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李克农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对这次会议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所做的巨大贡献，已经载入史册。
从会前到会后，作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李克农协助周总理做了大量工作，其间有几件事使我深受教育。
（一）
1954年2月25日至28日，苏、美、法、英四国外长在柏林达成协议：
由苏、美、法、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开会，分别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
根据四国外长的协议，2月26日，苏联政府邀请中国政府派出全权代表届时赴会。
中央立即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以外长身份率团参加。
2月28日，周总理批示：
关于代表团人选，“告李（克农）副部长先行讨论，3月2日上午提出名单”；关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请李副部长决定”；关于会议对策、编印资料、业务分工等，“请李提出方案”。
经常事必躬亲的周总理，做了这样的批示，足见他对李克农的信赖。
3月2日上午，李克农函报周总理，建议由周总理任首席代表，由张闻天、王稼祥及外交部一位副部长任代表，由王炳南任秘书长。
李克农在报告中提出：
“我请求不参加。因：
（1）情报部门今年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
（2）我无国际知识，又不懂外文。
（3）身体不健康。”
周总理接受了李克农的建议，但不同意他“不参加”的“请求”，把克农列为代表之一，于3月2日晚经中央书记处确定。
书记处原则上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对日内瓦会议估计和初步意见，并决定成立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抓总。
开国大典，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图片来自网络
随后，周总理传达了中央讨论的精神，主要是：
（1）对这次会议持积极态度，力争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达成一些协议，促进国际形势的缓和；
（2）借参加会议的机会，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发展同外国的经济贸易和交通往来，打破美帝对我国的封锁禁运，相机改进同英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关系；
（3）为了适应上述要求，并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外事干部，代表团可以多派一些人，包括经贸干部和记者，但不需要的人不去。
（二）
从3月3日起，李克农全力投入会议的准备工作。他同国内39个单位联系，选派工作人员132人，记者团29人。
而且，除我驻瑞士使馆全力以赴外，还请我驻苏联等6个国家使馆抽调人员，人数最多时达182人。
关于医护人员，傅连暲直接报告周总理，建议配备医生、护士各2人:
“医生除黄树则外，另派史书翰。因史随李克农同志在朝鲜将近两年，工作认真小心，对克农身体甚为熟悉”。
总理批示：
“同意医生去黄树则、史书翰二同志，护士绝对不要。送李克农同志办。”
后来，李克农为了保证总理的健康和安全，把史书翰换成总理的保健医生周尚珏。由于总理坚持，偌大的代表团未带一名护士。
（三）
按照总理的意图，李克农抱病领导我代表团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体现了他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周到细致、雷厉风行的作风。
这里仅举几例：
（1）对会议所要讨论的及代表团可能涉及的政治性问题，设想各种情况，分别拟出详细的预案，报送总理审定。
同时，总理还委托李克农同先期秘密来京的朝鲜外务相南日协商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意见。
李克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此外，李克农领导有关同志就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拟出29篇发言稿。
这些发言稿在会议期间虽然没有完全用上，但为周总理临时现场发挥提供了论据。
（2）李克农组织外交部、对外联络部、军委联络部、军委情报部、外贸部等10个单位编写有关资料，如：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中国的基本情况和内外政策等，共12大本，170多万字。
这些资料对我代表团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有些资料提供给苏联、朝鲜、越南代表团，他们认为很有帮助。
（3）从3月3日开始到3月中旬，只十几天时间，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绝大部分已集中到北京，分别编组，进行培训。大家按照各自的分工，熟悉情况，学习方针政策。
遵照总理指示，李克农指定专人向全体人员介绍外交礼仪，介绍瑞士情况，包括有关法令和风俗习惯等。
同时，他还亲自作了应该注意的问题及保卫保密的报告。
在总理领导下，培训工作十分严格，译员、机要员、打字员、速记员等都进行了测试，还请一些老同志分别介绍经验。没有出过国的司机也事先学习了有关常识。
