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是石家庄市赞皇县人，出生于787年，父亲是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名相李吉甫。虎父无犬子，宰相父亲李吉甫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都是一代名相了，儿子李德裕居然比他还要有能耐，成为了“万古之良相”，比起他这个一代名相还要高上几个层次。但就是这个万世良相，居然在公元850年凄凉地死于海南岛的贬谪途中，让后世遗憾了千年。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图。（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李德裕的“万古良相”之名号，可不是我这个小萝卜头拍人马屁给人胡乱定的，而是唐晚期著名诗人李商隐在他的《会昌一品集》中将其誉为“万古良相”的，当然，你可以说李商隐这是在拍马屁。但另外一个人也同意了这个观点，这个人就是清末民初第一大才子梁启超先生，他将李德裕与古往今来的著名宰相放在一起，合称为“中华五千年历史上六大著名政治家”，另外五个分别是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

可据我们所知，李德裕不就是那个置唐朝于死地的“牛李党争”的发起者之一吗？为何历史还要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呢？是不是搞错了？这里面又有一些什么原因和故事呢？别急，我们慢慢来说，争取透过现象看到一点本质。

毁天灭地的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政权陷入了空前的巨大危机中，体现在政治方面的表象就是闻名后世千年的“牛李党争”。

历史上最巨大最绵长的一场派别斗争。（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牛李党争是唐朝中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指的是以牛僧孺、李宗闵（牛党）和李德裕、郑覃（李党）为首的两派文臣之间的殊死斗争，这场斗争开始于唐宪宗时期，结束于唐宣宗时期，前后绵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它极大地削弱了唐朝中央集权的实力，进而造成了盛唐王朝在无比黑暗的中晚期愈陷愈深、不能自拔，最终落得个惨淡收场的结果。

那这两派为什么要这样无休无止地争斗呢？为何不能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谈一谈，各自放下屠刀，共商盛唐王朝的中兴大业呢？原因是两派代表着完全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一，李德裕一派主张坚决打击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而牛僧孺一派则主张缓和矛盾，反对武力平叛。唐宪宗元和年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继承父职，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主张取而代之，打击淮西势力，将统治权彻底收归中央，维护中央集权。不仅如此，李吉甫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调换了三十六镇节度使人选，占所有藩镇势力的七成，极大地减少了藩镇割据的危害，也由此助力了“元和中兴”的诞生。唐武宗时期，李德裕执政，作为李吉甫的得意儿郎，李德裕将父亲的治国思想继承得丝毫不差，他也坚决要求皇帝严厉打击藩镇割据势力，并消灭了昭义节度使刘稹（自领，未得朝廷认可），收复了五州三十县归于中央。

著名战争之一的李愬雪夜袭蔡州，打的就是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但是，李氏父子的这种武力解决藩镇割据问题的手段，遭到了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的抵死反对，他们借科举考试的机会，攻击李氏父子是滥用武力、穷兵黩武，完全不顾天下和百姓的死活（牌子打得很高大上啊）。他们为了阻止李氏父子进行的统一战争，还曾经秘密组织人员在朝廷设置各种障碍，明里暗里反对李氏父子的主张。牛僧孺曾对皇帝唐文宗说，安史之乱后，范阳等地本来就不是朝廷所有，朝廷以前用武力征讨，耗费甚多却毫无收获，还不如认可了他们，让他们在北边为我们抵挡契丹等部落，做大唐之藩篱。把投降派的言论说得如此光明正大，还真是有点能力啊！

其二，李德裕一派主张锐意进取，不断改革创新；而牛僧孺一派则主张维持现状，不要搞什么新花样。李德裕执政时，看到朝廷冗官冗员的现状，深为痛心，遂出台精简政策，精简掉冗官1000余名；他父亲李吉甫在任时，曾力谏宪宗皇帝，说我们大唐的官员太多了，得减！宪宗意志不坚定的时候，李吉甫就三番四次不停地上奏，最终获得了宪宗的支持。元和六年，在李吉甫的主持下，京官被裁减1769名，外放官员被裁减808名，极大的落实了“精兵简政”的策略，大大减轻了天下苍生的负担，使得沉重不堪的唐王朝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可是，这也极大地损害了旧官僚阶层的利益。

万古良相李德裕。（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所以，当牛党上台执政时，这种政治举措就被完全地颠覆了。史载，唐宣宗大中年间，牛党领袖白敏中执政，在他的主持下，李德裕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好不容易才裁减掉的州县官员数额，很快就被牛党复原回来，“所减州县官复增383名”，获得了旧官僚阶层的一致弹冠相庆，但也由此奏响了晚唐的哀歌。

其三，李党主张灭佛，坚决维护边疆安全，武力打击外族势力的侵扰；而牛党主张崇佛，奉行“团结友好”的原则，适当的时侯甚至还可以向外族势力示弱。佛教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对维护王朝稳定，导人向善等方面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佛教僧侣过于泛滥，就必然会导致人心不思进取，国家劳动力紧缺，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

