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老子为诸子所宗，中国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兼朝廷智库的“稷下学宫”延续150年，汇聚了包括后来的儒家、法家、墨家等各国学士，成了百家争鸣的策源地，他们在此从事教学和“不治而议论”的顾问之职，而稷下学宫的教学主导正是黄老之学。

此后，西汉、魏晋南北朝，唐代，道家思想从没离开过政治舞台，即使是“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之后，其实质也是“阳儒而内道法”简称“外儒内法”，北宋实行的也是“无为下的德治”，以国家名义颁行的儒家经典诠释，也是以“无为思想”解读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而宋代理学，终其全程都是对道家思想的“扬弃”，对于道家思想，能化的就化，不能化的则批之，比如宋初三先生石介批判说：“有老子生焉，然后仁义废而礼乐坏。”

苏辙虽然终其一生都在修改他的《老子解》，“以为圣人之言，非一读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说为定”。

但在解读“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时说：学老子容易乱天下，学孔子不会犯大错。为什么呢？

“因老子之言以达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无所从入。二圣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矣。”

苏辙认为：老子大道一旦被人明了，就容易成为祸乱之源。而孔子没有直接论道，想知道也无从下手，因此不会犯大错。所以他认为两位圣人都有厚此薄彼的一面。

宋濂、湛若水是元明时期辟老名家，宋濂说：祸乱源于老氏，最终导致衣冠南渡。

他在《诸子辩·老子》中说：老子之学灭圣绝贤，致使文人士大夫“有‘虚玄长而晋室乱’之言。老子立言之时，哪里会想到自己的言论，会导致后世‘其祸若斯之惨也。呜呼！’”

宋濂的“虚玄长而晋室乱”引自隋朝大儒王通的《文中子》。该书是仿孔子门徒作《论语》而成。王通的整句话是：“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

王通虽是经学家，但他并不排斥道家，著名的“三教可一”就是他的主张。

王通说晋王朝的祸乱不是老子庄子的罪过，这就像“《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是一样的道理。王通说的很清楚：晋朝之乱与老庄无关。

所以宋濂不是引用王通的观点，而是另立新说，对此，就连编辑《古史辨》的顾颉刚都说：宋濂对老庄的成见太深，“他简直是董仲舒请罢百家的口气”，他恨不得庄子受孟子的教诲，恨不得葛洪改学六艺。

他认为这是很浅陋而迂腐的，是“学术界里公同（原文如此）的羞耻（顾颉刚《诸子辨·宋濂》）”

历代“辟老”者，因为各取所需，观点也就大相径庭，即使是对同一句话，可能也是各有臧否。

在老子的道论体系中，“道、德、仁、义、礼”是渐次下滑的，老子认为从“道治”下滑到了最末的“礼治”，是“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整个社会的忠信已经日益衰薄，动乱于此产生。

辟老名家多数不能接受老子这一说法，比如与王阳明并称“王湛之学”的大儒湛若水所著“老子注”，逐章逐句地批驳，他对老子这一思想批驳道：

“礼即理也，即道也……今曰礼为忠信之薄，已不识道矣。老子书既薄礼，则后人所称孔子问礼于老聃者为妄矣（甘泉先生续编大全）。”

他不能容忍老子“批礼”，并且认为孔子问礼于老子是荒诞不经的。

“辟老”名家朱熹不予赞成，他说：“他曾为柱下史，故礼自是理会得，所以与孔子说得如此好……《礼运》中‘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语，便自有这个意思（《朱子语类·老氏》）。”

朱熹认为老子批礼是有依据的，孔子问礼于老子也是事实，并且“与孔子说得如此好”，还以张载的观点为证。

东汉魏晋南北朝，直至两宋之前，是玄学大兴和持续时期，也是儒佛道三教争衡碰撞的思想动荡时期，传统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儒家思想本身经过两汉“经学”的长期繁琐解读，陈旧和僵化现象严重。

但无论是辟老，还是挺老，两宋学者们都试图把两位圣人的学术理论归于易道，比如“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就说老子得易之体即“天学”，儒家得易之用即“人学”。他是想通过儒道互补的办法来沟通天人关系。

朱熹同样不赞成，他说邵康节此说“非也”，儒道各有体用，岂能分而论之。比如老子的体用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权诈就是老子的“体用”：老子之学“计策不须多，只消两三次如此，高祖之业成矣”，“汉文帝曹参，便是用老氏之效……老氏之学最忍（心最狠），张子房皆老氏之学。”

朱熹虽说道、儒各有体用，却把“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曲解为阴谋权诈之术。

老子本是对实情的描述：正在收敛的此前必定张扬过；正在衰弱的此前必定强盛过；将要离去的，此前必定相从过；将要拿走的，之前必定给过——正在凋零的花朵谁不知道它之前一定是盛开的？这跟阴谋学有何关系？

然而人们总是喜欢自己所喜欢的，宁愿接受韩非子《喻老》的权谋之说，按照“想要如何，必须姑且先如何”的思路来理解。百度一下，果然流毒甚深，500多万条解读，清一色的权谋思路。

老子是“将要如何，之前必定如何”，世人理解为“想要如何，就先要如何”

事实是：圣人“我愚人之心也”，是“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是“弗为而成”，哪里是耍阴谋诡计的“有为”？他只是借自然现象来揭示事物的“微明”道理，绝不会教侯王搞阴谋权诈之术。

玄学不等于老庄之学，不能因为《老子》《庄子》和《周易》被称为“三玄”，就认为老子庄子就是谈玄说虚的。

事实上，谈玄说虚的是经学家，准确地说玄学是两汉经学家发起的寻找精神家园的学术思潮！

玄学的出现是中国学术的必然，两大原因催生了玄学，一是东汉党锢之祸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使他们对仕途丧失信心，因为一旦受牵连，终生不得为宦。二是经学的繁琐且没有意义的考据，让知识分子对经学产生厌倦。

为了应对朝不保夕的政 治迫害，他们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在与“政 治”无关的清谈上，因此他们解读的老庄，有一避开了政治因素，全是养生治身之谈，长此以往形成“清谈者流”。

从促进中国学术这个积极意义上而言，玄学是儒家对僵化了的汉代经学进行的一次修正与完善，他们提出“名教即自然”，其意就在于“以自然之生机, 变教条为适时”，通过扩展儒学的本体论内容，弥补传统儒学的先天不足。

因此玄学800年的沉浮，背后的推手先是儒学精英，南北朝时期，佛教后来居上，道教也大显身手，儒教渐渐退居其后。

因此，准确地说，玄学是以儒解老，以佛解老，三教磨合发展的一种清谈文化。

传统儒学经历了荀子、董仲舒的两次“天道观”改造，又经过800年玄风洗礼，加上600年理学的深远影响，所以，战国以来，尤其是董仲舒谶纬学和魏晋玄学以来，注解《道德经》的，不带“玄味”和“道德神学”色彩的，鲜矣！

所以，还原老子思想，必去“玄”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