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的南方，尽管军阀割据局面仍然存在，但是，这一地区较长时期的相对和平环境，对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北方人民因不堪忍受连年战祸，大量南逃，给南方广大地区补充了具有较高生产技术的劳动力，对南方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南方诸政权的统治者为了在割据兼并战争中占据优势，大多在各自统治区域内施行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以增加经济和军事实力，巩固统治地位，这在客观上对南方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吴、南唐与吴越统治地区，原本就有良好的生产基础，属江淮富庶之地，经过唐末战乱，变得疮痍满目。唐末，这一地区又成为北方人口南下的主要聚集地。
杨行密占据江淮地区以后，战乱较少，"淮甸之人不识干戈者二十余年"。同时，杨行密又采取了招合遗散，轻徭薄敛，与民休息，政事宽减的政策。未及数年，公私富庶。
战乱中“庐舍焚荡，民户丧亡”的扬州，不到3 年时间，又成为"富雄"之地。吴国仓库内"金帛委积"，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南唐李昪夺取政权以后，也采取了息兵安民的政策。下令革除一切额外租税，又奖励人民种桑开垦，每人新垦田80亩，赏钱2万文，五年不抽税；三年内若植桑树满3000棵，赐帛50匹。同时提高农副产品和丝绢的折纳价格，绢每匹由500文提高到1500文。
李昪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是"江淮之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
吴越也是农业很发达的地区。钱塘江潮水为患，钱缪统治时期，总结了防止海潮破坏的经验，在钱塘江北岸修建有名的"钱氏捍海塘"。
捍海塘保卫了沿海的居民，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浚治西湖，在钱塘江边造水闸及堰，隔阻江水倒灌入湖，使湖水灌溉杭州周围以至盐官的大片稻田，对杭州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贡献很大。
到钱俶统治时期“募民垦荒田，勿取租税，由是境内并无弃田"。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吴越统治时期，不仅"米一石不过数十文"，农村更是桑麻遍野。
南唐和吴越地区的劳动人民还在境内修建圩田。他们利用水乡河身较高、田地较低的地势，在河渠两岸、农田周围修筑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每圩方圆几十里，如同大城。治堤建水闸，控制水势，旱则开闸引水灌溉田地，涝则闭闸拒水，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把低洼的水涝土地改变成为肥沃的耕地，使农业收成获得一定的保证。
南汉和闽国统治的是福建、岭南地区，由于没有直接遭到军阀混战的破坏，这一地区长时期保持着比较安定的环境，所谓“五十年来，岭表无事”，而北方战乱之际，“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涌入此地。
同时，两国的统治者也都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尤其闽国的王审知“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宴然”。
同时，闽国注意水利建设，修筑海堤，以御海潮，保护农业生产。长乐县修筑的海堤，堤内土地皆成良田；还在连江县东湖周围筑堤20里，灌田4万余顷。
湖南的楚国和江陵的南平，也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国马殷接受谋臣高郁的建议，实行退兵休农的政策，奖励人民植桑种茶，因而楚国“利尽南海公室大富"。
江陵地区自高季兴占领以后，招集流亡，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自8世纪中叶以来，未曾遭到战乱破坏，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和平局面。
前蜀王建时期“劝课农桑，轻省徭赋”，致使前蜀政权“仓廪充溢”。到孟知祥占领四川以后，继续实行安民课农的政策，后蜀财币充实，斗米三钱。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十国时期，南方地区经济作物的生产逐渐发展起来。茶树、桑树的栽种日益普遍。蜀地每年三月有蚕市，其中有大量的"桑栽"出卖。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丝织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杭州城内专门为吴越王织锦的工人就有200多人，楚国民间也是机杼大振。出现了“吴绫”、“越锦”与“蜀绣”这些有名的纺织品。
四川的锦绣驰名国内，后唐庄宗特派人来"市珍玩锦绣"。湖南的纺织业本来不很发达，但由于楚国的提倡和工匠的辛勤的劳动，所产的丝、葛、红布以及细葛布等，质量达到很高水平。福建地区盛产蕉布、葛布等纺织品。
采矿与金属制造手工业也有相当的发展。吴与南唐的宣州，盛产铜铁，武昌节度使秦裴“开青山大冶，公家仰足”。湖南地多铅铁，马殷接受都判官高郁的建议，“铸铅铁为钱”，“国以富饶”。
南汉富产金、银，宾、澄州的江溪间出金最多，“侧近居人，以淘金为业”。随着采矿业的发展，金属制造业相应地发展起来。浙江的金属器皿驰名全国，向北方人贡，一次即有金银饰、陶器14万余件，金银饰龙凤船舫200艘，银装器械70余万件。
瓷器业进步很快。吴越的秘色瓷器是青瓷中的佳品，制作精美，胎质色釉都比前代进步，为陶瓷手工业的一大创造。秘色瓷器数量极少，专门供吴越王室使用，也用来贡献给中原诸王朝。浙江所产的"金扣"（镶边）瓷器，则动以万计，是向外输出的大宗商品。
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也很显著，成都和金陵是全国两大印刷业的中心。十国时期，南方地区的制茶业最为发达，统治者和民间都十分重视茶叶生产。制茶业的焙制技术也比以前大有进步，建州（今福建建瓯）的腊茶不仅质量好，而且产量可观。每年对外输出达五六万斤以上。
楚国曾明令茶农可自由培制茶叶，湖南地区每年大量外销茶叶，仅向中原朝贡的茶就有25万斤。茶叶成为重要的商品。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南方地区的商业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广州、福州、成都、扬州、金陵、杭州等城市，逐渐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
荆南的都城江陵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茶市。楚和吴越的商业贸易尤其突出，楚国每年都向外输出大量茶叶，在从潭州到开封的沿途许多城市设有“邸务”来卖茶，获利十倍。
吴越北上中原贸易，皆泛海而行，至山东登、莱而达开封。同时吴越还与日本、新罗通商往来。
闽国的都城福州成为发达的商业城市。闽国积极发展对中原的贸易。因吴国阻隔，所以主要进行的是海路贸易交往。自福州泛海到山东登、莱，然后取陆路去开封。泉州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主要从事对南洋、西亚的贸易，许多阿拉伯商人来此进行商业活动。
南汉鼓励对内地的商业贸易，不仅"西通黔、蜀"，而且"岭北商贾"也多来广州经商。前、后蜀的商业也很发达。成都是当时的商业中心，素有"锦城"之称，城内有药市、蚕市、七宝市各种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