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儒学从众说纷纭走向统一的时期，同时也是传统儒学发生重大变革、理学发轫的时期。南北朝时期，学者对于儒家经典，"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隋统一南北，各地学者汇集京师，研讨异同，已出现学通南北者。唐朝初年，太宗以诸经文本多有舛异，令颜师古考订五经，撰成《五经定本》，颁行天下，作为官学的统一教科书。又以儒学多门，注释繁琐，令孔颖达和诸儒撰定义疏，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复加考证，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作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儒学从此摆脱东汉以来经师各立门户、各执一词的局面。

《五经正义》中，《礼记》和《诗经》用郑玄笺注，《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注，《左传》用杜预注，从而对南北经学以官方形式加以统一。《五经正义》的注疏中，贞观君臣所关注的辨证观点、民本思想、帝王之道、君臣关系以及发展、变通等观念，皆有明显的反映。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国子祭酒郑覃主持全面校订包括“五经”在内的九经文字，刻成“开成石经"立于太学，进一步完成了儒家经典的统一。

从玄宗后期开始，传统的经学思想受到怀疑和挑战，开始进行新的探索。影响最大的是啖助、赵匡和陆质，他们以研治《春秋》为主，被称为“《春秋》学派"。其著述特点是不受《春秋》三传的束缚，专凭己意说经。

尽管在取舍三传和自我发挥时未免有“凭私臆决”的倾向，被史家讥为“穿凿诡辨"，但《春秋》学派开创了自由解经之学风。唐代经学家们日益注重自己重新解释经文，表达独立的思想主张。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韩愈和李翱。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今孟县）人。其学说的核心是道统论。韩愈在《原道》中提出：道发端于尧，此后经过舜、禹、汤、文、武、周公，传到孔子，孔子传到孟子。孟子之后，道不得真传，到韩愈才又续接上。所以韩愈是将汉代以来的经学主张摒弃在外，强调对孔孟之道的直接传承，显示了重新构建先王以来道统体系的意图，并以师道、传道、卫道作为自己的使命。

以此为基础，韩愈力斥佛教、道教，陈言佛道弊害，强调继承正统的孔孟之道，必须反对佛道异端思想。他批评佛教教义宣扬的摆脱君臣、父子、夫妇关系、脱离“世情”的出世观念，认为只有在伦理关系之内，才能达到"近道"的目的。他因此在阐明《大学》之论时特别强调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紧密相连的思想路线。

韩愈继承汉代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个等级。他认为，人性的品级在于是否仁、义、礼、智、信五德具备。性上品者善，就学而愈明；性下品者恶，畏威而寡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其品终不可移。中品则可导上下。

李翱（772——841）是韩愈的学生，同样以传承道统为己任。他与韩愈合著《论语笔解》，并作有《复性书》三篇。李翱在继承孟子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佛学内容，提出了复性说。他认为性得之于天，与生俱来，原皆为善。人性本静，动感外物而后情生，于是才有善或恶之分别。

凡人若能保持本性，不为情累，就是圣人；若性被情欲干扰、蒙蔽，就是凡夫俗子。故人只有不断祛除情欲，才能在"弗思弗虑"中达到"至诚"的境界，回复到先天纯善的本性中去，此即所谓复性。人能复性而后道统自然可以继承。

韩愈、李翱的儒学思想是隋唐时期的经学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和内容。作为道统的继承者，韩愈从儒家经典原文中挖掘先贤的本意，然后做出自己的解释。他把不被经学家重视的《礼记》中的《大学》专门抽出来，作为载道的重要经典详加注释，着力推崇其中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

韩愈提出道统止于孟子，突出孟子的地位。这些对于后世影响很大，为宋儒把《大学》独立成书和《孟子》入经铺平了道路。

李翱复性论，则是在继承孟子性善说的同时吸收佛教的本心、佛性等说法，提出的通过至诚正思来恢复善的本性的修养论，从而发端了心性义理之学，也启发了后来宋儒的“存天理、去人欲”思想。这些都为新儒学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