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农历惊蛰之前一个春意融融的日子，孙殿英拉上文强一起去陵川，说是去回访刘进和解决粮食问题。

在这次随行的骡马队中，比上次去彭城镇庞炳勋总部那里，更是多出了一些大包小包。

一路上，孙殿英还是见人便分发夹钞票的大饼，见到路边有成群结队的百姓，他还要下马，摸摸小孩的脑袋，跟年长者问长问短，还要说：

“我孙老殿这次带的饼不多，老乡不要见笑。”

从林县临淇镇去陵川，要骑马走两天，向西取道壶关，羊肠小道，上坡路越走越高，地形十分险要。

壶关村落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文强赞叹山上地形奇险，足以对付日寇。可是，孙殿英却一听与日本人打仗便泄了气，发牢骚说：

“太行山上有三缺：一缺水，二缺树木，三缺粮食。加上庞瘸子坐朝，过太平日子没事，一遇风浪就吃不消。打游击打不过八路，打硬仗打不过日本。做官谁都有一套……”

当晚，他们在壶关窟窿岩，找了一处民房借宿。实际上，山上的百姓见了国民党军队就关门闭户，外逃一空，这户人家大概是没有来得及逃走，正在烧火做饭。

孙殿英这时装作不扰百姓，要在树下露营的样子，解开包裹，拿出大饼、干粮席地而食。

这样子，那户人家的男女老幼消除了疑惧心理，陆续好奇地走出屋来围观，孙殿英趁机又分发钞票大饼，又拿出一叠钞票，要向老乡买开水和铺草。

这样一来，老乡反而一再邀请他们住到屋里去。于是，他们一行才进屋找了一个有火炕的大房间住下。

谁知，睡到半夜，孙殿英却把文强叫醒过来，说是他睡不着，要同文强聊天。文强只好披衣奉陪。

孙殿英东拉西扯地说起了他的生平得意事。

孙殿英，字魁元。河南永城人。他早年不务正业，与地痞为伍。1914年投河西土匪张平，后加入豫西庙道会。

1922年，孙殿英投奔冯玉祥任命的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历任排长，机枪连连长、营长等职，1925年被憨玉昆改编，任憨部第五混成旅旅长，随即同胡景翼国民2军作战。失败后，他改投国民3军叶荃部，任旅长、副师长、师长等职。

不久，他脱离国民3军，投往山东依附张宗昌直鲁联军，任第5师师长。

1926年春，孙殿英参与直鲁联军进攻国民军1军和3军，在河北沧县与国民军作战中因战功卓著，被张宗昌委为直鲁联军第14军军长。

1927年，孙殿英任河北大名镇守使，同年秋阻击冯玉祥北伐军。失败后，接受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团第12军军长。

1928年，所部驻防河北蓟县期间，他派兵进入清东陵，以演习为名掘墓盗宝，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清东陵盗墓”案。同年，被缩编为42旅。

1929年，第42旅又扩编为第10师，驻防山东胶东一带。1930年春，他加入冯玉祥、阎锡山一方同蒋军作战，被冯、阎委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军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开赴皖北地区作战。

中原战场形势日益明朗时，孙殿英暗中与张学良取得联系，投入东北军，任第40师师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任第41军军长。

1933年2月，孙殿英担任华北第9军团总指挥，率部同日军于热河围场及赤峰一带作战，后又参加长城抗战，多次抗击日军疯狂进攻，所部亦有大批伤亡。

6月27日，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青海省屯垦督办，率部西进，途经宁夏时受到西北回族军阀马鸿逵的拦击。1934年2月被免职，闲居山西晋祠。

到了1936年2月，孙殿英被宋哲元委为察北保安司令。七·七事变后，又兼任冀北民军司令及冀察游击司令，1939年任新编第5军军长。

在壶关窟窿岩和文强的夜谈中，孙殿英说：

“老弟，你知道我一生最红最得意的时候是啥时候？”

文强说：

“听说你过去在西北军做过总指挥，又做过安徽省主席，在张汉卿的指挥下，当过热河抗战的民族英雄。现在身为新五军军长，总算是最红最得意的了。”

孙殿英鼻孔哼了一声说：

“你说的这些，都算啥鸟？做总指挥，做省主席，几乎死在部下的手里。热河抗日几乎死在日本人手里。现在钻进了牛角尖，不是雨农一肩担起来，哪有什么鸟的军长呢！

我告诉你，孙老殿一生最红最得意的时候，是当年包运五省鸦片烟！有了我的旗号，华北五省无关不过，无卡不破，连外国洋人的码头，我都打通了。

张作霖、张宗昌、阎锡山都同我交朋友。民国以来留下我的臭名，都是由运土起家而来的。”

