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的开国君主孙权是三国时期的一位杰出人物，东吴的兴衰成败，同孙权的立国方略和政策措施息息相关。
一、稳定政局与发展生产
孙权的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从东汉末年以来陆续占据丹阳、吴郡、会稽、庐陵、豫章、庐江江东六郡，创建了东吴立国的根基。
孙权继承父兄的基业后，遵循孙策临终遗命："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坐江东以观成败。孙权与曹、刘两个集团所处地位和基础条件大不相同。
曹操控制汉献帝之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资本。刘备则以“肺腹枝叶，宗子蕃翰”的身份，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名正言顺地与曹操争夺天下。孙权则只能以“匡济汉室”为名，发展自己的势力，这就给他独树一帜进而立国建号带来很大困难。另外，江东豪强大族尚未倾心归附，加以东吴内部还有潜在的心腹之患，即东部的山越人对孙权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迫使孙权不得不以相当的军事力量进行防范和征讨。
山越是秦汉时期南方越族的后裔，分布于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山谷之中。东汉末年以来，许多汉人因避乱逃入越族居住区，所以东吴时的山越实际上是越族与其杂居共处的汉人的泛称。山越在山地从事农牧业生产，与外界联系较少。
在东吴向南方发展势力的过程中，山越不断掀起反抗斗争，依阻山险，不纳赋税，并不时纠合起来出山掳掠。孙权屡次派兵征讨，多被山越击败。嘉禾三年（234），孙权命诸葛恪率兵进山围剿。诸葛恪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切断山越的经济来源，并且招劝抚慰，用了三年时间，终于使十余万山越人降服。
东吴对被征服的山越人重新进行安置，将部分青壮年男子编入军队，其他人则迁至平原地区，纳入郡县户籍或分赐给功臣及世家大族为佃户。山越人大批出山，为东吴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增强了军事力量，密切了山越与汉族人民的关系，逐步实现了民族间的融合，这对稳定政局和开发江南起了积极的作用。
孙权对魏、蜀采取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充分利用其双方始终处于敌对状态这一有利条件，对蜀汉既联合又争夺，对曹魏既对抗又妥协，以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原则，两手交替使用。赤壁之战时，孙权联合刘备共同破曹，从而保住了江东。赤壁战后，孙权又放弃吴蜀联盟，与曹操结好，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蜀汉，结果夺取了荆州，并取得夷陵大捷。
后来，为了缓和因荆州之争和夷陵之战所造成的与蜀汉间的深刻矛盾，孙权多次遣使入蜀，重修旧好，并与蜀汉订立盟约：“戮力一心，同讨魏贼”，“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吴蜀联盟的格局一直延续到蜀汉灭亡，它对东吴和蜀汉的国祚存续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内政上，孙权能够"举贤任能"，注意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启用豪强大族代表人物陆逊和顾雍，令其分居文武朝班之首，并使各级官吏“各尽其心"。他善于团结和延揽人才，对张昭、周瑜、鲁肃、诸葛瑾等有才干的文臣武将，皆委以重任，他们都倾心拥戴孙权，为东吴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权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张治国“施德缓刑，宽赋息调”。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孙权推行屯田制，规定屯田兵战时出征，平时从事农耕；设立屯田官管理民屯，在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带广泛屯田，收到很好的效果。
孙权还责令州郡牧守劝课农桑，奖励耕织。东吴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在句容（今江苏镇江西南）修筑破岗渎、赤山塘，在乌程（今浙江湖州南）建有青塘、皋塘、孙塘等，使大量农田获得灌溉之利。
由于江东自然条件优越，加之东汉末年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以及东吴政权采取的有力措施，使南方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垦田面积有所增加，粮食产量逐年提高。都城建业周围地区耕地相望，野无旷土，水稻每年能收获两季，亩产高达五六石。
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造船和青瓷制造业的成就最为突出。当时，侯官（今福建福州）、番禺（今广东广州）为造船基地，设置典船都尉管理造船事务，能够制造长达20丈的商船，大的战船分上下5层，可载3000人。造船业的发达，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加强了大陆与沿海岛屿的联系。
黄龙二年（230），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至夷洲（今台湾），这是文献中有关大陆与台湾交通的最早记录。
东吴与南海各地的海上来往和贸易也比前代有所发展。交州刺史派康泰、朱应出使南海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瓷器生产有长足发展，多年来考古发掘出的东吴时期的大量青瓷器，反映出这时瓷器的烧制技术水平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纺织、冶铁、煮盐等行业都比过去有所进步。
商业也有发展。建业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江南的商业都会。那里“水浮陆利”，“交贸相竟”，“财丰巨万”，相当繁荣。东吴与曹魏、蜀汉也常有互市往来，以珠宝、香料等换取蜀锦和中原地区的马匹。
孙权及其父兄在经营江东过程中，与北方南迁大族和南方土著大族经历了从对抗到合作的漫长岁月。孙策曾对持敌对态度的大族人物实行诛杀政策。史载，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不少名门大族遭到毁灭性打击。这种局面直到孙权主政后才逐渐调整。
对孙权来说，要稳定在江东的统治，必须寻求大族人物的支持，而江东大族在天下分裂大势基本确立之后，也希望缓和与孙氏政权的对抗，以保全并获得更多的权益。为此，孙权对大族采取优容政策，实行一些保障其政治、经济利益的措施。
在选任官吏方面，"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东吴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中的重要官职大部分被豪强大族所垄断。陆凯在给末帝孙皓的上疏中曾说：“先帝（孙权）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如陆氏一门前后出二相、五侯、十余将军，其他“公侯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
孙权还实行世袭领兵制和赐田复客制，允许军事将领合法拥有私家武装，占有大量土地和荫庇依附人口。陆逊有部曲5000人，他死后即由儿子陆抗继续统领。陆抗将部曲扩充到数万人，后由其五子分领。
孙权派吕蒙征讨皖城时，将所得人马全部归其所有，另外还赐给浔阳屯田客600人。吕蒙死后，又赐予300户为其守墓。潘璋死后，除赐给其家属田宅外，又得“复客”50户。这些私兵、赐户和佃客，成为豪强大族的私家人口，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这类特权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如周瑜、程普等人就曾受孙权“著令”：“其有人客，皆不得问”。
上述这些政策措施的推行，促使豪强大族的势力迅速发展，“故其（东吴）政治社会之势力全操于地方豪族之首"。史载：东吴的"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他们"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可见其势力之强横和财富之丰饶。
由于东吴政权与豪强大族的利益相一致，所以孙权在位时期统治集团内部比较团结。虽然后来随着豪强大族权势的扩张. 皇室与大族之间也有矛盾，不过他们的相互依存、相互合作是主要的。
孙权在称帝的前期，励精图治，“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但晚年却失去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他生性多疑，对文武臣僚常怀戒备，并且杀戮许多功臣，给东吴政权造成了潜伏的危机。孙权死后，其子孙亮、孙休统治时期，权臣相争、宗室相残的悲剧一再重演，这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政局的动荡不安。
东吴的末帝孙皓是一个荒淫残暴的君主，他举政错乱，拒谏饰非，肆意诛杀，大兴土木，横征厚敛，滥施刑罚，致使东吴"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
在内政出现严重危机的同时，东吴又放弃了与蜀汉联合抗曹的外交策略。当曹魏大举伐蜀时，孙休竟拒绝出兵救援，结果蜀国覆灭，东吴失去了屏障。天纪四年（280），西晋大军攻入建业，孙皓出降，吴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