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这一年是庚子年，是大清多灾多难的一年，前有八国联军进军京城，后有东南督抚联手和列强签订《东南互保》，作壁上观，没了勤王兵，京城驻防的清军一败再败，老佛爷坐不住了，带着光绪于8月14日匆匆西狩，途中又给李鸿章发了一份电报，只要列强可以退兵，他一切可以便宜行事。
清末读书人
在李鸿章的斡旋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年1月15日，列强和清朝签订了《议和大纲》，即《辛丑条约》，大清的主权彻底沦丧。
看着列强一遍一遍的侵略清朝，不少知识分子觉醒了，谋求救国之路，甚至拿日本做参照物，认为日本能够富强，就是采用了西方近代化的教育体系，然后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化人才，这才让日本走向强盛，而大清现在还在用古老的八股取士，选上来的都是腐朽老儒，于国无用，应该彻底把八股取士扫到垃圾堆里。
除了民间的知识分子，不少朝廷大员也看出了科举的弊病，打算上书慈禧，请废科举，比如袁世凯。
早些年，袁世凯也是刻苦读书的儒家子弟，可惜一连两次名落孙山，连个秀才都没考上，而后靠从军发迹，这才一步一步进入了权力中枢，所以老袁打心眼里讨厌八股。
老袁打心眼里讨厌八股
但八股取士依旧是这个时代底层人升迁的唯一道路，更何况经过这么多年的科举，朝廷内外有着大量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想要废除科举，首先得绕过他们，当初戊戌变法就曾提出废科举的想法，可惜百日维新，昙花一现。
如今全国上下都掀起的救亡图存的新思潮已经压倒了保守落后的新思潮，废科举的提议再度在开明官员口中提了出来，因而袁世凯拉上两江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周馥、四川总督锡良，于1903年3月联手上了一道《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的折子，请求废了科举。
可惜因为王文韶王中堂的坚决反对，折子很快石沉大海，这件事也就暂时没了动静。
王文韶
王文韶是咸丰二年（1852年）的三甲进士，是正经科举出身，很看不起袁世凯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官员，自己十数年的寒窗苦读这才拼的一身官身，岂是说废就废的？更何况通过科举，朝廷上早就形成了同乡、师生、同学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没了科举，这些利益关系岂不是也断了？
因而在王文韶的鼓动下，几个举人居然靠死谏抵制，舆论哗然，慈禧不得不压下来，另一方面，王文韶等人表示，次年就是老佛爷的七十大寿，按规矩，要开恩科的，人生七十古来稀，慈禧自然不会错过的七十大寿盛典，就同意了。
借老佛爷过寿保留科举，一石二鸟，王文韶玩的很溜。
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
虽然袁世凯这次上奏失败，但毕竟还年轻，而王文韶已经七十五岁了，四十多岁的袁世凯总能熬得起，毕竟废科举已经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到了清末，科举的价值已经越来越低了，因为科举是仕途的敲门砖，读书人越来越多，但录取人数就这么多，因而到了晚清这个时间段，“僧多粥少”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很多人有了功名却要等候多年才能做官。
另一方面，自清朝中期以来，“捐纳”和“保举”这两个非“正途”出身的人也在挤占科第出身的官缺，一些有财力的商人靠“捐纳”来换取官职，其升迁道路居然比普通科举出身的士子还要快，比如李鸿章幕僚唐廷枢，靠“捐纳”获得同知身份，而后升了道台。
捐纳
至于“保举”，则靠官员们举荐即可出任官职，比如侍读学士徐致靖就举荐梁启超做官，赏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而到了赈灾捐案的年份，“捐纳”和“保举”的人数更多，这么一来，普通读书即便寒窗苦读数十载考上了进士，也得和这些大量非正途出身的人竞争，也让科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在士人中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科举制本身已经遭受了很大的冲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虽然保留了四书五经，但考四书五经的内容只在第三场，更多的则是考策论，让旧有的科举模式发生了极大变化，更别说北京贡院被八国联军焚毁，导致最后的两次会试被迫移往河南开封举行，严重打击了科举在士人心中的崇高地位。
被焚毁的贡院
当然，除了科举的地位降低之外，清末很多督抚和有识之士都开设了新学堂，大量新式学堂的兴办，让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改换门径投入新的人才培养渠道，可见很多人其实对废科举有了心理准备。