文强听此奇谈，睡意全消，好奇地问道：

“你是怎样打通五省关卡和洋码头的呢？”

孙殿英得意地说：

“钱可通神嘛！有钱能使鬼推磨。

包运五省鸦片烟时，我事先派出喽啰，逢关过卡地调查，摸清他们的头脑，一物降一物，大虫吃细虫，先拣大头送钱送烟土，然后再分层赠送，大关小卡，一律都有。

因此，不等人家开口，烟土还没运到，钱款就先送到。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运到了北京、天津，一本万利，不光能把沿途送掉的钱收回，还可大捞一把。

这一来，我老殿打通了关卡，还交了朋友。至今我在华北地区，都有当年送款送烟土结交来的朋友……

其实，没有钱，又哪里来的好朋友？”

孙殿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孙殿英越说越得意，说得摇头晃脑，眉飞色舞，文强也听得津津有味。接着，他又说起打通洋码头的秘密：

“打通洋码头，天津离不了帮会。我在天津的烟土专销租界。中国人要钱，外国人更要钱。中国人要小钱，外国人要大钱。有钱还有什么打不通的？”

他没有细谈如何打通天津洋码头的经过，一下子又把话题扯到打通上海洋码头来。

他说，上海洋码头帮口紧，被黄金荣、杜月笙把持的青帮垄断，租界的烟、赌、娼三大财源都被他们包揽了，没有外人插脚的余地，费了许多劲，都不得要领。

后来，总算通过天津一个帮会头子拉上了黄金荣的关系，黄金荣汇给他10万元钱买烟土。他仔细盘算后，咬咬牙把那10万元全部汇还了，自己另贴老本，运去价值10万元的烟土亲自送上门去。

这样，黄金荣果然上了钩。孙殿英不仅与黄金荣交上了朋友，他的烟土从此也在上海洋码头畅行无阻，比在天津还销得多。连他自制的“殿英牌”海洛因也销到了上海。

孙殿英笑道：

“有人以为我孙老殿发大财都是盗了满清皇陵的缘故，哪里知道黑金（毒品）比黄金白金更来钱！”

1920年代，青东陵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说到这里，孙殿英又给文强吹嘘起了东陵盗墓的事。他毫无愧疚地把盗墓说成是“革命行动”，振振有词地说：

“满清杀了我孙家祖宗三代，我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先生有同盟会、国民党，冯焕章（冯玉祥）有枪杆子逼宫，我孙老殿枪杆子没几条，就只好盗皇陵，革死人的命。报纸上骂我，说我是盗墓，不管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说到盗墓当时的情况，他两眼放光，满脸神秘地说：

“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经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不少，最宝贵的是头顶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都是无价之宝。

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跟雨农见面时，送给他作了见面礼。

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嵌了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究竟雨农怎样处理的，我也不好问。

慈禧太后的墓炸开后，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多得记不清。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量一量大约有五升之多。

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我托雨农代赠给宋子文院长了。她口里衔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呢，透出一道绿色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

听说，这个宝贝可使尸体不化。难怪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上才发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了。

我托雨农将这件宝贝代赠给了蒋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之后，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眼红，接到雨农电告后，我又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

孙殿英率部盗墓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孙殿英说着，又忍不住疑惑地念叨了几句：

“那柄九龙宝剑，究竟送给了委员长还是何部长，至今不明白。有便时请高参代我打听一下。但也不要当面向雨农问起。不然，会显得我太小气了。千万千万，拜托拜托！”

吹嘘了一通后，孙殿英忽然问起文强：

“老弟，你知道蒋委员长一生做了哪两件大事呢？你们是他的贴心人物，应该比我知道的透吧？”

文强被这一问，如堕五里雾中。孙殿英轻蔑地一笑，大喊一声道，

“老殿可把你难住了吧！”

文强赔笑说：

“的确被你这么一问难住了。还是请你说明一下。”

孙殿英更加得意起来：

“把话说穿，一钱不值。闭着眼睛一想，你才知孙老殿说的是闯江湖一生得来的窍门呀！老弟，依我看，蒋委员长一生所做的就是这样两件大事：第一，是怎样把钱挣来；第二，是怎样把钱撒出去。”