总理还要李克农注意吸收外交部顾问、专家们的有益意见。比如，原国民党外交起义人员刘泽荣等提出的关于全权代表证书的格式及代表团应设对外发言人等。
总理还要李克农组织代表团发言人黄华、随行记者及当时常驻北京的外国友好记者贝却敌等，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模拟演习。
（4）指示我驻瑞士使馆为总理及代表团主要成员预租一座别墅，为一般人员预租旅馆，并安装了日内瓦至国内的电传打字机，保证通讯联络迅速、安全、节约。
会议期间，从国内运往日内瓦的物资达15吨。李克农还审定了工作制度、保密制度、会计制度、驻地生活制度等。
这些准备工作，仅仅从3月3日到4月19日这一短时间内完成的。
（四）
周总理及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20日离开北京，夜宿新西伯利亚，次日下午到达莫斯科后，周总理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又进行了商谈，4月24日下午，抵达日内瓦。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日内瓦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随即广为散发事前印就的周恩来的中文和英文的书面简历。
简历是由李克农主持草拟后，未经总理迳报中央审定的，内容长达五页半，第一段是：
“周恩来，生于一八九八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克农认为：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
据我所知，此前尚未用过“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
这表明了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对周恩来的评价，也反映了李克农对周总理的敬重和浓厚的阶级感情。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始，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会议从4月26日到6月15日，全体会议15次，限制性会议1次。
印度支那问题会议则从5月8日开始到7月21日，全体会议8次，限制性会议24次，每次会议平均4个小时。
日内瓦会议开幕时会场一角。三排右一为我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 图片来自网络
周总理等人除参加这些会议外，还要和有关代表团进行会外接触（宴请、商谈等）。
印度没有能够参加日内瓦会议，尼赫鲁派其的亲信梅农到日内瓦活动，他常到我代表团来，一坐就是几小时。
为了不干扰周总理和其他代表，李克农往往自己出面与之周旋。
6月20日至7月12日，与会各国首席代表休会，周总理先后访问印度、缅甸，并与胡志明会谈，张闻天、王稼祥也离开日内瓦。
在此期间，总理委托李克农主持代表团的工作，并协助越南代表与法国代表商谈印支问题。
代表团秘书长兼支部书记王炳南除日常工作外，还要参加中美会谈，忙不过来，李克农主动多做工作。比如：
（1）当时有许多国家（主要是法国）的人民团体拜访中国代表团，先后来访的各国人民团体有505个，共3800多人，李克农组织有关同志接待他们，并对联合国秘书处派出的工作人员做工作，这些都产生很好的影响。
（2）会议期间，“环境保卫”主要靠瑞士，内部警卫主要靠自己。
克农提出：
专业人员与一般人员相结合。代表团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做总理的保卫工作。
总理和代表团主要成员所住的别墅，保密困难，为防窃听，李克农派人利用别墅的马厩搞了一个内部会议室，这是人们料想不到的。
（3）李克农经常检查代表团的党的工作，了解工作人员的思想、情绪，分别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适当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还注意工作人员的文娱生活，曾放映过卓别林主演的几部寓教于乐的电影。
（4）李克农贯彻执行周总理“勤俭办外交”的指示。代表团的预算为旧人民币327亿元，实际支出229亿元（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元）。
（五）
会议期间，重大问题都由总理亲自拟电向中央报告请示，一般的、公开的情况则由随行记者发回新闻。
但是，李克农认为不够，他用自己的名义编写《每日简报》，电告外交部并抄送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深受好评。
其中的内容，主要是各代表团及外国舆论对周总理和我代表团的反应，对外接触中了解到的重要情况，以及具有史料价值的珍闻。
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拜访周恩来 图片来自网络
这里，只举一例。
4月30日，莫洛托夫宴请周总理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第一次直接接触。
李克农向译员了解情况后，于5月1日电发了第三号《每日简报》。要点是：
艾登：
联合王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承认联合王国。
总理：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而是联合王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艾登：
不知周恩来先生是否愿意指定一人，由我们的杜威廉先生和他联系？
总理：
我们的西欧司司长宦乡就在这里，他过去常和杜威廉先生接触。
艾登：
那好极了，我是特意把杜威廉从北京调来的，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去了。
