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礼仪的民族。自西周开始，“礼”成为了统治者治国安邦的一大“利器”，地位等同于如今的法律。之后随着周王室衰微、控制力减弱，诸侯做大，周王朝“唯我独尊”的礼也面临着破产的地步，到了春秋时期坠入为“礼崩乐坏”的局面。
后来，在圣人孔子的不懈努力下，一场恢复周礼的“复古”运动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兴起。虽然孔子在世时因为诸侯的“小目标”与孔子的“大目标”背道而驰导致“复礼”运动暂时被搁置。
但700年后，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创立的儒学得以荣登“大雄宝殿”，成为了明面上治国安邦的唯一合法学说，孔子毕生都在呼吁的礼也得到了重视，成为了读书人及士大夫备受推崇的行为规范。
正所谓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礼在规范百姓行为、推进中华大地步入礼仪之邦确实功不可没，但其唯统治阶级“马首是瞻”，以及苛刻规定却也遭人诟病，正如春秋时期齐国明相晏婴所言：“繁琐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举手投足的节度，连续几代不能穷尽其中的学问，从幼到老不能完成他的礼乐。”（《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
由晏婴这番话可知：礼的繁琐性、上下尊卑性是他致命伤，如果完全按照礼的规定进行日常生活，相信大家不用干活就等着挨饿了。这不“说曹操曹操就到”，以下两位老师还真对号入此，恪守教书先生之礼，最终落得吃不上饭的可悲结局。
林琴南敬师：受礼节没错，但无米下炊，有必要恪守“束脩之礼”吗？
《林琴南敬师》颇发人深省。
林琴南六七岁小小年纪在读书时，看到师傅家里太贫穷了，居然无米下炊，顿时自发的心头一热，想着给师傅送米。于是立马跑回了家，用袜子装了满满一袋米，满怀期望地等着老师热泪盈眶。
不曾想，老师不仅没有感激涕零，反倒鄙夷嫌弃，还故意冤枉好人说这米是偷来的，严词拒绝，让幼小的林琴南十分不解，心灵受到极大创伤，于是哭着跑回了家。
母亲听完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笑了，首先肯定了林琴南的初衷，然后指出了其中的不当之处：当老师的总归有点脾气，你要是用“束脩之礼”（十条干肉）去赠送，他就能接受了。
听罢林琴南恍然大悟，赶紧用袋子仿照“束脩之礼”的形式装了一石米送过去了，老师果真接受。
站在今人的角度，林琴南用袜子装米确实不妥，气味奇特还量少，以此送人估计都会吃闭门羹。但是反观老师，若不是恪守“束脩之礼”，怎么会落得一世清贫、无米下炊的悲惨结局？自己可以用礼来喂饱自己，但妻子和孩子怎么办呢？
所以仅从这一个小故事便可判定：这位老师一定恪守教书先生的“讲义之礼”，举手投足间都在想着礼仪的规定，致使大脑停止运转、神经中枢麻痹，只剩下肢体型同僵尸般地运转，最终落得家徒四壁、食不裹腹，还能怨谁？
顾八代：身为帝师却吃不上饭，有必要恪守“讲义之礼”吗？
无独有偶，清代帝师顾八代也是如此。
虽然身为翰林侍讲学士、诸位皇子的老师，理论上可以对高高在上的皇子们教育“指手画脚”，地位之尊贵可见一斑，但穷也是穷到了姥姥家，家住在西山脚下的小院子，家具更是没有一件像样的：粗木书案、粗木座椅、蹩脚的书柜、裂开的木纹春凳。
妻子虽然身为三品，却像个老妈子打扮，两个儿子也是衣着简单，一人一身粗布棉袍，还是自己儿时改装的。
屋漏偏遭连夜雨，顾八代因为教书时打了个盹，便被政敌弹劾，原本应革职严办，康熙念在他辛勤教授的份上，网开一面，只罚了半年俸禄。虽然结局还算好，但半年的俸禄对于顾八代这样的教书先生意味着什么则不言而喻。
无奈，顾八代只能忍痛将祖宗留下的传家宝——一把锋利的佩剑拿过去当了，然后在自己门前开垦一片田地种菜自给自足，方才解决了吃饭问题。
相比于林琴南的师傅，顾八代还算脑袋开放，觉得都活不下去了没必要恪守“讲义之礼”，故而在做当佩剑这个决定时表现得非常坚定：“饭都吃不上了，还管它做啥？”
孔子：该“偷生”就“偷生”，该“讲义”就“讲义”，活得通透
其实这两位恪守“讲义之礼”的老师真的应该向“万世师表”的孔子好好学学。在饥饿面前，毅然放弃了那些无谓的礼仪和尊卑，该吃吃，该喝喝。
话说孔子一次去宣讲周礼的路上，正赶上陈国和蔡国在打仗，宣讲团队被困了十天，孔子饿极了。子路见到师傅饿了，也不管什么礼义廉耻了，看到饭就偷，看到酒就拿。孔子看到饭和酒，立马胃口大开，张嘴就干饭。
后来孔子一行返回鲁国找鲁哀公汇报工作，鲁哀公招待了他们。孔子看到坐垫没摆正，拒绝就座；看到肉切得不方正，拒绝用餐。鲁哀公很奇怪，孔子用严苛的周礼之规定做答复，博得了鲁哀公的赞赏，最终鲁哀公含笑九泉，鲁国也逐步坠入灭国深渊。
事后，子路问孔子：“先生之前和现在，怎么反差这么大？”孔子非常淡定地说：之前是“偷生”，现在是“讲义”，懂了吗？
所以说孔子活得很通透：礼是用来教育别人的，是一种提高B格的形象之物，能用则用，不能用则果断不用。肚子饿的时候，该“偷生”就“偷生”，但被别人请教时，则该“讲义”就“讲义”。
所以说：孔子都尚且“偷生”，林琴南之师和顾八代这两位老师，有必要恪守“讲义之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