唐武宗时期，王朝的佛教势力日益庞大，导致天下田地荒芜，无人耕种，民生日益凋敝。在这种情况下，李德裕一派极力劝谏皇帝开展灭佛运动，如著名文学家韩愈就曾经强烈主张灭佛。因此，会昌年间，唐王朝进行了一次 超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无数的寺庙被捣毁，无数的僧侣被遣送还俗，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力资源，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另外，唐中晚期，吐蕃实力大增，多次侵扰边境，李德裕力主强硬对抗，将侵略者赶出唐朝土地。

牛僧孺，唐代中小地主阶层的代表。（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而牛僧孺一派上台执政后，这两方面的国家大计方针政策却全面翻了个。大中元年（847年），牛党获得执政权， 他们第一项政令就是废除绝大多数关于佛教的禁令，鼓励“僧尼之弊皆复其旧”，他们的说辞是佛教能够消弭天下百姓的反叛之心，有利于王朝的稳固。另外，他们还对吐蕃侵略势力奉行姑息养奸措施，胆小如鼠地实行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原因还是要与天下休息。

从以上三点情况来看，牛李两党之间的分歧我们大概就清楚了，可以说，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是一个锐意改革、开拓进取的派别，而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则是一个内敛保守、安于现状的派别。透过千年的迷雾，我们大概做了这样一些总结，但还有一些没有归纳进来，比如李党代表的是门阀士族势力，主要以大地主阶层为主；而牛党代表的是科举进士科势力，主要以中小地主阶层为主。当然，这两派之间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界限，有些人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比如李党中的李商隐，他的出身是中小地主阶层，并不是大地主；而牛党中的杜牧则是大地主阶层出身。想不到吧，小李杜居然分属不同阵营。

虽然合称小李杜，但两人分属不同阵容。（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我无意于去着力批判牛党，虽然我对牛党的很多主张非常的不爽。因为牛党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那个时代都是中小地主等寒门出身，他们唯一的晋升之道是通过科举考试，所以，他们万分珍惜这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想要在大唐王朝站稳脚跟，为此，他们必须要在分散的中小地主阶层中间找到一个团结的焦点因素，也必须要在其中找到为之共同奋斗的理由。说白了，这是在阶级利益固化的前提下，唐朝的寒门子弟希望找到自己打破那种利益堡垒的一种方式，不巧的是，李德裕为首的士族给了他们足够的机会和理由。

李德裕为首的李党的很多主张我都是十分赞同的，可是，他们代表的是大地主阶层的利益。相比较于很多朝代里大地主阶级的顽固守旧，李德裕他们这种大地主阶级确实足够开明足够先进，但他们是基于安史之乱后的痛楚，痛定思痛之后才采取的措施，是一种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反省和改革行为。但是，对于让渡自己手中的统治权，给予中小地主足够机会等方面，李党一方却没有给予任何机会。甚至，在他们执政期间，他们还对中小地主阶层进行各种打击和迫害，从而无限的激化了矛盾。

始于东汉三国，终于盛唐的门阀士族阶层。（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怎么说呢？牛李两党如果能够在各自的权力控制范围内让渡一些出来，坐下来为了国家和民族之大计团结一致，还真未必就不能同心协力再创大唐盛世。只是啊，对于既得利益这个根本问题，李德裕的李党选择了无限坚守，而牛僧孺的牛党则选择了无限争取，表面上看起来成功了，其实最终是两败俱伤，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慢慢靠近。

晚唐末期，唐宣宗在大地主阶层没有太多支持势力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宦官和中小地主阶层的支持，才能历经千辛万苦登上皇帝宝座，进而又利用中小地主阶层的努力，创造了大唐王朝最后一个微小的盛世。但可惜的是，唐王朝的痼疾已经深入骨髓，没有太多治疗机会了，这个大中盛世也只是盛唐王朝的回光返照罢了。

从唐宪宗到唐宣宗，期间有五十年左右。（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

884年，更大的灾难终究来临，王仙芝、黄巢等中小地主阶层领导起义，他们一举席卷了大唐王朝的整个国土。战火绵延之下，据说有八百万生灵葬身乱世战争之中，其中就包括了李唐王朝根基所在的无数门阀士族势力。至此，自汉朝开始的门阀士族固有阶层土崩瓦解，中国历史进入了极其混乱黑暗的混沌时代，直到宋王朝的建立。

李德裕的死，与其说是一个万古良相的逝去，还不如说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固化阶层势力的轰然倒塌。他做出了他能够贡献出的所有，作为一个门阀士族利益集团的代表，李德裕已经足够激进，但他仍然失败了，盛唐王朝也无奈失去了最后翻盘的机会，这不是李德裕个人的错，而是由他作为门阀士族代表人物承担了那最后一击，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悲剧。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一定要认清阶层固化的恐怖性质，全力打通上下阶层流转的通道，给全体人民一个公平和平等的竞争机会，最起码，对那种类似于几代铁路人、几代烟草人、几代电力人的所谓先进家族典型事例宣传，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给予门阀士族最后一记重拳的是黄巢、王仙芝起义。（本文由头条作者泊东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