艾登（指着桌子上的水果）：
什么水果都有，就是没有菠萝。
莫洛托夫：
但是中国有，中国是极其富有的国家，艾登先生应该到中国去一次。
总理：
欢迎艾登先生到中国访问。
艾登：
我非常愿意。我想告诉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和我同伍的一个军官叫哈蒙，他在战争中牺牲了。
上星期，他的弟弟给我一封信，要我信任周恩来先生的每一句话。他说他熟悉周恩来先生。
莫洛托夫：
美国行事特别冲动，英国应该施加影响，你们有共同语言。
艾登：
一个剧作家曾说，英国和美国除语言共同外，别无共同之处。
这样的《每日简报》十分生动，说明很多问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六）
到日内瓦后，总理指示成立新闻办公室，要我担任主任。
他还规定，任何外国记者接触中国代表团都须通过新闻办公室。
总理指示，接待记者时要有问有答，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我找到李克农，要求只做具体工作，另请别人当主任。李克农说：
还没有上阵，你就打退堂鼓？
我说：
我水平低，没有经验。
李克农说：
你好像是谦虚，实际是怕，怕那些资产阶级记者。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员，还怕他们？
李克农接着说：
总理的指示精神，就是“用宣传换情况”。讲出去的是宣传，换过来的是我们所要了解的情况。
他要我着重接待了解内情的政治、外交记者、专栏作家以及采访日内瓦会议的具有中央委员身份的法共《人道报》、意共《团结报》、英共《工人日报》的记者。
一般“报屁股”记者则由新闻办公室其他同志接待。
他还说：和记者交谈不要人翻译，好比两人谈恋爱，中间插一个人，那就谈不好。
在同记者接触中了解的情况，我都及时书面报告李克农并核转总理，有些则由李克农编进《每日简报》电告国内。
若有几天不送材料，他就催询。有时，他认为所送材料价值不大，就说：不要拿这种破烂货充数。
虽然，这有点“强迫命令”的味道，但也有好处，逼着你自己想办法。
我在接触中发现，一些资产阶级记者不满美帝的侵略战争政策，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和我们相近，可以由此逐步深谈，了解情况。
后来，我又向李克农建议，老是介绍中国的情况和内外政策，记者已不感兴趣，总要给人家一点东西。
李克农请示总理同意，接受了这一建议，在代表团发言人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前，让我先将一些有关情况透露给能提供重要情况的记者。
周总理会见卓别林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总理在别墅会见卓别林夫妇时的照片，在新华社发表之前，由我送几位深交的记者。这样做，效果很好。
代表团回国后，李克农让主管部门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通过外国记者获得的情况材料作了评价。
评价称：
“所反映的情况，大都时间性很强，紧密地结合了当时会议的进展情况及其他活动，因之密切地配合了当时的外交斗争。材料来源可靠而且重要……
这些材料，不仅对于当时我们在日内瓦了解敌人的政策、意图有直接作用，而且有的对今后研究敌人的对外政策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所有这些，都在周总理领导下，李克农亲自指示，督促取得的成果。
（七）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常在晚上召开由代表团各单位主管参加的汇报会。
在一次汇报会上，雷任民报告说：
英国工商界邀我派贸易代表团访英。
对此，总理指示：
可以同意，但现在保密。待中央批准中英两国交换代办后即行宣布，使我贸易代表团做开路先锋，打头炮。
隔了一天，英国《工人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报道，中国贸易代表团行将访英。总理看到后非常生气，指定克农在两天内，查清是谁泄露的。
由于我是新闻办公室主任，李克农找到我。我说：
我没有对任何人讲。我知道《工人日报》派来的记者的住处，派人去问，就可以弄清楚。
李克农报告了总理，总理不同意。他说：
新闻记者都要保护自己的新闻来源，这件事，自己查不清楚去问人家，在兄弟党记者面前丢中国人的脸。
总理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却使我被认为是唯一可能的泄密者。因为：
（1）新闻办公室只我一人参加汇报会；
（2）《工人日报》记者由我直接联系；
（3）我被授权可以单独接触记者，不需翻译。
于是，李克农又找我说：
你工作忙，接触人多，有时难免说漏了嘴，自己忘了，现在再仔细想想，承认了，吸取教训。如果隐瞒，就变成另外性质的问题。
我有口难辩，又召集新闻办公室4位工作人员开会。我说：
我确实没有讲，你们谁讲了，我承担责任。
他们都说不知此事，周湘浦还借机批评我，并说我提出向《工人日报》记者进行了解是耍花招，明知他是不会说的。
我说：
千错万错，是中国代表团出的错，有错总要有人承担。
于是，我向李克农表示承担这一泄密事件的责任。李克农报告总理，总理批评了我，并通报全团吸取教训。
此后一段时期，我同外国记者接触就要翻译在场。
中英交换代办一事经中央批准，我贸易代表团也已洽办赴英签证。外国友好记者贝却敌来找我说：
中国贸易代表团即将访英，是件大事。
我说：
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英国《工人日报》早登了，不知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贝说是他提供的。我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周湘浦告诉他的。
我让翻译李肇基做了详细记录，直接给李克农，他看后问：
周湘浦是什么人？
我说：
是外交部新闻司的科长。
他马上把新闻司司长龚澎找来，看那个记录。龚澎说：
老熊没有讲，为什么承担责任？