只是朝廷上有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三个大阻力，让废科举暂时没了声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4月，荣禄蹬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6月，王文韶被免职，鹿传霖则是张之洞的亲家，态度并不是很坚定，加上慈禧七十大寿已经过了，这个时候废科举已经没了有什么阻力。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袁世凯和张之洞拉着包括端方、周馥、岑春煊、赵尔巽等在内的一大堆督抚又联名上了折子《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直接废除了科举。
废科举
废科举本意是选拔近代化的人才，但“立停”科举在当时还是有些激进的。
为啥？因为科举不仅仅是入仕，更是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的体现，童生、生员、举人、贡士、进士实际上是一条阶层流动的通衢，也是几乎唯一的阶层流动途径。
因而一开始在废除科举的讨论上还是比较温和的，即在科举里加入西学，不改变科举根本体制的前提下改革科举，或者允许新式学堂的学生参加科举，或者新式学堂优秀毕业生直接授予科举的功名。
只是这样做，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后才会看出效果，但朝廷现在等不了，毕竟短期内看不了成果很容易被人诟病，甚至扣上大帽子，更何况现在朝廷正准备立宪，废科举，相当于为立宪做准备了。
因而到了最后，促成了科举从改革到立停的转变，也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一场灾难性的后果。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量读书的年轻人被断了出路，尽管奏折里，袁世凯为了舆论，还是保留了旧学人士也是有上升通道。
但对于大部分打算科举“逆袭人生”的普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空前的噩耗，比如山西举人刘大鹏，得知朝廷废了科举，心若死灰，担忧“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更认为“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晚清读书人
眼看朝廷在废科举的同时建立一系列新式学堂，部分读书人开始顺应时代潮流，开始学习新的知识，并在新式学堂中任教。
只是新式学堂建设太快，缺乏相应教学人才，不少乡村地区存在“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将私塾直接改为新式学堂，甚至为了应付考核，通过“速成学堂”来完成政绩，教学的还是原先私塾先生，教的还是老一套，但至少让不熟悉新学的秀才生员们依旧能够从事教育事业。
典型的清末学堂
随着新学堂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入新学堂学习知识，新学堂的课程是西学重于中学，科学重于经史子集，西学学的越多，更意识到清廷的腐败，加上国难，很多青年学子认为非变法不能图存，非科学不能救国，在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寻找复国强兵之道。
可以说新学带来了民族主义，而对于这个民族主义，清朝是无法控制，这些接受了新学的青年，最终变成了葬送满清的动力。
比如一些家境殷富的人为了更好的学习环境纷纷选择出国留学，而他们的首选留学的地方就是日本，很多人成为同盟会的骨干，有的则趁着编练新军的“春风”加入新军，靠着知识分子身份，成为新军中下层军官力量。
1906年，秋瑾与贵州留日学生
当然，这些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士绅是没有办法找到更好的出路的，就和刘大鹏一样，认为没了科举就丧失未来，成为时代变革中的弃子。
封建时代，地主士绅阶级都是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如今这些中坚力量正在被抛弃，很容易让他们成为这个社会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就在此时，朝廷提出了立宪，给了他们一个聚政议政的场所。
同盟会成员合影，留日学生占了90%
立宪其实和废科举一体的，是清末新政的最主要两个部分，当然，提出立宪就是看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居然能够击败老牌列强沙俄，让朝廷意识到，不立宪，不足以立足。
只是什么时候立宪？怎么立宪？朝廷也没谱，一番考察后和考虑中，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8月宣布了预备立宪，距离真正立宪则还得等待九年。
