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箫紫圜

编辑|梦入神

作为称徳权威标志之一的祥瑞，在称徳不豫期间出现了三次，其中神护景云四年五月的祥瑞奏上程序尤为特殊，从中或许可以观察到称徳不豫期间朝政运作的真实状态。

神护景云四年五月，正值天皇不豫之时，称德天皇要求“群臣”勘定白鹿和白雀的等级。

神护景云元年五月，称德得到祥瑞后，交由“群臣”而不是治部省，讨论祥瑞的等级，藤原永手、吉备真备随后上奏。

群臣上奏表文大意为，勘定白鹿为上瑞，白雀为中瑞，并依二者等级，对两种祥瑞的发现人、捕鹿处、进瑞国司及所出郡司赏赐。

伊予、肥后两国因此得到赏赐。伊予国进白鹿是史料中明确提及的，从肥后国也受到赏赐来推断，可以判断是肥后国进献了白雀。

神护景云四年五月的祥瑞上奏程序，明显与前文探讨的律令体制下的祥瑞奏上程序不同，与称徳朝的祥瑞奏上程序也不尽相同。

相比于越过治部省获得祥瑞，再交由治部省勘定祥瑞等级，此次的祥瑞奏上不只在祥瑞获得的阶段绕过了治部省，在祥瑞勘定阶段治部省也没有直接参与，可以视作上一节讨论的称徳对祥瑞制度突破的进一步发展。

根本诚二注意到了此次祥瑞上奏的特殊性，认为吉备真备和藤原永手主导的祥瑞奏上，是在称徳不豫期间，太政官对道镜、弓削净人主导的祥瑞奏上的牵制和对抗。

根本诚二的考察触及了神护景云四年五月祥瑞奏上事件背后的主导，即太政官的中枢——议政官，但没有注意到群臣议定祥瑞在此之前已有先例。

在此之前，共有两次天皇就祥瑞问题征求群臣意见的先例。

天平宝字元年八月出现了瑞字祥瑞，孝谦天皇随即“下群臣议”，群臣上奏后，孝谦下敕改元并奖赏祥瑞上奏的相关人员。

神护景云二年六月，武藏国献白雉，称徳天皇随即“下群卿议之”群臣上奏祥瑞等级后，称德再次下敕，奖赏武藏国国司、郡司，神护景云四年五月的祥瑞史料和天平宝字元年八月、神护景云二年六月的史料有许多相通之处。

首先，祥瑞奏上的程序上，三次祥瑞都是直接上奏天皇之后，再由天皇要求群臣讨论、勘定祥瑞等级。

其次，三次祥瑞都是出现在孝谦、称徳统治时期；再者，三条敕旨的行文也多有相似之处。

可以看出，要求群臣讨论祥瑞等级是十分具有称徳个人特色的一种祥瑞处理和利用手段群臣议定祥瑞等级，可以认为是源自于中国的朝议制度。

在中国古代，存在通过召开各级别的大臣会议，基于官僚集团的统一意见形成决议，由皇帝裁决后执行的政治传统，是为朝议。

渡边信一郎对中国古代的朝议制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隋唐史料中多次出现的朝议，主要有群臣会议、公卿议、礼官议、法官议四种，然而现在复原的唐令中有详细规定的大臣会议只有尚书都座集议。

渡边信一郎没有严格区分作为一般政务处理程序的朝议和由皇帝因事临时召集的朝议，但两种朝议在制度和性质上有较大不同。

作为一般政务处理程序的朝议（日常朝议）是朝政运作的一环，其运作、处理皆有定制，是官僚集体“自律”进行的，也是官僚体制在律令制中机能的体现。

与之相对，由皇帝临时召集的朝议（临时朝议），实际上并无定制，议案内容、会议形式、会议地点都是由皇帝单方面决定，而朝议形成的统一意见，也要由皇帝最终裁决，体现了皇帝在律令制中的领导地位。

