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同源于“易道”，故有“大道之源”“群经之首”之说，因此，也就认为《道德经》是对《周易》的诠释和发展，读懂了《周易》，《道德经》便迎刃而解。

这话乍听有理，实则大谬。

首先，“大道之源，群经之首”与《道德经》无关。“易学”是西汉末形成的学术概念，而且仅限于儒家诸经的“排序”上。说“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是北宋的程颐。而这些排序与说法，都是特指儒家经典而言的，当然没有《道德经》的事。

其次，《周易》与《道德经》是两套思想系统，周易本经原本就是算卦之书，真正赋予《周易》天道思想的是战国时期的《易传》和王弼扫象后的“以老解易”。

就是说，两汉时期的“易学”侧重于“象数之学”，比如京房易学就是将天干地支与八卦结合，使得占卜更加系统化和程式化。

王弼“以老解易”带来的易学革命。汉代象数学的程式化操作，也因此把易学变得纷繁与思想固化，魏晋时期，终于引发了易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王弼扫象。

所谓“扫象”，就是不拘泥于“象数”，而是探究易学的义理。因为在魏晋时期的易学家看来，“义理”才是根本，象数只是理解义理的工具。

王弼用老子思想来诠释“周易之理”，开辟了“义理学派”之先河。

王弼扫象是对两汉象数易学的一次革命，带来了易学发展的新契机。从此，“象数学派”与“义理学派”之间逐渐形成了相反相成的互动格局，促进了易学的繁荣。

所以，认为《道德经》是对《周易》的诠释和发展，是本末倒置的。

按照世俗文化的说法，《易经》包括夏代的《连山易》、商代的《归藏易》和周代的《周易》。

把“归藏易”、“连山易”称“书”的，却是最反对谶纬之学的东汉易学家桓谭，他认为谶纬预言之说“虽有时合”，但只是一种偶然性，不足为信。

因为两汉，尤其是东汉时期，谶纬神学几乎相当于“国学”。

桓谭不仅承认有“三易”，并且在《新论正经》中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

然而在他之前的《周礼·春官·太卜》却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在此之前的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提到《周礼》一书，这是学界所公认的。

就是说，关于“三易”的说法也有可能就产生于战国到秦汉之间。

但无论是辟老派还是挺老派，两宋学者都试图把两位圣人的学术归于易道，比如“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就说老子得易之体即“天学”，儒家得易之用即“人学”，他们想通过儒道互补来沟通天人关系。

由此可见，把《易经》提高到“源头”地位的，是两汉和两宋的学者们。这两个时期的学术努力，不足以证明《道德经》源于《易经》。

何谓“前识”？老子在38章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

他把“礼”与“前识”两者并列否定，强调前者是“乱之首”，后者是“愚之首”。

那么，什么是“前识”？它跟《周易》有什么关系呢？

韩非子对“前识”做了具体解释：“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就是说：事前的妄测妄断叫做前识。

韩非子感慨道：这有什么好揣度的？装模作样，一番劳心费神的揣度，跟“五尺之愚童子”有何异哉？他结论说“华焉殆矣”，这种华而不实的揣度，危害太大了！

汉代以后的《老子》注家，都把“前识理解为”竭心尽智的揣度那些或肤浅或模棱两可的事情。

司马光说：“世有亿度屡中者，人或谓之智……未免于愚也。”万万次中的一次准确占卜，世人或以为大智慧，实则似是而非，欺世盗名而已。

所以，老子所谓“前识”，是指似是而非的预测所知，这种预测而知的道理，要么是尽人皆知的简单趋势，要么是毫无根据却能唬人的所谓神秘莫测的“卜 占之明”，都是自欺欺人的细枝末节，信或者不信，都无济于事。

文献中的“前识者”。《史记·郑世家》记载了一场大火：郑火，公欲禳之。子产曰：“不如修德。”司马迁还记载了同一年的“宋火”、“卫火”、“宋火”。

有人预测到了这场大火，据《春秋传》载：冬，有彗星出现在北极星旁，光芒西达银河。鲁国的申须说：彗星预示着凶吉，诸侯将有火灾。他的同僚，另一位易学大师梓慎说：这次火灾分别对应着宋国、卫国、陈国、郑国。

而在郑国，星相学大师裨灶也预测到了这场大火，他建议郑国执政子产说：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将会同一天发生火灾，用驩斝玉瓒祭祀，可避此灾。裨灶再三劝，子产终不理。

子产说：兴师动众搞祈祷，企图消灾除殃，不如修德。

世宗所研究员徐梵澄先生认为，“前识者”属于用鬼神、时日、卜巫疑众害民之类，印度至今仍盛行。而老子是精神哲学这“一系”的鼻祖，他对此类是不屑的。

他认为，巫者、日者百得其一、二，就已经可以惊世骇俗得了，程颐、邵雍都是易学大师，但二程“占理不占数”，“程子并邵子之术数亦非之”。

王阳明开始信，“知其偶然得之而不可求，旋亦决然弃去”。他感慨道：“终日营营，迷不知返。皆若宋人之守株待兔也，愚哉！”

所以，作为自然主义思想家的老子，对于春秋时期尚处卜筮阶段的“易”，应该是像徐梵澄说的那样“不屑”。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最早怀疑司马迁说法的是欧阳修，他认为《易传》自相矛盾、乖戾混杂。

如今，《易传》不是孔子所作已成定论；但不少学者认为，《易传》乃道家系统之作。

孔子提到“易”或“天道”的话题，其实就掩藏在子贡与孔子的对话里，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不语乱力怪神”，“不言性与天道”，而《易传》的作者们讨论的却全是“性与天道”。

帛书《要》里，子贡问：先生从前教导我们：“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辞之繁。”您说无德求神，无能求占。我们深信不疑。而现在您晚年喜欢“读易”，不知何故。

孔子回答说：君子言以矩方也。前羊而至者……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

孔子大概是说：君子要把古人遗言当做规矩来端正自己，以便于对不祥之事加以考察。而考察祥瑞征兆的关键，在于知晓辞义。

而且，《周易》有很多古代圣贤的遗言。所以，我看《周易》并非在乎占筮上的应用，只是喜欢它的言辞而已。

子贡又问：先生说过守道而行仁义，没有疑惑，不用卜筮。现在“夫子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奇于人也，而可乎?”这标新立异的做法，是邪僻不正的，这怎么能行呢?

孔子说：我是为了探明卦象的徳义，你子赣现在质疑我，可能后人也会因此质疑我孔丘，也都因为我读了《易》。

由此可知：孔子晚年喜易，只是因为看中了“古之遗言焉”，即那里面有“德义”；孔子在晚年“喜易”之前，是一直主张“无德者近神，无智者近占”，是不主张弟子们接触《周易》的。

同时，孔子预感到了后人会因他晚年喜易而误会他，因为这违背了他一贯的主张。

后来的记载，多是后世托古之说和附会之作，最初都出自“纬书”，所谓“谶”，是假托天意圣教而言符箓之应，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种宗教行为，“儒教”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

综上所述，孔子“晚年喜《易》”，唯求其德义，又恐后人误解他，故不着一墨；而老子将“无缘而妄意度”的猜度定位为“前识”，其后果必将导致愚昧而不屑一顾，故置之不理。