虽说立宪还要等许久，但总归是要给士绅阶层权力不是？因而士绅阶层暗戳戳的开始反对革命党了，在立宪之前，为了获得权力，不少士绅其实是支持革命党的，如今靠立宪就可以获得权力，还要啥革命党？因而朝廷宣布立宪后，士绅们不在支持革命党。
朝廷预备立宪的几个月后，慈禧去世了，老佛爷一死，上位的是威望一般的载沣，这么一来，士绅们开始商榷：要不要提前立宪？
载沣
随后几个月内，各地请愿团不断上折，要求立宪，也让年轻的载沣头疼不已，几个月后，载沣顶不住了，在宣统元年（1909年）3月下诏，命各省当年内成立谘议局，谘议局相当于地方议会，能进入了自然是地方实权派，他们背后代表着地方士绅阶层，被称为立宪派。
很快，各地谘议局都顺利成立后，他们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派代表团入京，要求载沣开国会，真立宪。
各地谘议局
载沣本来就是为了应付地方士绅才开谘议局的，如今各省请愿团纷至沓来，又吵又闹，为了安抚他们，载沣又退了一步，在宣统二年（1910年）10月开了资政院，以应付各省请愿团，这就相当于国会了。
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让革命党活动彻底陷入低潮。
地方士绅原因为开了谘议局和资政院，就可以参政议政，但参与其中就发现，这两个机构就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
一方面谘议局根本没啥权力，所有的议决都需要当地督抚认可后才能实施，地方督抚还有权解散谘议局权力，至于地方督抚则由朝廷任命，忙活一圈，还是督抚实际掌权。
至于资政院？实权的总裁和副总裁都是朝廷内定，议员一半是朝廷钦选的八旗权贵，剩下的虽然靠选举，但需要地方督抚认可才能进入，经过地方督抚这一手，还不是朝廷间接控制？
所以忙活来忙活去，其实还是披着帝制的一层皮，哪里是真正立宪？因而地方士绅再度派遣请愿团入京，要求载沣召开国会。
各地谘议局
载沣本来就不乐意开什么议会，所以搞了只能“议”而不能“定”的东西的谘议局来糊弄他们，只是没想到谘议局虽然没权力，但却是官方提供的合法的议论舞台，间接的将反对帝制的反对者们组织了起来。
眼看地方请愿团源源不断，载沣是在扛不住了，宣布在宣统三年（1911年）设立责任内阁，宣统五年（1913年）开国会，这让地方士绅看到了结果，都等待第一任内阁的出炉。
载沣真心要开国会？很显然并没有，在宣统三年（1911年），载沣搞了两个大事，彻底将地方士绅推到了自己对立面。
宣统三年（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设立，但总共13人，满族即占9人，其中皇族7人，而汉族竟然只有4人，被指责为皇族内阁，一时间，舆论哗然。
皇族内阁
7月3日，朝廷又发布新的《改订资政院院章》，这个院章的特点就是进一步取消了资政院的职能，更切断了资政院和地方咨议局的联系，让督抚完全架空地方谘议局，让地方和中央的关系重新恢复到军机处时代。
为何要修改呢？实际上就是为了配合日后的“皇族内阁”吗，确保满洲八旗收权，彻底架空资政院和咨议局的手段：
第二十二条：资政院于各省政治得失、人民利病有所谘询，得由总裁、副总裁札行该省谘议局申覆。 除前项谘询事件外，不得向各省谘议局行文。
第二十三条：各省谘议局与督抚异议事件，或此省与彼省之谘议局互相争议事件，除关于行政事宜咨送内阁核办外，其余均由资政院核议。议决后由总裁、副总裁咨会国务大臣具奏，请旨裁夺。
第二十四条（完全废除）：各省谘议局如因本省督抚有侵夺权限或违背法律等事，得呈由资政院核办前项核办。前项事件若审查属实，照第二十一条办理。
第三十二条：资政院临时会，于常年会期以外，遇有紧要事件，由行政各衙门或总裁、副总裁之协议，或议员过半数之陈请，均得奏明，恭候特旨召集遵行。（删除了议员自主召集临时会议的能力）
第三十一条：资政院于常年会期以外，遇有紧要事件，由特旨召集临时会。（资政院完全失去了自主召集临时会议的能力）
至此，资政院完全失去了核办督抚侵夺咨议局权力的职能，也让咨议局固定的权力彻底消失，地方权力完全被督抚掌握。
《改订资政院院章》和之前的皇族内阁一样，彻底惹恼了立宪派，立宪派纷纷发言，认为这个是“直称之为独裁政治”，并表示立宪已经“宪政前途惧”，这天下，终究还是爱新觉罗的天下。
既然朝廷不肯给权，那自己争取就是了。
在武昌，新军里不少爱国新军加入了革命团体，点燃了武昌起义的烽火，尽管武昌起义很仓促，但很快得到湖北立宪派支持，而后各地起义不断，立宪派彻底和革命党结合在一起，燃烧了整个南方，最终葬送了清王朝。
武昌起义
回过头来看看清王朝的覆灭，实际上原因有很多，但废科举无疑是重要的一环。
废科举本意是选拔人才，为日后立宪做准备，但立停科举，让诸多士绅阶层没有了上升通道，一部分去留学，接触了革命思想，回来后发动革命，一部分则加入新军，成为新军骨干进行起义，还有的积极融入新学堂，为他们带来的民族主义。
而沉默的大多数则成为立宪派，只要清廷肯放权，真立宪，他们还是在名义上维持清朝统治的，可惜载沣等人始终不肯让步，将立宪派推到革命党那边，与革命党合作，最终导致清朝的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