作为一般政务处理程序的朝议因属于官僚机构的日常事务，通常不记入国史，而皇帝发起的临时朝议，则因其特殊性而广泛存在于史料中。

渡边信一郎提出的四种朝议，实际上都是皇帝临时发起的朝议。

日常朝议内含于唐令之中，被日本的律令体制吸收而形成了以太政官为中枢的政务处理程序。

临时朝议的制度，则基本没有被日本的律令体制吸收。

临时朝议中形成的"议”是唐上奏文书中重要的一种文书形式，与临时朝议紧密相关的“议”在日本律令规定文书形式的《公式令》中没有出现。

日本律令在编订之时，刻意删除了“议”这种文书形式，这表明在学习唐令、编纂日本令的过程中，对中国的朝议制度，尤其是临时朝议有意识地回避，或者说并没有预想到临时朝议在日本的出现。

回到本节讨论的祥瑞问题上，前文提到的称徳发起的三次要求群臣勘定祥瑞等级，都是在祥瑞出现后，由天皇提议，下群臣议定，随后依据群臣上奏的意见施策，与唐的临时朝议制度非常相像。

这种特殊的群臣议定祥瑞等级的政务流程，起于天平宝字元年改元之际。宝字祥瑞的出现，正值橘奈良麻吕之乱刚刚结束，圣武上皇去世带来的政治冲击尚未完全平息之际。

然而所谓的宝字祥瑞，完全不见于祥瑞图书，一般认为人为伪造的可能性很大。

可以认为，面对动荡的政治局势，称徳借鉴了本不存于日本律令体制中的唐的临时朝议制度，要求群臣议祥瑞。

称徳发起临时朝议的目的在于，要求群臣承认伪造的宝字祥瑞，并借由祥瑞改元，通过临时朝议促使贵族集团重新集结在天皇周围。

由此开启了，“下群臣议”这种祥瑞处理方式。

三次群臣议定祥瑞中存在的一个巨大不同是，只有神护景云四年五月出现的祥瑞，是由群臣勘定等级后，由群臣提议对祥瑞上奏相关人员的奖赏方案。

对献上祥瑞的地方国、郡司、百姓的赏赐一直以来是由天皇决定后，以敕旨的形式昭告天下。律令制规定，祥瑞奏上后，“其须赏者，临时听敕。”

在天人感应的思想背景下，祥瑞的出现是天对人君实行仁政的回应。

祥瑞与天皇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对祥瑞的回应是天皇大权之一，不是人臣可以决定的事项。

天平宝字元年祥瑞和神护景云二年祥瑞，虽采取了临时朝议的形式，要求群臣议定祥瑞等级，但如前文所论，临时朝议由天皇发起，天皇裁决，是天皇大权的体现之一。

群臣也并不具备确定祥瑞奖赏的权限，最终还是由天皇确定祥瑞等级及对祥瑞奏上相关人员的奖赏，以体现天皇本人的政治功绩。

在神护景云四年的案例中，以群臣上奏的形式最终确定了祥瑞的等级。

更为特殊的是通常由天皇发布敕令宣布的对祥瑞发现人和地方国司的奖赏也改由群臣奏上，再由天皇裁可后实施。

这种特殊流程从文书形式上来看，近似于太政官论奏，而代表天皇意志的敕旨在本次祥瑞上奏中消失了。

从作成文书的主体来看，神护景云四年的祥瑞奏文中明确提到了上奏的主体为“左大臣藤原朝臣永手、右大臣吉备朝臣真备已下十一人”。

神护景云四年五月的议政官共十四人。

所谓的“群臣”实际上没有超出议政官的范围。神护景云四年参与勘定祥瑞的实际上是作为贵族群体代表的议政官。这与论奏的主题相同。

此外，律令中没有关于天皇驳斥论奏的相关规定，一般认为对于论奏，天皇没有否认的余地，这是论奏最为重要的特征。

神护景云四年的奏文的最后，“臣等准勅商量，奉行如件。伏请，付外施行，”也同样没给天皇留反驳的余地。

《公式令》中规定的属于太政官论奏范围的九个事项中，最后一个事项为“律令外议应奏”。作为一个补充条款，“律令外议应奏”规定了太政官在必要时超出律令规定的范围，合议后论奏。

