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潘，这车真是给咱俩的？”我站在车旁，愣愣地看着那辆锃亮的黑轿车，忍不住问了一句。
“当然是给咱俩的，快上车吧。”老潘背着手站在那里，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可我瞧他嘴角那点藏不住的笑，就知道他心里也没底。
1974年，我21岁，入伍第二年，被借调到团政治处报道组。要说这差事，那真是赶上了好时候，毕竟部队里能写会画的兵不算多，像我这种高中毕业的，写点文章就能用上。
借调到报道组后，工作比我想象的要忙。白天跑基层采访，晚上熬夜赶稿，日子过得不轻松，但内心却觉得充实。尤其是每次稿子被报社登出来，那种小自豪别提有多高兴了。
那天一大早，组长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让我和老潘把一份重要稿件送到军区《晨报社》。组长还特意嘱咐：“这稿子很重要，编辑看了有意见，你们得现场改，千万别出差错。”
老潘是个老兵，70年就入伍的，平时话不多，但做事稳当。我心里想着，有他带着，准没问题。
我们俩打点好行装，骑着两辆老旧的自行车就上路了。
那时候，沈阳的街道并不宽，两边是低矮的砖瓦房，路上行人不多，偶尔能看到几辆自行车和解放牌卡车。一路骑过去，风吹得脑袋凉飕飕的，倒也清爽。
到了军区招待所，听说当天有个团里的领导要去《晨报社》开会，顺路可以捎上我们。我们乐得省力，就在招待所等着。
等车一到，我差点没认出来。
那是一辆黑色的轿车，车身锃亮，轮胎干干净净，车窗上还挂着白布帘子。那年代，这种轿车可是稀罕物，别说坐，就连见都少见。
上车的时候，我心里直打鼓，心想咱俩这身份，能坐这种车吗？
一路上，车开得飞快，我看着窗外的街景，一晃一晃地从眼前划过，心里又激动又忐忑。
老潘倒是稳得很，坐在副驾驶，跟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也没见他多稀罕。
可我看得出来，他手一直扶着门上的拉手，跟我一样紧张。
到了《晨报社》门口，我们把稿件送进去，编辑看了半天，夸了两句，又挑了几处细节要改。
改稿子这事儿最费时间，等我们忙完，天已经擦黑了。
我本想着住一晚，第二天再回去，谁知道编辑突然说：“你们别急着走，一会儿有个人要见见你们。”
我心里顿时犯嘀咕，这稿子是不是还有大问题？
过了半个小时，一个穿军装的中年男人推门进来了。
他身材不高，脸色黝黑，走路带风，一看就是个当官的。
他一开口就让我紧张起来：“稿子我看了，很不错，就是……有点遗憾。”
我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生怕哪儿写砸了。
老潘倒是沉住气，问：“首长，哪里遗憾？”
那人摆摆手，笑着说：“稿子没问题，就是这事儿啊，咱们团前几天已经报过类似的内容了，重复了。”
我一听，心里更不好受了。
这么重要的稿子，居然撞题了，这让我们怎么回去交代？
正急得不知道怎么办，那人却又说：“不过，我有个建议，你们既然来了，干脆写写这次送稿的经历，也许更有意思。”
我听得一头雾水，送稿还能写？
可老潘却点了点头，说：“首长，这主意倒是新鲜。”
于是，我们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接下了这个新任务。
回到招待所，我琢磨了半天，怎么写都觉得别扭。
老潘突然提议：“小励，要不咱写写今天坐轿车的事儿，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这主意倒是有点意思。
可转念一想，咱们这身份，写这个能行吗？
老潘拍拍我肩膀，笑着说：“怕啥，写吧，出了事我担着。”
于是，我硬着头皮写了一篇《兵的第一次》。
稿子写得不长，两千多字，讲我们一路送稿的见闻，包括第一次坐轿车的激动，也写了我们在《晨报社》遇到的尴尬，还有后来怎么想办法弥补的过程。
写完后，我自己看了一遍，觉得还行，但心里还是没底。
第二天一早，我们把稿子送到编辑那里。
那编辑看了之后，竟然笑了：“这稿子可以，真实、有趣，还有点意思。”
可就在我松口气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不过，结尾得改改，太平了。”
正发愁呢，老潘突然开口了：“首长，不如加个意外，就写咱们今天坐错了车，怎么样？”
他这话一出口，我差点没跳起来。
这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吗？
可编辑却笑了：“有意思，就按他说的改！”
我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改了。
改完后，稿子很快就发表了。
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引起了不少关注。
很多人看了后都夸咱们部队的兵真实、接地气，甚至还有人专门给《晨报社》写信，提到那句“坐错车”的桥段，觉得特别生动。
可谁能想到，那天我们根本没坐错车。
那辆轿车就是给我们安排的，只不过老潘为了让文章更有趣，硬生生编了个“坐错车”的情节。
我当时还跟他急了，觉得这不算实事求是。
结果他拍拍我肩膀，笑着说：“小励，咱们写的又不是报告，真实不假，但也得有点意思。”
后来，这件事成了我俩的秘密。
每次提起来，都忍不住笑。
到现在，我都觉得，那次借调报道组，最大的收获不是第一次坐轿车，而是明白了一个道理：真实的东西，总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但适当的润色，也能让它更加有趣。
傍晚的院子，夕阳斜斜地洒在老树枝上，我站在那里，忽然想起老潘那句玩笑话：“咱们这些臭当兵的，哪配得上坐轿车？”
谁知道，那天坐的，偏偏就是最好的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