过，不禁叹为神品。"

朱元璋是明代开国皇帝，方孝孺、夏元吉、杨继盛、史可法、蒋廷锡等都是国家栋梁之材，学富五车、宁折不弯，深得后世赞誉。他们留下的题跋一定是经过充分考证的，也是可信的。

笔迹比对，岳飞曾有一副赠送给南阳朋友的条幅，暂称作"南阳帖"，再与南阳武侯祠《出师表》《还我河山》石刻进行比对，结果，无论用笔还是结字，三者书法如出一辙，特别是作品的落款"岳飞"二字，足以看出是同一个人书写，真迹无疑。

还有一个问题，岳飞手书出师表是否应该避讳？

中国古代的避讳制度，大致起源于周朝，至宋朝最为具体细致，高宗赵构的避讳最多，达五十多字，到了清代因为避讳，造成文字狱浩劫，这是对华夏文明的严重摧残。

中国古代避讳制度基本分为：

一、国讳：举国臣民，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遵循的避讳。本指皇帝本人及其父祖名字；故又称君讳、公讳。

二、家讳：是家族内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作法。凡父祖名，后世人在言行、作文章时避开以此为名的事物。又称私讳。

三、圣讳：即“为贤者讳”，是对封建社会所推祟的圣人贤者的名讳。圣讳并不像国讳、家讳那样严格广泛。

四、宪讳：下属官员对上司官员的名讳说话行文尽量避开。

宋代虽然避讳很严格，但是对于私讳则没有严格限制：”读书不讳”、”临文不讳”，“私文不讳”，像宗庙、学堂、官府行文，公刊付印书籍等情形是要避讳的。临摹文章无需避讳，岳飞手书二表属于私赠书文，更不在避讳范围内，《洪迈--帝王讳名》中，宋朝官家也没有讳“桓”这个字的,也就是说岳飞即便是写了“无不痛恨于桓灵也”的“桓”字，也谈不上大不敬。于公于私都不违制，不存在任何触犯忌讳的说法。

因此，岳飞在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手书”出师表“，事实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要素完整，是毋庸置疑的。不存在“伪作”“避讳”这些谣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