文强一听，大觉新奇。只听孙殿英滔滔不绝说下去：

“钱嘛，挣来不易，撒出去更不容易。平日，我向亲信的人说过三句关紧的话：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还有撒钱要撒得呱呱叫！有了钱，要会撒，撒得不得其人，不得其时，不得其用，都不行。

冯焕章，张汉卿，广西的李、白，武汉的唐孟潇，广东王陈济棠，都曾不可一世，但先先后后都垮了台，不都是蒋委员长的钱可通神，撒得好么？

哈哈，老弟，我说的对不对？我看从古到今的大人物，都是干的撒钱这一手，然后才到耍人。人家说孔、宋是财神，不过都是管管钱，撒还是要有撒的本领的。

我一生被人耍过，也耍过人。不是自己人，这些不三不四的话，是不好拉的……”

这一番谈话过后，就听见鸡叫，天也开始蒙蒙亮了，文强赶忙说:

“眯一会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随后，俩人躺下入睡。

早上起来，他们草草用过早餐上路，下午，到达陵川县城，刘进已准备好了招待所，开起了几十桌流水席，一行人大吃大喝，连孙殿英也称呼着刘进的字号“建一”叹道：

“刘建一人小气魄不小，不愧是胡长官的正牌子军长。”

文强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最多的是各种名目的游击队，大大小小几十个单位，名片到处递，无非是来求见求官。

名片有印黑字的，有印红字的，官衔一大堆。有的名片大到5寸见方。文强忍不住问刘进：

“山上这些不三不四的游击队头目，与粮食问题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大肆招待呢？”

刘进说：

“山上与平原有所不同。我军与八路军防地犬牙交错，正规部队不够使用，游击队用途就大了，既可以用于封锁隔离，又可以多制造些麻烦。使八路军睡不上好觉。你不知道，这些大小头目都是地头蛇，比部队的南方人有用。吃掉点，喝掉点，算什么？”

文强这才明白，原来如此。

第二天，刘进借口为副军长李蓬仙就职举行阅兵式，请孙殿英上台讲话。

孙殿英对着台下官兵，像个滑稽演员，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诸位知道我是谁？我就是孙麻子，又叫孙老殿。今天是李副军长就职的好日子，你们军长叫我讲话，我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话讲多了不好，讲少了也不好。

大道理你们军长都讲过了，用不着我来啰嗦。我是老粗，也讲不成忠孝节义，就不讲了。”

说完，他以一个滑稽姿势行了举手礼，引得全场官兵哈哈大笑。

当晚，陵川党政军民各界在县教育局开会欢迎孙殿英，又多次鼓掌请他讲话。

于是，他不得不起来讲话，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些人面前，孙殿英竟变了样子，大讲起自己的“革命历史”来，东陵盗宝的丑事，却被他说成是“革命壮举”，是为祖宗报仇，为大汉同胞出一口冤气，说得慷慨激昂。

而听众最关心的是陵墓中宝物的情况，他却只字不提。

在回临淇的路上，孙殿英与文强谈起购办粮食的钱款时，无意中说：

“款项是不成问题的，要多少有多少。洛阳、重庆指拨的专款一文不来也没有关系。我已交给建一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由他去支配……”

文强感到有些意外，追问孙殿英究竟送去了多少钱，孙殿英却不愿说，在文强问得紧时，他也只搪塞说那是新5军应摊垫之数，还转移话题说：

“建一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筹款不算一回事。”

直到孙殿英降日之后，文强才知道了这笔钱款的秘密。

回到临淇没有几天，文强就得知，在新乡出版的一家汉奸报纸上，刊载了有关他和孙殿英此行的消息，标题是:

《孙殿英偕同挺进第八纵队司令文强到陵川有所图谋》。

文强奇怪消息是怎样传出去的。后来才知道，孙殿英与日伪已有勾结，日伪在山上有特务电台。

孙殿英这次在陵川呆了一个星期，与刘进拉上了关系，回到临淇镇后，又不断与庞炳勋和刘进函电交驰，一会儿报喜一会儿报忧。

刘进自认为第27军与新5军之间已经由仇视、隔阂变成了互通往来，以前范汉杰在山上打不开的局面被他打开了，颇为得意，因而对孙殿英深信不疑。

庞炳勋看到，刘进无形中成了孙殿英的“尾巴”，也就自叹不如，遇到重大问题都要看孙殿英的眼色。

于是，山上的重心不知不觉间移到了孙殿英身上，局面变得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