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小子站住！今天这事儿不给个说法，别想走！”团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吓得我脚一软，差点把手里的礼品袋摔地上。
事情还得从1977年说起。
那年我刚满20，家里穷得叮当响，土炕上的被褥补了又补，吃顿白面馒头都得等过节。父亲总说：“再穷也不能穷了孩子的书。”于是咬着牙送我们兄妹三人读书。
我是老二，上面有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干活再累也不敢喊一声苦。
那年我高中毕业，本想着再努努力考大学，可那时候上大学得推荐，家里没门路，村里也没啥关系。
我只能灰溜溜地回家种地。
可我实在不甘心。
种地一年不见得能挣几个钱，天一旱就是颗粒无收，我不想一辈子埋在地里。
后来听说镇上征兵，我一拍大腿，觉得这是个机会。
当兵回来，说不定还能分个工作，多少比种地强。
家里人听了我的想法，虽然有点舍不得，但都支持我。
只有我当时的对象秀芳，听完后冷冷地撇了撇嘴。
“你去当兵？你看看你那小身板，能扛枪吗？”
她说这话时一脸的不屑，还摆着手说：“我劝你啊，别瞎折腾了，老老实实种地，或者去镇上找个活儿，挣点钱咱俩早点成家。”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听了这话心里不舒服，但还是好言好语跟她解释：“秀芳，当兵是条出路，咱不能光盯着眼前这点事儿，等我出来了，不会让你吃苦的。”
谁知道她翻了个白眼，不耐烦地丢下一句：“随你便吧。”
说完就扭头走了。
我站在田埂上，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样。
后来村里就两个名额，经过层层选拔，我幸运地拿到一个。
临走前，我去找秀芳告别，她却冷冰冰地说：“咱俩不合适，以后别再联系了。”
我愣在原地，心里像被刀割了一样。
可我没多说什么，转身就走了。
1977年冬天，我穿着发下来的新军装，坐上火车来到了部队。
火车上遇到了负责接兵的赵连长，他是个西北人，皮肤黑黑的，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特别热情。
一路上他跟我们讲了不少军营里的趣事，还教了我一些新兵训练的小技巧，比如站军姿怎么省力，跑步时怎么调节呼吸。
那时候我心里想，这连长可真是个痛快人。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我咬牙坚持了下来。
训练场上天寒地冻，脚下的泥地冻成了冰疙瘩，摔一跤就是一身泥。
可我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
分到连队后，我一抬头，发现我们连的新连长竟然是赵连长。
他见到我笑呵呵地说：“小子，表现不错啊，没给咱连丢人！”
部队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我觉得很充实。
只是心里总有那么点遗憾，总想着给秀芳写信，告诉她我过得不错。
可她的回信总是冷冰冰的，后来干脆不回了。
再后来，我听说她跟镇上的一个供销社干部跑了。
那天收到消息，我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训练时也有点魂不守舍。
赵连长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问我怎么回事。
我忍不住把心里的委屈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赵连长听完，“哼”了一声，拍拍我的肩膀说：“兄弟，天底下好姑娘多得是，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这样吧，下个月连队有个比武，你要是能拿第一，我帮你介绍个对象。”
听了连长的话，我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
那段时间，我拧着一股劲儿，拼了命地训练。
比武那天，我一口气跑完了全程，硬是比对手快了一秒钟，拿了第一名。
比赛结束后，赵连长笑得嘴都合不上：“行啊！没给咱连丢人。走，明天带你见个姑娘。”
第二天，我换上了干净的军装，跟着连长去了部队医院。
他给我介绍了一个护士，叫阿英，长得文文静静的，话不多，但挺爱笑。
我们聊了几句，感觉还不错。
后来每次休假，我就去医院找她，有时候她也来看我。
慢慢地，我们的关系就确定下来了。
1979年，我提了干。
那年春节，阿英带我回家见父母。
说实话，她家条件不错，父亲是部队里的老干部，可我压根没想到，她爸竟然是我们的团长。
那天我提着礼物进了门，一抬头就看见团长正坐在沙发上，一脸严肃地盯着我。
我吓得立马敬了个礼：“首长好！”
谁知道团长突然笑了起来：“家里不用这么拘谨，随便点，叫叔叔就行。”
饭桌上，团长跟我聊了很多，还夸我训练成绩好，说我对阿英也挺上心。
那顿饭吃得我紧张得满头是汗，心里却踏实了不少。
后来，我们的婚事得到了双方家长的同意。
结婚那天，我请了连里的兄弟们来喝喜酒，赵连长还特地送了我一对红木筷子，说是寓意“成双成对”。
婚后，我带着阿英回老家看望父母，村里的乡亲们都羡慕得不得了。
那天在镇上，我碰到了以前的发小，从他口中得知，秀芳后来被供销社的干部甩了，现在还一个人待在家里。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五味杂陈。
发小问我：“你见了她会不会心软？”
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人啊，总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部队的日子越来越顺，阿英也一直陪在我身边。
她总说：“人生的路有很多条，我们走的这条，虽然不容易，但很值得。”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阵温暖。
很多年后，我站在部队的训练场上，看着一批批新兵走进军营，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当初那个瘦瘦小小的自己。
人这一生，选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选择之后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