李克农说：
都怀疑他，连我都怀疑他，他不承担责任行吗？共产党员应该受气不说，有苦不叫，功则归人，过则归己。
随后，李克农让人拿一瓶老茅台酒和一包拼盘给我，他说：
“回旅馆去，喝，喝完了睡觉。”
总理知道后，要李克农通报全团澄清。并指示：
周湘浦品质很坏，不能再留在外交战线。
1962年，中央决定我接替宦乡任驻英代办。赴任前，我曾去看李克农，提及周湘浦在驻英代办处当二秘。
李克农说：
总理早有指示，怎么还没有执行？我现在不好向外交部提意见，你应该提，把周湘浦调回来，清除出外交部。
（八）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结束。7月23日，周总理应邀先后访问东德、波兰，经莫斯科访问蒙古。
他委托李克农续留日内瓦几天，做好代表团的结束工作。在此期间，李克农曾向留下的工作人员做了一次报告，传达了周总理对日内瓦会议的工作小结。要点如下：
（1）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亚洲最迫切的两个问题，总的是关于亚洲问题的会议。新中国作为五强之一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成为这次会议的重大特点。
（2）关于斗争方法和策略：
①我们开始在公开会议上先讲大道理，从大的政治原则问题讲起，宣布我们的立场和方针，使得我们在政治上处于压倒敌人的优势。这是战斗前的炮兵攻击。
②进入具体讨论后，走向短兵相接，就要进一步了解敌人的意图，不断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使讨论具体化，使会议有所发展。在讨论中，必须坚持应该坚持的东西，但对某些问题，也要做些必要的让步。
③要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抓住敌人的弱点。
④始终抓住和平协商的旗帜，善于寻求共同点。
⑤我们会前对有关问题做了充分准备，会议过程中根据情况做必要的修改。某些问题最高纲领不能实现时，就适当提出最低纲领。不应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也不能过迟地提出办法，失掉时机。
⑥在谈判中要坚定，但不要顽固；要灵活，但不上当；要主动，但不能急躁。外交工作要有坚持性和耐性，不能图爽快，图爽快往往会吃亏，但也要随机应变。
⑦要应用各种形式互相配合，善于运用大会、小会、会外接触等办法。
（3）由于美国的阻挠，在朝鲜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我们利用法、英、美之间的矛盾，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但是，会议的收获，不能用协议的多少来衡量，日内瓦会议远超过会议达成协议的范围。
通过这次会议，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打击了美帝的战争侵略政策，确立了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为五大国之一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扩大了新中国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上的国际影响，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给新中国开辟了在国际事务中更为广大的活动阵地，在今后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
同时，也使我国和一些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
取得收获的原因，是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同志们的努力，也由于我们有强大的后盾，有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
（4）今后应大力开展对外活动，尽到中国对世界事务应尽的责任。我们已登上了国际舞台，就不能下台。相反，应该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这不仅是为了尽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是直接为了保卫我们的经济建设。
（九）
李克农离开日内瓦到莫斯科后，身体累垮了，治疗几天后，病情有所缓和。总理到莫斯科时看他，经研究决定：
李克农由我和几位同志陪同，坐苏联班机到伊尔库茨克，休息两天，再乘国际列车经满洲里回北京。
接着，李克农一行来到伊尔库茨克，苏方只有机场旅行社的一个职员来接，领到机场的旅馆住。
我们要打电话给我驻苏使馆，该职员不让打，还不许我们越过离机场旅馆5米远的栏杆。
我们问：
这是为什么？
回答说：
这是上级的指示。
8月的天气甚热。机场常有飞机起落，嘈杂不堪，难以入睡，伙食是死马肉、红菜汤，不能下咽，李克农就这样受了两天罪。
上了火车，也是一般的车厢，伙食很差。到了边境车站，火车换轨，要等6小时，苏方旅行社职员又把我们领到火车站的旅馆，仍不让打电话。
随行的俄文翻译李越然直接向苏方边境站站长做了工作，在车站给我外交部驻满洲里办事处打了电话，曾处长立即乘汽车来接。
李克农在办事处洗了澡，吃了饭，才缓过气来。
在回北京的途中，我们几个随行人员议论，李克农是我外交部副部长，是我情报部门总负责人，中苏双方还在进行“合作”，而苏方竟如此对待克农，我们非常气愤。李克农却严肃地对我们说：
“不许讲，你们讲就是反苏。”
1971年，我曾向总理讲起这一段往事，总理说：
李克农没有讲过。
总理认为，当时李克农不让讲，是由于避免因此向苏方交涉，影响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宁可把此事当作对他个人的无礼而隐忍。
总理说，这是李克农照顾大局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