综上所述，从文书形式上看，神护景云四年五月祥瑞出现后，没有按照律令规定发布天皇敕旨，而是以近似于太政官论奏的形式处理的。

从表达天皇意志的天皇敕旨到代表了太政官独立的机能和地位的太政官论奏的文书形式上的变化，很可能是前文提到的称徳在不豫期间“不亲事”的具体表现之一。

天皇无力按照惯例处理祥瑞，只能让渡部分权力，让议政官更多地参与到政治中来，协助处理国事。

回应祥瑞本是天皇大权，尤其对于一直紧密控制、积极利用祥瑞的称德而言，对祥瑞的处理集中反映了其天皇权威。

但在称徳不豫期间，称徳也不得已交由太政官决定对祥瑞发祥人和地方国司作何赏赐。

由于《续日本纪》对称德天皇病重时期朝政运转的真实状况没有详细直接的记录，神护景云四年五月的祥瑞奏上记录就显得尤为珍贵。

神护景云四年五月的祥瑞奏上中，太政官承担了一部分天皇的工作，这是称德在不豫期间部分让渡王权的直接体现。

对祥瑞的处理方式可能反映了称德天皇病重时期政事处理的常态，即原本需要天皇主导的重要政事，改为由天皇向议政官提出需要处理的事务，议政官合议后上奏处理方法和相应政策。

这样的流程减轻了天皇的工作量，保证了在天皇病重，不能顺利行使天皇大权的情况下，国家也能正常运转。

称徳天皇在健康状态下强力控制的祥瑞，在其不豫期间的处理方式也发生转变，更能说明其不豫期间政务处理方式的改变具有普遍性。

同年六月，称徳下敕大赦天下，但对于橘奈良麻吕之乱和藤原仲麻吕之乱中被连坐处罚的官员是否可以获得赦免，称徳要求议政官讨论，“但前后逆党缘坐人等，所司量其轻重奏闻。”

一个月后，太政官上奏，太政官，奉去六月一日勅，前后逆党缘坐人等，所司量其轻重奏聞者。臣曹司且勘，天平胜宝九岁逆党橘奈良麻吕等并缘坐总四百卌三人。

数内二百六十二人罪轻应免。具注名簿，伏听天裁。奉勅，依奏。但名簿虽编本贯，正身不得入京。

与五月的祥瑞相同，六月的大赦同样采用了天皇发议，太政官论奏的方式处理政务，说明称德不豫期间的这种特殊的政务处理方式不是偶然出现，而更接近于该时期的常态。

此后的神护景云四年七月，也出现了两个祥瑞，常陆国那贺郡人丈部龙麻呂、占部小足获白鸟。

筑前国嘉麻郡人财部宇代获白雉。賜爵人二级，稻五百束。

从前文的称徳朝祥瑞表中可以看出，这是《续日本纪》记录的称徳朝祥瑞中唯一一次使用类记事记录的类本是《续日本纪》中祥瑞记事的主流。

但由于称徳积极利用祥瑞的政治性，称徳朝的祥瑞记事中附带诏敕的类记事也很多，导致称徳朝的祥瑞记事中，最简便的类和附带诏敕的类记事占了绝大多数。

在称徳朝，类记事的祥瑞是政治性上更突出的祥瑞，与之相对祥瑞则是较为普通的祥瑞，或者说按照常规程序处理的祥瑞。

而类记事的神护景云四年七月祥瑞，可能在政治性不突出，所以没有付记诏敕，但同时又与常规的祥瑞上奏、处理程序有所不同。

考虑到此时称徳天皇已经时日无多，七月的两个祥瑞和四月的祥瑞采用相同的处理方式，即由天皇发议后，议政官处理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