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统一之后，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和减轻徭赋的经济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隋文帝在位的20年间，创造了繁荣富庶的“开皇之治”。《隋书》称，隋文帝“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
农业人口的激增和垦田面积的扩大，是隋朝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隋朝在“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实行之后，检括出大量的隐漏户口，同时社会生活安定，经济发展，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开始升高，因此政府掌握的户口大幅度增加。据《通典》记载，隋受周禅，得户360万，灭陈以后又得户50万，总计全国户数410余万。经过20多年的生息与检括，至大业二年（606），全国户数增到890余万。这一记载虽然不一定完全确切，但是也能够反映隋代人口大增的基本情况。
人口的增加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批劳动力，促进了土地的开垦，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据《通典》记载，隋朝统一全国之初，有耕地1900余万顷，到隋炀帝时增加到5500余万顷。这个数字虽然不一定确切，但是仍反映了垦田面积扩大这一事实。
与此同时，水利工程的修复和建设也开始进行。如蒲州（今山西永济）"引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寿州（今安徽寿县）治理芍陂，"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余顷，人赖其利"；怀州（今河南沁阳）修筑“利民渠”与“温润渠”，治理盐碱荒田，“以溉舄卤，民赖其利”；兖州（今属山东）兴建“薛公丰兖渠”，不仅排泄积水，使大片沼泽“尽为良田"，而且"通转运，利尽淮海"。
随着农业的发展，隋代仓储之丰盈，为后代史家所称颂。隋文帝时期已是"强宗富室，家道有余"，"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隋代粮仓分为官仓和义仓两种。官仓即国家粮仓。隋文帝即位不久，即于卫州（今河南汲县）置黎阳仓，于洛州（今河南洛阳市东）置河阳仓，于陕州（今河南陕县）置常平仓，于华州（今陕西华县）置广通仓，诸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
开皇五年（585）以后，关中连年大旱，隋文帝"命司农丞王亶，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可见，当时华州广通仓的贮藏量至少在300万石以上。
关陇、河洛以及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作为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积聚着大量的财富。开皇十二年（592），有司奏：“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乃"更辟左藏院以受之"。
到了隋文帝末年，天下储积更加丰厚，可供全国五六十年之用。隋炀帝时营建东都，于宫城东建含嘉仓、宫城内修子罗仓，其后又在洛阳附近建洛口仓和回洛仓。这些物资一直到唐代贞观年间还在使用，可见隋代仓储之丰实是前所未有的。
义仓又叫社仓，隋文帝开皇五年（585）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义仓就是按照政府法令设置的民间公共粮仓。每年秋季，各户按贫富分等级出粮四斗到一石，处于义仓，“以备凶年”，以备地方上赈灾自救。义仓设置以后，诸州储备大增，在隋代仓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手工业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隋朝的纺织业、造船业以及制瓷业等都取得显著成就。纺织业相当发达。河北、山东历来是纺织业的中心，所产的绫、绢等丝织品质地精良。四川的织锦业仍保持着全国先进水平，蜀都（成都）一带，“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其他地区如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一年蚕四五熟，其民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达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
造船水平的提高引人注目。杨素在永安督造的五牙大战船和黄龙战船，隋炀帝巡幸江都时所造的龙舟，船体高大，制作精良，极尽巧思。如五牙大战船，可容战士800人，船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左右前后设置六个拍竿，可在近距离作战时拍击敌人。
又如隋炀帝游江都时所乘的龙舟，高45尺，阔50尺，长200尺，船上有4层楼，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个房间。这些船"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制造技术高超。
制瓷业发展更为显著，白瓷和青瓷的烧造技术都有了突出的进步。西安的隋朝李静训墓和姬戚墓中，都发现了精美的白瓷器皿。如鸡首壶、双龙把手瓶和双耳扁壶等，不仅质地坚硬，色泽晶莹，而且造型生动别致。
青瓷的生产也有进一步的提高，在河南巩县和河北磁县都发现了隋代的青瓷窑址。另如安阳的隋张盛墓和卜仁墓中发现的青瓷，在硬度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代。值得注意的是，在李静训墓中还发现了碧色玻璃瓶。这一发现，印证了《隋书·何稠传》中有关用绿瓷制成玻璃的记载。
由于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日益增多，长安和洛阳的官手工业作坊，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政府也采取措施，对手工业者进行集中安置、统一管理。隋炀帝营建东都，大业三年（607），河北诸郡工艺户3000余家被迁到洛阳，安置于东都洛阳建阳门东道北临洛水一带居住，专为政府从事手工业生产。
在政治统一、市场扩大的条件下，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开皇元年（581），隋朝统一货币，铸新的五铢钱，解决了周期以来货币名品甚众、轻重不等的问题，便利商品流通。
大运河开凿之后，商旅往来便利，对于商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长安和洛阳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和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
长安有都会和利人二市，为国内外商旅荟萃之所。洛阳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市中商贾云集，规模很大。如通远市，“其内郡国舟船、舶鲈万计”；又如丰都市有120 行，3000余肆，市的四壁有邸店400余，"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此外，四川的蜀郡、江南的宣城、毗陵（今江苏常州）、吴郡、会稽、余杭、东阳（今浙江金华）、丹阳等地，以及南海、豫章、荆州、蔡州、岐州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城市。
如丹阳郡，"小人率多商贩"，"市廛列肆，埒于二京"。蜀郡（今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南海则"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江都（今江苏扬州）和京口（今江苏镇江）夹江对峙，为大运河与长江会合点，商业也很繁荣。隋朝政府在国内城市设置市署，在沿边对外贸易地区设置互市监等机构，管理国内外贸易。
为了加强对南方地区的控制，沟通南北交通，尤其是为了转运东南财富，隋时开始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这项工程开始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当时，征调大批民工，引渭水从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东达渲关，长300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关中物资。
开皇七年（587），又沿着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所开凿的邗沟旧道，打通了南起江都、北至山阳（今江苏淮安）的河道，名曰山阳渎。隋炀帝即位以后，从大业元年（605）开始，又用了6年时间，修凿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
大运河的工程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一带百万民工，开凿通济渠，由洛阳通到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民夫十余万，疏通、扩凿山阳渎，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引淮水到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入长江。
渠广40步，渠旁修筑御道，栽种柳树。大业四年（608），征发河北民工100余万，开凿永济渠。主要利用沁水河道，南通黄河，北至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610），在长江以南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
大运河的开凿，贯穿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六省区，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全长4800余里，是当时各族人民智慧、才能和辛勤劳动的结晶，是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
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形成了西通关中，北抵华北，南达太湖流域的广大通航范围，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运河是隋代国家统一的产物，它适应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巩固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